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中国第一女教授
赵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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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出身名门，于民国三年考入清华，是该校第一届十名女生之一。第二年即留学美国，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文学与历史。在国外，她已开始写作，作品有文言也有白话。最早的白话作品发表在１９１７年，所以她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女作家。１９１４年，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那一张三十七人的中国科学社的 照片上，很容易找到陈衡哲，因为那其间只有她一位女子，着浅色的旗袍，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真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她身边就是她丈夫，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任鸿隽（字叔永）。蔡元培做北大校长后，便急电聘陈衡哲回国任教。她在北大开西洋史和英文课，是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女教授了。
赔款学生
１９３３年，清华大学２２周年纪念日时，国难已深，已是知名教授的陈衡哲在演说中，沉痛地向年轻的校友们说：“清华大学的存在，乃是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大国耻的纪念与象征。 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有人问起我是不是赔款学生（Indemnity Student）时， 我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惭愧与羞愤。这个感觉，在我心中，至今还不曾消灭。”
她说她之所以惭愧与羞愤，不全是因为中国在庚子年打了一个败仗。还说鸦片战争就是一种光荣的打败。“但是庚子年的打败，却与鸦片战争不同了。因为它暴露了中华民族的三个大溃疮，把国耻从内心里显现了出来，故它不但是一个失败，并且是一个羞辱的失败。”
陈衡哲所指三个溃疮第一是愚。她说，要不是人民那样的愚，怎能产生那个义和团，相信了符咒的力量，能把天下的洋人都杀尽？要不是政府大臣那样的愚，怎能相信这些愚民的胡说八道，还要给他们以鼓励与便利？要不是西太后那样的昏聩，光绪帝那样的低能，怎能相信那些糊涂大臣的糊涂说话？一国之中，上至帝后，下至群众，愚到这样的地步，那还有不闯乱子的吗？
第二是弱。既然闯出乱子来了，那么，就错到底吧，就学着英国的鸦片战争，顽硬到底吧！这样在强权世界中，我们倒还可以占到一个地位。不幸我们又是那样的弱，弱到洋兵一到，便如婴儿见了狗狼一般。闯祸的帝后，是抱头鼠窜的逃走了，闯祸的王公大臣，也弯着腰为洋兵洒水扫街道了；愚而弱的老百姓，也忙着挂顺民旗，做他们的德国民、法国民、日本民……去了。
愚了，弱了，闯了大祸，受了大辱，赔了肥肥的一大笔款子了。要是能象六十年前法国人民那样踊跃捐输，把赔给敌国的款子一口气还清了，也还象个样子。而我们却又是那样的穷，穷到要人家可怜我们，把赔款退还我们－－穷到要拿这个纪念国耻的金钱，来办最高的教育，来送青年学生出洋读书。即以我个人而论，假若不是靠了那个赔款学额，我便要连那一点求学的梦想也达不到。这是何等难受的一个境地！
看到这一段演说词，想象先生若不是声泪俱下，台下的学生也会唏嘘不已。
她又说，“三十三年是轻轻的过去了，现在我们又遇着第二个国难与国耻了”，三十三年前的三个大溃疮呢，“但见愚是依旧如故，而弱与穷则又加甚了几倍”，她告诫清华学子，这一次国际竟争的焦点，早已从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洲移到太平洋东岸和中国的本土，中国人不能有任何侥的心理再苟延残喘，只能奋起。而清华学生是“一群受过那３３年前的国耻的恩惠的人”，“我们自身既是一个大国耻的象徵，我们便应该加倍的努力，以期能把这两个新旧的国耻扫除廓清。”（《独立评论》５０号 １９３３年出版）
