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6日下午2时许，93岁的徐僖，带着他对祖国的赤诚与对科学的热爱，在四川大学这片他奋斗了60年的校园里，永远地睡着了。

二月的成都暖意融融。而这几天的川大校园却因徐老的离去陷入了深深的哀思，徐老的好友、同事及学生不远千里匆匆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川大送别徐老，无尽的追思在校园涌荡。

“他留给世人巨大的财富和力量”

徐老的一生都是在为中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发展而孜孜矻矻地工作。在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王宗光看来，徐老这位老大哥被冠以“中国塑料之父”的称谓，可算是“理所应当、实至名归”了。王宗光这样说是有理由的，毕竟她和徐老相识已经近40年了。

1977年正是中国科技事业百废待兴的年代。在上海科学会堂的一次学术报告会后，时任上海交大高分子研究所讲师的王宗光，拦住了主讲人徐僖，“您是中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领路人，交大要恢复学科，想请您帮忙。”

“好！”徐僖当即允诺，帮助建设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随后又担任所长，成为当时国家教委特批的“双聘教授”。王宗光说，徐僖这个“双聘”绝不是徒有虚名，“他是我们永远的好所长”。

上海到成都两千多公里之遥，却没能阻隔三十多年来徐僖对上海交大几代高分子人的关心和扶助。王宗光记得，徐老80岁之前，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次亲自从成都远赴上海，一出机场、车站，就开始与师生交流，给青年教师讲做人、给学生讲理想，每次都要忙碌一周多。用徐老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不断地完成交大人布置给他的家庭作业”。

2月21日晚上，一下飞机就奔赴追思堂吊唁徐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吴旦，哭红了双眼。他忍住泪水，说了一句话，“徐老是真正把交大当作另一个战场”。这十几年来，为了徐老身体起见，从沪来蓉给徐老汇报工作最多的，就是吴旦。2012年，上海交大高分子材料研究所要办一个讲习班，听闻这件事后，徐僖也专门打电话给吴旦，说自己“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从王宗光到吴旦，再到更年轻的师生，徐僖的确是“影响了上海交大几代人”。在上海交大，徐僖不是“徒有虚名”，但却从不捞取功名，而总是默默耕耘。

很少有人知道，徐老当了整整三十年的上海交大高分子材料研究所所长，却从没拿过一分钱，所有的工资、津贴、补助，都原封不动地放在交大；交大几次分配给徐老住房，也都被他强力退回。“徐老从交大分文未取，却留给交大巨大的财富。”吴旦说。

可徐僖对于高分子科学倾注的爱与奉献，绝不只限于上海交大这样实力雄厚的高校。“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学校，徐老更是不吝关怀啊！”2月21日下午，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廖青，伫立在成都料峭的寒风中，看着这片三十年前求学的土地，想起恩师的教诲，不禁潸然泪下。

廖青始终记得十多年前，徐老在北京服装学院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管学校的大小，只要你们努力，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我就帮助你们。我就一个目的：把咱们国家的材料学科发展壮大、能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普遍受人尊重。”

廖青回忆说，与在上海交大一样，徐老在北京服装学院也从来是“爱人才、不爱钱财”的楷模，他把津贴全都贡献出来，给贫困孩子读书用。“我也是苦孩子出身，莫怕！”徐老总是这样勉励身边的贫困学子。

在大学，徐老是诲人不倦、致力栽培科技报国栋梁的教育家，在企业，徐老是业精于勤、兴业强国的的科学家、实业家。位于重庆市长寿区的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是徐老“一手拉扯大”的特大型化工化纤产品企业。副厂长赵寰不无感慨地说，三十年来，活跃在川维厂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无不是在徐老亲手栽培、细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没有徐老，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蓬勃发展的化工化纤产业”。

在川维厂流传着一个颇有知名度的“米饭理论”，它正是拜徐老所赐：做产品要像蒸米饭，要努力加大研发、提高附加值，“把白米饭做成蛋炒饭、扬州炒饭”。徐老就是这样，用科学理论将“白米饭”，不断烹制成为满足民生口味的“蛋炒饭”、“扬州炒饭”。

回忆起自己的良师益友，著名材料和个体防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的周国泰少将感叹，徐老的人格魅力、爱国情怀，永远是一面旗帜。“在军需装备发展方面，徐老绝对算是做出了卓越贡献。”

军需装备的研发，是事关军队战斗力的大事，也是铸就祖国钢铁长城的关键一环。历来主张“科学报国”的徐老，在周国泰的邀请下，投身到了火热的军工科技战线，成为解放军总后军需部军需装备科技发展特邀顾问。由徐老牵头研发的某款防弹头盔，不仅获得了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至今日，综合性能仍处在世界前列。

“祖国、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他也留给了世人巨大的财富和力量。”“所以”，周国泰少将顿了一顿，“我一定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我们失去了一杆思想、品质的大旗”

从人才培养到科技研发到产业建设，徐老留给了世人的巨大财富和力量，撒播在祖国四面八方。在徐老的得意门生、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看来，“徐僖先生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他的爱国、他的思想。”

从1985年到1995年，郑强受徐老熏陶教育整整十年。“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郑强无不感慨地说。 “爱国”与“求真”，是郑强眼中恩师最大的品质。

“他的爱国是丰满的，绝不是喊口号。”作为晚辈，郑强觉得，把振兴科技事业作为爱国、爱故土的核心来践行，是年轻知识分子最需要向徐老学习的。不论是解放前赴美留学后毅然归来，还是文革后不随大流出走国外，徐老的爱国“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今年2月12日，大年初三，郑强从贵阳赶到成都给恩师拜年，并拍下了“最后的合影”。那天，徐老高兴坏了，不光是吃到了自己学生送来的他最爱的猕猴桃，还因为看到郑强到贵州工作后拍摄到的山河日新的黔中大地。“那些照片上的地方，是昨天徐老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今天他的学生工作的地方。”徐老的兴奋中满怀的是对祖国、对故土不变的赤诚。

徐老还把求真求是的品格传给自己的学生。徐老曾对郑强说过，“我的‘臭脾气’搞得你现在什么都敢说真话。这一点要坚持。老实人会吃亏，但是不吃大亏。”

郑强觉得，“求真”这件事情，在当下中国的科技界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而徐老从年轻时就“只记真理、不讲利害”，绝不唯官、唯人、唯权，只唯真。徐老的离去，使“我们与其说失去了一面科学的旗帜，不如说失去的是一杆思想、品质的大旗。”

听过徐僖讲学的人都知道，他最爱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搞Polymer（即“高分子聚合物”）的。聚合物嘛，一定要讲团结、讲凝聚力，你也是一个分子，我也是一个分子。”

2月22日，徐僖先生这个中国高分子领域“最重要的分子”躺在成都东郊殡仪馆里，在千余人的默哀送别中，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的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