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缅教育家邓胥功只淳先生

作者：重庆图书馆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 熊飞宇 博士

邓胥功（1881-1976），字只淳。四川（今重庆）巴县人。教育学家，也是四川大学教育史上一位特出的人物。先生为人谦谨，守正不阿。陶道恕教授曾著文叙其生平。近读史籍，偶见其逸闻趣事，乃顺手摘录，以供今人瞻望。

1915年，邓胥功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成都高师。1924年，又取道苏联莫斯科，到德国考察教育。一年后回国，受聘为暨南大学教授兼师范科主任，讲授“教育学大纲”。在学生温梓川的印象中，“他的确是一个在日德学教育的教育家”。“人胖胖的，活像一位绅士，四十多岁的年纪，留着两撇黝黑胡子，衬着那一副茶晶眼镜”。其庄严与认真，有如德人，一年难见笑容。1931年，《教育学大纲》上卷，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扉页有近照一帧，温梓川的描摹，与此几无差离。是年，临近放假，学生照例举行联欢茶会，邓先生在出席时，告以出版喜讯，并希望同学贡献宝贵意见。课下闲聊，温梓川认为此书偏重德国教育，毛病在于材料太旧。不意当时竟有一位同学，搬取这般意见，于大庭广众之下，照单发付。场面自然尴尬。但邓先生并未介怀，事后多年，还盛赞那位同学的坦率和爽直。

同年，邓胥功由沪入川，任成都大学教授。张凤为之饯行，赋《送邓胥功还重庆》：“举杯邀月，月尔须臾伫！抬眼霜天，树影重重印取。记山纳河边，旧梦和流昨去；春申江畔，窥牖又同羁旅。浪迹东西忘不了，水云着处多凭据。匆匆此去，邮程几许。客里怕登楼！怀人处处多红树。山峡挂猿声，不绝愁如缕。招之不转，挥之欲断，何当危一喝，使水流倒，云影住”。张凤（1887-1966），字天方，浙江嘉善人。光绪秀才，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精古文字研究，擅书金文，喜爱篆刻，长于鉴定，堪称民国时期的一位奇才。

不久，邓胥功转任公立四川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1938年，教育部简命程天放为校长，引发“拒程风波”。部分教授发表《罢教宣言》，邓胥功亦签名支持。四川大学疏散峨眉后，邓胥功只身前往。时校部及文法学院设伏虎寺，先生与寺僧议定，在旁侧罗峰就地取材，修建一幢简朴的木楼。其间，程天放来访，并作《罗峰精舍访只淳先生》。诗云：“喜趁秋光好，来寻高士庐，远峰声外，平野望中舒，松径窥红叶，钟声落碧虚，一秤忘晷刻，欲去更踯蹰”。“秤”或为“枰”，二人似曾对弈，且乐在其中，以至时间飞逝，尚浑然不觉，临别时仍意犹未尽。但两人关系并不融融泄泄，除参与拒程罢教之外，邓胥功对学校实行党治，平日也多批评。1964年，邓胥功有《拒绝程天放与川大迁峨眉》一文，谈及内中情由。之所以“拒程”，或说是由于地域与外界的斗争，或云是由于青年党与C.C.派系的斗争。但主要原因，应是“人心向背”，即忧虑和害怕党棍长校，“学校生活绝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比较平静，将会发生川大未曾有的局面，还必然导演出许多恶剧”。1938年11月，四川大学博物馆筹委会成立，邓胥功负筹备之责，向程天放请求增加平时购置费，或拨予临时疏散费，均未得到许可，结果许多古物，摆在皇城内，受到日机的轰炸。“至今思之，犹有余愤”，并因此“对他就怀着难以形容的一种鄙弃的情绪”。不过，建国后的许多文字，并不足恃。

1946年，邓胥功出任师范学院院长。复刊后的《教育半月刊》，也在该年举办“只淳、绍禹两先生任教川大十五周年纪念”，以示庆祝。余群宗题赠“乐育英才”。叶麟则发表专文《我所略知的邓只淳先生与刘绍禹先生之为人》，称赞其为“有艺术趣味的老教授”。刘绍禹（1900-1981），教育家、心理学家，名怀锐，新津县人。余群宗，时在川大法学院，教授土地法。叶麐（1893-1977），字石荪，兴文人。心理学教授。先生寓居吉祥街5号，叶麐忆其登门初访时，院内花叶扶疏，主人则“面貌严肃，鬣髭短浅，胸背挺直，体气健康”。只淳先生很爱护学生，但有时也直率地加以讥弹，因为在他看来，民德的醇厚，有赖教育者的培植。对于同事，亦情谊甚殷。表面上，刘绍禹与邓只淳似乎相异：一个较蕴藉，一个较爽直。不过骨子里，都有理想，都爱人，都有责任感。二者都是刚正的人：一个以其学养藏诸心中；一个不管束缚，自然流露。蕴于心者化人于无形，见于外者使人知警惕。这段文字，与温梓川的描述，可以互证。

邓胥功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其《高等学堂学生与同盟会及实业团》述及四川辛亥革命的早期准备。1911年武昌起义时，曾参加组织蜀军。后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邓胥功受任为总统府秘书。时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拟委以中小学教育司长之职，不就。此后一直未参加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也未在政府做过一官半职，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民国学人，风骨清标，由此可见。抗战初期，《大声周刊》曾举行“一党专政”问题的讨论。1938年3月3日，邓胥功撰文以为：在形式上，与其一人专政，不如一党专政；与其一党专政，不如多党轮政。盖人多党多，可收群策群力、相互监督之效。效率方面，一人专政与一党专政，长处在最利于政治的推行，又可减少排挤、倾轧、诬害及冲突等弊；短处则在易流于“愚而自用”或“自私自利”，形成腐败及蒙蔽之局。今日中国，党权高于一切，是否已尽其长，是否能免其短，尚待当局者自省。由精神言之，形式关系，本非重要问题。良好政治的推进，未尝限于一定的形式。多党轮政可，一党专政可，一人专政亦可，唯主持政治者，须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和绝大的政治抱负。后有成效者，德意苏俄，固可为例；前有成效者，英美日等，又岂非明证？所以国人于此，务要力学其精神，不可徒袭其形式。从时局来看，今日何日？天下已去大半，势将一舟而共覆。救亡不暇，尽可暂搁此等问题，主权存在，方有政权可言，所当汲汲者，在同心协力，谋如何抗日而自存。其政治态度，平和中正，并不依阿取容。

先生学识闳通，兼采中外。其大著《教育通论》付梓时，附录文献，除国文书目外，尚有英文、日文、德文三类。于人于学，先生均令人感怀仰慕。今日遥想，仍咨嗟不已。（作者系文新学院2012届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