没有激昂的口号，这种对于国耻铭心刻骨的体会，是能激起年轻校友的共鸣的。从陈衡哲的讲演里，或许能找到清华学生在抗日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部分原因。抗战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后来说：“日本人特别嫌恶华北的北京、清华、燕京和南开四大学。他们特别把美国钱建造起来的清华挑出来加以特殊待遇。”（《中国的惊雷》Ｐ６４）清华先被侵略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巴、妓院和马厩。（《剑桥民国史。下卷》ｐ６４２）这是后话。
自尊的舒适
1935年冬天，陈衡哲和她的丈夫，新任四川大学校长任叔永先生带了一双小儿女从北平来到武汉长江边上。他们看到江心泊着一艘崭新的中国轮船，船身上有一个蓝底白字凌形的标志引人注目。那就是重庆民生公司的民权号轮船。他们将乘民权轮进入四川。
教授夫妇都曾飘洋过海异国求学，民权号在他们眼里当然是一只小轮船。但它长66.7米，总吨位为1200吨，已是当时川江华轮公司中最大的船只了。上得船来，见船上不但有浴室，卫生间，餐厅，有电冰箱，蒸汽消毒器，还有电报和邮箱，阅览室，娱乐室等，在川江华轮中，真是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服务，坐在船舱里，敏感的女教授有一番感慨。
回想从北平坐火车到达汉口后，因为汉口的中国客栈很少能与嫖赌绝缘，她和丈夫为了清静的睡一夜，不被麻将声所扰，更不愿年幼的孩子们看到那些社会丑恶，只得带了孩子到一外国人开的饭店住下，不但挨宰，心里也不好受----她说是“忍着良心上的责备”——毕竟这时国难已深，大家都在提倡国货！黑暗的中国，落后的四川，却有民生公司的民权轮给旅客提供了安全与舒适，更提供了一种中国人的自尊。日后陈衡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民权轮“很不错，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独立评论》１９０号，陈衡哲《川行琐记（一）》）
陈先生了解到民权轮的身世后，当更为中国人自豪。民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末年在英国制造的英国太古公司的万流号轮船。1932年，万流在川江失事，在长寿境内的柴盘子触礁沉没。太古公司出高价请上海打捞公司的外国打捞专家来到现埸查勘，专家们认为出事地点礁多流急，水情复杂，根本没有打捞的希望。这只船本身和当时装载的货物总值白银约60万两，太古公司和保险行以5000元的低价标卖，也无人问津。第二年，民生公司出5000元将船买下，并成功地打捞起来，还在自己的机器厂里将这艘千吨级的大船改造装修好开往上海，在上海整修舱面装饰一新。民权轮从上海出发上驶重庆的日子，实在是万里长江的节日。不但在上海码头隆重集会欢送，沿途所泊之处，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集会，邀请各界人士上船参观，并散发纪念册。民 权轮第一次抵达重庆时，两岸观者如堵，掌声如雷，爆竹齐鸣，盛极一时。（《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 ７３页）这一只新生的属于中国的轮船的存在，在遍体伤痕的长江上，多么让中国人振奋！
到四川去
陈衡哲任叔永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喜欢那时执政的国民党和它的领袖，但是在“九·一八”以后的这些年里，他们已不可能只在书斋里做他们的重建民族文化的工作。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原先清高的教授们都肯与政府合作了，努力去做实事。国民政府已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中西部。任先生夫妇正是为了建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后方才到僻远的四川去工作的。
