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
来源：《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 作者：姜亮夫
龚先生讳道耕，字向农，一字君迪，一字悲盦，晚号蛛隐，以病耳重听又自号*翁。其先浙江会稽人，先世宦游蜀，遂家焉，因著籍成都。祖玉彬以军功擢知府，父维翰署理番厅教谕，创学兴教为先生一生教授之基。先生生而夙慧，3岁能诵诗，出语辄惊长老。年13补县秀士，14而群经诸子皆卒业，兼通乙部，尝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因是汉宋明清之学统系益精习。年17中光绪癸巳(1893)副贡，26，中壬寅(1902)乡试，例授内阁中书。先生不乐郎潜，以家多藏书，有园池之胜，思以著述自适。归而奋力于学。自六经、苍、雅、诸子、乙部、古今典制、当代轶闻，靡不综贯穿穴，年未30成书数十种。亲党宿儒罔不踵门质难。由是三蜀士夫咸知成都有龚君矣。是时清政不纲，学士多思更张，南海康长素隐依井研廖平之说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两书，大扇庄存与、刘申受、宋翔凤、龚自珍、魏源之说以取卿相，天下壮之。蜀士之轻倢者悉尊之，其奇诡狂肆之说，为纯儒所不取。先生虽与廖君同郡国，且亦习今文，然不相唱和。汉儒今古之争，初不过文字古今之异，寖假而义理制度皆异，盖自董仲舒以公羊取富贵，《春秋繁露》所论古说多狃为神怪之说。清儒袭仲舒故习，以公羊为大纛，实则今古学家治学之方术早有不同。故先生论汉儒今古治学之异曰：
汉儒今古学家其不同者五：丁宽说《易》，惟举大义，申公传《诗》，疑者则阙，今文家大率如此。古文晚出，字多奇异。欲明义理，必言训诂，故杜、郑、谢、卫、贾、服说经之作皆以“训诂”、“解诂”、“解谊”题名，郑玄之于杜郑亦以“发疑”、“正读”赞之。是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一也。后书儒林传所载经生，帷任安兼通数经，景鸾兼治“齐诗”、“施易”，余皆以一经著称；古文则贾、马、许、荀皆并通五经，其余通一二经者尤指不胜屈，是今文多专经，古文多兼经二也。今文家讲明师法不尚著述，范书所载如牟长（作《尚书牟氏章句》）、伏恭（简损《尚书章句》十二万言）、薛汉（《韩诗章句》）、张匡（《韩诗章句》）仅定章句、洼丹（作《易通论》七节）、景鸾（作《诗解易诂》）、赵晔（作《诗细》）、杜抚（作《诗题约义通》）略有著书，古文则郑、贾、马、荀遍注群经，其余注一二经者尤众，是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今文如孙期（治《京氏易》、《古文尚书》）、张驯（治《公羊春秋》兼《左氏》），兼治古学者甚*。古文则郑兴（先治《公羊春秋》）、尹敏（先治欧阳《尚书》，后治《古文尚书》及左氏《谷梁》之学）、贾达（初以大夏侯《尚书》教授）、皆先治今文后治古学，明章以后兼通今古者尤众，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范书载古今文学家三十余人，大率治经之外，无所表见。古文家则桓（谭作《新论》十六篇）、卫（宏作《汉旧仪》、《古文官书》）、卢（作《续汉书》）、许（慎作《说文解字》、《淮南子注》）撰著博通，张（衡）、马（融）、崔（瑷）、蔡（邕）尤工词赋（服虔传云，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十余篇，是虔亦文士，特其文不传耳），是今文多朴学之儒，古文多渊雅之士五也。观其同异所在，而东汉以后，今蹶古兴之故可思矣。
其评骘今古之义最为诚质，而所校论，但以事实，不作褒贬，不言优劣，则今文无通才而古文多鸿儒，此虽古今之殊异，而学术升降之契，固章然甚明。以精沉之思，为邃密之析，折中至当，众喙当息矣。不仅此也，历世儒经是非更有汉宋之争，盖自宋以后又为经学中—大争点，自朱熹定四子书为诗书仪礼之注，蔚成功令之专业，苟趋简易，国家以是锢士子，士子亦以是取富贵，亦与西汉今文同科，士大夫习然不明不敢议。先生乃于经学通旨中发之，门户之见日深，是非之议大淆。是非不定，优劣莫准，古所谓去伪存真，为治学之第一义，故先生晚岁为《礼记义疏》，其发凡有云：“破汉宋门户之成见，合义理考据为一家，庶于经义或有所当”。此固先生综理汉宋经旨之所在，亦先生治学机衡之真髓。其论宋元明学术变迁之趣有云：
