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只为你动情——巴金·萧珊

1936年8月的一个上午，位于上海南京东路719号，有沪上粤菜之冠美称的新雅粤菜馆里，来了一位穿西装，戴眼镜的青年男子，他要了一个二楼正对楼梯的雅间，向侍者要了一壶茶，然后落座，安静地等待着，他在等待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孩子。这位青年人就是作家巴金。

巴金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宦之家，原名李尧棠，李家在当时的成都被称为“北门首富”。19岁时，巴金考入了上海南洋中学，1925年的夏天，中学毕业后的巴金，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因检查出肺病，不得不回到上海养病。1927年，巴金自费去法国留学，第二年，因家里破产，便终止学业回国。1933年5月，巴金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巴金的作品正好投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理，读者的来信纷纷而来。在这些青年读者的来信中，有一位女孩子的信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信中言词不多，落款总是署名“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一次，巴金又收到了这位女孩写给他的信，当他抽出信纸的时候，一张少女的照片从信封里滑落。照片的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这位少女就是日后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在这封信中，他提出希望能够和巴金见面。

关于两人的故事，《收获》杂志编辑彭新琪曾经在巴金生前进行过采访，巴金对她详细地讲述了两人的感情经历。

彭新琪回忆道：“1992年 5月15号上午，我到（巴金）他家去了，我就问他萧珊写的信多长。他说她写得很短，但是有两点我印象很深，一个她的字很特别；第二呢，她的落款就是说，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两点很特别。”

虽然巴金对读者们热情的来信总是认真地给予回复，但却很少与他们见面，而这一次，他却答应与这位女孩见面，地点约在了南京东路上的新雅粤菜馆。新雅粤菜馆是旧上海第一流的粤菜馆。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周信芳等名人都是这里的常客。这一天，来到新雅粤菜馆后的巴金，安静地喝着茶，等待着女孩的出现。

没过多久，那个有着一双明亮眼睛，梳着学生头的女孩出现了。女孩一眼就认出了巴金，落座后，她介绍说，自己叫陈蕴珍，是上海爱国女子中学的学生。

陈蕴珍191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商贾之家，后来人们只记住了她的笔名——萧珊。她这次约巴金见面的目的，是希望巴金能给她一些人生的指点。因为不久前，她刚刚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她与一些进步文化人士来往密切。

彭新琪回忆说：“萧珊是快人快语的，很爽气的。萧珊有进步思想，就很想我要离开家我要到社会上来工作。这个时候巴金就劝她，他说我刚刚在回答了一些青年读者的信，劝她年轻人不要跑在社会上。因为社会上很复杂，你还适应不了，你现在要有读书的权利。”

这一次的谈话持续到中午时分才结束，吃完午饭，两人便离开了新雅粤菜馆。第一次的见面，巴金的沉稳给萧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的巴金已经出版了《灭亡》，《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激流三部曲》中的《家》，奠定了巴金中国文学巨匠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巴金还担任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

上海是当时中国文化业和印刷出版业的中心，有影响的文人和出版社都集中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于1935年5月，一开始它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出版社，到第二年，由于作家、译者阵容强大，作品质量优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迅速成为当时上海的优秀出版社之一。

在上海的出版行业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最为著名，这三家的出版量占到了当时全国出版业总量的60％。

1936年的秋天，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福州路开设了营业部，巴金主编的《文化丛刊》出到了第三辑，出版社的业务迅速发展。

在这期间，萧珊依旧频繁地给巴金去信，她让巴金注意保养身体，关心巴金的生活和创作。 对于萧珊的关心，巴金在回信中写到：我奇怪你这小孩子怎么能够想得这么周到？（《家书》李小林）萧珊的频繁来信，让巴金开始体会到了一种来自女性的体贴与关爱。每次给萧珊回信，巴金都亲切的称她为“我的小友”。

彭新琪回忆道：“巴金离开成都老家是1923年，19岁就离开了，一个人在上海。后来又到法国，又到日本，在外头飘流了很久，都是一个单身，没有一个女性的一种关怀。可是萧珊呢，他就是一种女性的，女孩子的温存，对他非常关心，非常好。”

萧珊与巴金相识后，除了时常通信，萧珊还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巴金当面的教诲。巴金在回信中告诉了萧珊自己的住处，只要有时间，萧珊可以随时去见他。于是，萧珊经常去巴金的家中看望他。

巴金比萧珊大13岁，对于萧珊的这种关心，巴金曾在一封回信中写到：“我认识了几个像你这样的可爱的孩子，你们给了我一些安慰和鼓舞。”