宋元明经学之弊，厥有空谈义理，昧于典制，其弊则陋；动称错筒，率意刊定，其弊则妄；附会六经，自抒己意，其弊则杂；疑注不已，至于疑经，其弊则悍；昌言心性，流入狂禅，其弊则诞；宁道周孔误，讳言程朱非，其弊则固。
陋、妄、杂、悍、诞、固之讥，无一字不深透而平实，起宋儒而询之，想亦无词以释。然先生亦高价论宋学，斯其浸润者深，非徒以为一时快意之说也。余在抗战中，侍先生于某次曲会，讯之，谓“悍、诞、固”三字最刻。先生悯然曰：“非以此自壮，特为来学计也。”余闻之，初似怨苦，继则深喜其深厚矣。且先生于宋学之长亦言之切直不稍掩，其言曰：
疑古文《尚书》之伪，实始于朱子（阎若璩编《朱子古文书疑》一卷），其门人黄干，杨复皆精研礼学，著述卓然可传。宋季王应麟，黄震皆深于经术，及其他宋元明说经之书，亦复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是在学者博观而慎取之也。
虽寥寥数语，而事理两足，评宋儒得失，俱见周洽。
高密郑玄，字康成，汉儒之综今古择善而从者也。然为古文之学者，必娴习声韵、训诂、典章制度，非空言所能立。声韵、文字为汉语言之根本所在，此义至今而益明。先秦正名为一切学入之所共习，宗派虽有不同，而其为众学遮拨异义，取胜当时之所资，即在人世，凡稍涉书史，莫不重之。然其事至繁琐，又不得肆意掐弹，为典章制度者，本于事实理论，亦不得以空言私臆，故古文家多博雅之士也。今所见郑氏《周礼》、《仪礼》二注，及《毛传笺》，其功力之精勤，实在郑众、马融、许慎之上。先生三十以前所成书，即以苍、雅、诂训、六经故言、典制义理无不精贯穿穴，博雅近郑氏，而洼璋特达，亦似郑君。秉懿相迹，途术相会，学有独得。三百年来，述郑君年历者数家，而先生所撰年谱，精洁纲维，要义可明，不漫不枝，无遗无复，大过诸贤。（郑君年谱，余所见者十余家，黄爽《高密遗书》前所附为上，然详而无剪裁，或略而苦寂无义趣，惟先生所谱详简适当，评骘精慎。）郑君深于古文献，两礼注、诗笺，皆综贯百代史实典制，抉择如良工，断谳如良吏，超逾汉师。先生学津大体近之，故非空立葳蕤为取誉一时，因自号曰“希郑”。凡郑君遗文之可考者，先生皆一一为之疏通证明，且郑君说礼有与其业师马融说违异者（如论斩衰，马君专以指天子诸侯一国之君者，郑君则以天子、诸侯、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最为融会经旨），皆为一二指出。故校郑之所注不尽以同，而郑君发正旧读，皆指融说。先生搜讨，求真求是，则希郑不为阿郑也。说经者旨在义理，而昭析义理，则以其操术之正、变、得、失、诚、妄为准，先生《孝经郑氏注非小同辨作》云：
《孝经》郑氏注序，为康成之孙作，始于梁载言《十道志》，谓注为康成作，始于乐史《太平寰宇记》，实指为郑小同作始于王应麟所引《国史志》，说经家多信之，然未足据也。案《十遭志》云：《后汉书》曰，郑玄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孝经注》，郑氏所作。其序曰：仆避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先生于郑注《孝经》叙录中有之。尝考康成为袁隗。袁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在灵帝中平五年，其寓居徐州在献帝初平二年[自注，并见郑珍所编年谱]，盖免父丧方逾年，故序有念昔先人之语，意谓甫除父丧永怀孝道因以余暇注《孝经》也，自误解此语，而臆说纷起矣。）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胤孙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太平御览》四十二引原书石语证之，原知是《十道志》文）。寻梁氏此言，非谓注为郑胤孙作，但据序中念昔先人一语，疑序为郑胤孙之词耳。然如其说，先人指康成，仆者胤孙自谓，则避难徐州者，乃胤孙而非康成，何以又引《后汉书》为康成常客徐州之证?且实之以注经石室，是以序为郑胤孙作，已矛盾不可通。刘肃《大唐新语》引梁氏说，而云刘子玄所证有征，则误读《十道志》，并疑注亦胤孙作，乐史《太平寰宇记》因之，于费县南城山下，宜录《十道志》，而改末句作俗云是康成胤孙注《孝经》处，凭臆增窜，尤不足以传信矣。《国史志》沿袭谬说，求之史传，见康成有孙小同，以通经著称，遂以小同实之。似是而非，颇足惑听。验其乖戾，盏有八焉。康成因黄巾之难，避地徐州，史有明文，故序有避难南城之语。小同生于建安元年，年逾三十，华歆表荐，当在魏明帝初年。至高贵乡公母为司马昭鸩死，是小同自魏明以后，即为朝官，前此二十余年，检寻史传，青徐并无乱事。无难可避，其验一也。《礼记·郊特牲·正义》引《圣证论》王肃难郑玄云：《孝经注》云，社后土，谓句龙为后土。郑既云社后土，财句龙也，是郑自相违反。然则王肃讥短康成，已引《孝经注》，若注为小同作，肃与同时，何以愦愦若此，其验二也。马昭号通郑学，驳难《圣证》余力不遗，使王肃误以小同之注为康成，既当疏通证明，抵其罅隙，乃马说具在，都无一言，其验三也。小同名祖之孙，仕魏贵显，又通经术，非阒尔无闻之人。使《孝经》果小同注，自荀< 上边“曰”下边“助”这个字>以下著录家，何以茫然不辨，其验四也。《隋书·经籍志》梁有《礼义》四卷，魏侍中郑小同撰，亡。《唐志》《礼记义》四卷，魏郑小同撰，小同自有著述，流传后世，著录之家不应，于《礼记义》则知为小同之书，于《孝经注》则忘为何人之作，其验五也。《中经簿》称郑氏解，陆澄云《孝经注》题为郑玄，《释文》标称郑氏，是自晋及唐之本，无有题郑小同者，其验六也。徐彦孔颖达、贾公彦皆经学专家，其为诸经之疏，引及《孝经注》，皆无一言疑为小同，其验七也。陆澄、陆德明、刘知几、司马贞皆博极群书之人，设《孝经注》为小同作，不应懵懵莫考，而作无谓之疑辨，其验八也。
所列八证，自文理不顺，时事不协，著录不见小同之说，征引自晋至唐宋诸经师，皆非谬说，且明指其误读古人书，辨解清晰，文理密察，其有助郑氏为何如，视他家年谱，徒知征录而无术以证其实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其余如论阎若璩从祀诸儒之失，《丧服经传五家注叙》、《妇为舅姑服三年辨》等文之精湛博辨，《孔子生卒年月日说》、《孟子弟子目录》等之精细钩’稽，凡余所得见者，置之三百年来诸儒书中，精慎无与比伦（先生著述之富，依徐君仁甫所考已近70种，视康成亦不多让。康成所为书王昶春融堂列7种，黄奭又补10种，其中谶纬缀述恐多后人附益之作，而先生为纯儒矣）。晚岁为《小戴记义疏》，虽未具，而发凡起例巳足见先生治学之旨要矣。治学务博，故撰著自经史诸子及裨官小说，无不搜讨而折衷之（徐君所列目计经部19种，史部21种，子部24种，集部4种，皆先生所自作之诗文集也），比之清儒，则戴震、钱大昕之流亚也。郑君为处逸大儒，先生于学为大儒，于行为大师，则两肩道义，经师人师，为完人矣哉。郑君终始为逸儒高士，累征不就，此亦儒者处乱世之一端。先生生清季昏乱之世，而士大夫群起奔走救国救民之风炽盛，先生始终以儒师为职志，牖启民愚，成就多材，贞壮为世所罕见，毁家以救上痒之厄（成都师范大学负债，辄以私财偿之，两出席全国教育会议访马相伯问罗店语义等皆是），而非专固自私，则亦儒者传习所事，醇雅为当时学人之所不及（清季立选科师范，民国以后长省立第一师范、眉山县立中学、成都县中学、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师范大学，其后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又两次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多所建议)。则学识人品，俯仰不愧其所业，门子弟与时人皆奉为大儒、纯儒。则浮夸以取富贵者，岂能望其项背哉！博闻强记，所读书终生不忘，论文不喜桐城义法，而主衔华佩实，其为俪语不失齐梁榘矱。自年17排日为记，志三省其得失，至没不缀。生清光绪二年甲子，卒民国30年12月，年66。
先生貌丰腴。汪汪大德，与人无忤，对人无长幼皆姁姁如父母，故亲友门下无不昵近之者。而持道则坚固不为苟同，虽郑君亦指其瑕。事继母至孝，同怀兄弟幼妹，终身无厉色，亦不问家事。饮食有度，晚年毁产而饮酒不辍，开朗不为崖岸。成都市容广侈，访友尝步行十余里不以为远。不入权贵之门。民国以来，蜀中军人跋扈，先生与华阳林先生山腴，虽悍将骄卒不敢无礼，非大德不足以服暴也。昆季4人皆有经院气习，此先生儒素之教也。妹1人（弱妹有联述家庭为挽，禺禺之象最真切，而情辞令人读之欲泪，则先生教妹之方亦可知矣。其联云：“抚我如父，导我如师，数十年骨肉情亲，那堪老景多艰，长恒悲怀怜弱妹；学之不厌，教之不倦，只一夕膏盲病剧，讵料尘缘尽了，空余伤泪哭阿兄”）。生子四：与立、与权、与群、与彦；女二：若惠、若雄。与群、若惠、若雄早卒，余皆博雅有父风焉。赞曰：余在先生门下日短，及与南北大儒奉手，而后乃渐知先生纯雅方正之学行。叹侍坐之不久，民国27年拜见时乃亲情至切，会有同期，命余夫妇入座，歌《牡丹亭·游园》，先生乐曰：孔子三日不去乐，今所传昆曲，尚得安和平正之义。因知先生虽宴乐亦在礼义之域，呜呼，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