1937年8月13日，凇沪抗战爆发，萧珊参加了青年救亡团，并在伤兵医院当护士。巴金赞赏萧珊的自信、朝气与热情，他在长篇小说《火》中，以萧珊为原形塑造了冯文淑，这个在战火中得到洗礼的少女的形象。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上海进入了孤岛时期。这时候，原本非常发达的印刷出版业一落千丈，业务急剧萎缩，不少出版社开始向内地转移。

而随着许多出版社的内迁，一些杂志相继停刊，这时候，巴金他们决定联合出版一个战时小型刊物，《呐喊》周刊，茅盾任主编，巴金是该周刊的发行人。《呐喊》开创了抗日文艺新局面，但刚出两期，便被租界巡捕房查禁，被迫停刊，《呐喊》周刊随后更名为《烽火》继续出版，茅盾离开上海后，巴金接替了他的工作。这一时期，巴金还设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巴金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广州之间。

彭新琪回忆说：“巴金去了广州以后，听说广州又受轰炸了。那个时候萧珊拉着她的妈妈到这个出版社去找吴朗西。当时吴朗西在负责，就问，打听。她一点没有女孩子的羞涩或者是不好意思啊。她就大大方方打听，巴金先生是怎么样，广州的情况怎么样。”

萧珊真切的关爱让巴金十分感动，在萧珊身上，巴金又一次感受到一种少女的温存。 1938年的一天，萧珊再一次来到巴金家，这一次，萧珊有重要的事情告诉巴金。她说，父亲准备让自己嫁人了，但自己爱的人却是巴金，她很想知道巴金对此事的态度。巴金听了萧珊的话后，说道：“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萧珊哭着下楼，巴金立刻匆匆追下楼来。

彭新琪回忆说：“这个时候李先生（巴金）跟在后面下来了，就解释说，他说这个萧珊，陈蕴珍啊，现在还年纪很小，她应该读书，她只有20来岁嘛，她应该读书，她读完书以后如果她还愿意的话，她没有变化，我愿意等她。”

巴金接受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巴金”这个名字就取自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中的巴金二字。无政府主义信仰是没有政府、没有强权、没有压迫、人人有饭吃，人人受教育的社会概念，巴金认为家庭与婚姻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来说是次要的。

上海沦陷后，留在上海没有内迁的出版社陷入了困境，没多久，《烽火》杂志被迫停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也几乎停滞。而且由于纸张涨价，上海周边的交通受阻，出版社的业务急剧萎缩。于是，在1938年的夏天，巴金再一次决定前往广州，将《烽火》杂志从上海迁到广州，并改为旬刊继续出版。在得知巴金即将去广州的消息后，萧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决定陪伴巴金一同前往。巴金考虑再三，答应了萧珊的请求。

1938年，又是八月的一天，两年前萧珊与巴金在新雅粤菜馆相识，两年后，萧珊将要与巴金结伴踏上艰难的人生旅途，在离开上海之前，萧珊的母亲邀请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附近的一家餐馆一起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萧珊的母亲表示同意他们两人的结合，她认为巴金会是一个好女婿。彭新琪回忆说：“这是巴金第一次见到萧珊的家人，他印象很深。他说她的妈妈把头发扎起来想让自己老一点，看起来年纪大一点。因为丈母娘嘛，要老一点，实际上年纪很轻。因为萧珊年纪很轻嘛，实际上很轻，但是她想把自己打扮得老一点。于是就在饭店里，请巴金吃一顿饭。在这个吃饭的时候，（萧珊）她妈妈就表示，她很希望巴金先生能够照顾她的女儿。” 听着萧珊母亲的嘱托，巴金觉得，这顿饭其实就是一场简单的订婚宴席，经过两年多的通信与交往，巴金与萧珊已经认可了彼此间的这份感情。

1938年夏天，萧珊随同巴金一起，前往硝烟弥漫的广州，3个月后广州也沦陷了。 1938到1939年间，由于战乱，萧珊多次跟随巴金辗转于广州，武汉和桂林，广州沦陷后，巴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迁到了广西桂林。

巴金在散文集《旅途通讯》中真实地记录了与萧珊在桂林时的这段生活，在《关于火》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它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

从上海到广州再到桂林，这其实就是萧珊与巴金的爱情之旅，因为萧珊的真诚与热情，巴金接受了萧珊的爱。 1944年的5月1日，巴金与萧珊在桂林漓江边上正式结婚，这一年，巴金40岁，萧珊27岁。1972年8月13日，萧珊患直肠癌在上海去世，巴金将妻子的骨灰一直放在卧室。 1978年，萧珊逝世6周年，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到：“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遵从巴金生前愿望，两人的骨灰被混合在一起，撒入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