在民权轮上，陈教授夫妇遇见了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和他的得意的女弟子郭凤鸣女士。他们也要到四川去。张先生七年前到东北时，亲眼见到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搞生产建设，搞文化事业，搞情报，都是针对中国的。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中国，不知中国之险。“ 回到天津以后，便在南开大学里组织师生们成立“满蒙研究会”，第二年， 改名为东北研究会。他还鼓励学生毕业后到东北工作。南开大学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人的仇恨。后来，天津沦陷后，这所有名的私立大学遭到严重报复，整个校园全部被破坏。张先生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一脉书香，使这所耗去他半生心血的著名高等学府在中国被侵略者占去半壁河山以后还能存在，还能为民族复兴培养人才，想尽办法，到西南地区为南开寻找新的校址。后来，在抗战时期，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颇有名气，校园为好多清廉的知名人士提供了安静的战时的家园。连蒋委员长夫妇都多次到那里礼贤下士。如今，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那些幽静的平房小院还在默默地诉说着陪都时代的艰辛与辉煌，这些都与张伯苓先生在１９３５年这个潮湿的冬天在长江上的奔波有关。
在这条轮船上，他们还遇见康南海先生的外孙麦健曾和一位四川大学教授的太太，有这些熟人同行，旅行变得有趣和轻松一些。
船到宜昌后，因为是枯水季节，民权轮不能再往上游开了，必须换再小一点的船。换船之前，民生公司特别优待他们继续住在船上，继续享受"自尊的舒适"，而不必去寻那难测的宜昌客栈，大家都很感激。但宜昌还是给了这些知识分子另一种辛酸的感触。那时候，宜昌有个铁路坝。铁路坝者，火车站也。那会宜昌何来火车站呢?原来是辛亥前的遗产，辛亥年四川的保路风潮就是为着铁路，那时设计的铁路正是要通过宜昌。看到宜昌这个从未见过火车的火车站已房圯壁斜，不胜老态龙钟；而火车却姗姗其未来，女教授觉得，它真有点像一个女子，做好出嫁的衣裳，守到头白齿豁，而不见新郎来到。好不凄凉。那时叔永先生说到四川的保路风潮，并不是很肯定的。半年多以后，他写文章提到四川正在准备修成渝铁路， 便说：“凡是改革，皆有它的障碍与困难。铁路的建设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民智闭塞，智识落后的地方，尽有为反对铁路而发生风潮的事体。”（《独立评论》２１４号，《四川问题的又一面》）这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某种线索。近年，已有历史学家提出对四川保路运动应再认识。
从宜昌到重庆
“从宜昌到重庆，是川江中风景最好的一段，从前没有轮船的时候，也是川江中最险的一段。我们一路看峡中的风景，但见满山红树，秋色丰盛。”陈衡哲写道，“经过三峡时，天气突然放晴，和暖得也像晚秋天气。此峡我已走过四次，这是第五次，任君是第十次了；但我们却仍是百看不厌。”可是，本世纪３０年代的川江风景并不处处美丽，“我们又看到了正被大火烧着的一大排茅屋，被水打破的木船，以及寒江上的钓鱼翁等等，还看到一只民生公司的失事轮船横搁在一个石滩上，好像一个死尸。”
这时，轮船在川江上还不能够夜航，所以，从宜昌到重庆要走四天。在颠簸的船上，陈衡哲不能执笔进行中文写作，除在打字机上写英文信外，便阅读，她读了六七件关于中学生课程问题的报告。她不久前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谈到当时中学生学业负担太重，课程设置不合理，学生身体素质差，得到回应，便是这些家长和老师写来的报告。这天，陈衡哲正在打字机上写寄到国外的英文信，竟听见小儿子安安在学狗叫，“汪汪汪”地从船头叫到船尾。这孩子又想出什么淘气的招了。
“你这是做什么呢？”
孩子说：“妈妈，太阳出来了呀！”
“原来是做了一只蜀犬呀。”母亲笑起来，原来， 在船上的几天，从北平来的旅人们感到天气暖和，不象是冬天，不过如北平的１０月天气，只是很少见到太阳。陈衡哲这位母亲，受美国实验教育影响很深，便抓住机会告诉孩子们，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讲，一群狗都叫了，就是看见怪事了，四川地方日照少，多雨天，出太阳很稀奇，听说有的地方，出太阳时，狗便一齐叫起来，这就是蜀犬吠日这个成语的来历。不想安安竟能活学活用。
这时，他们不由想起留在北平读书的大女儿以都。都说，不知以都现在怎么样了，她要是在这里，不知道会怎样开心呢。但做母亲的也不后悔将女儿单独留下，她是诚心让女儿离开她的庇护，去学习自己管自己，在她看来，既是女孩，更要具有独立的精神和能力。
现在，那个被母亲惦记的女孩子在哪里呢？我们翻开《剑桥中华民国史》，便能看到任以都教授持笔写的专章。而多年前母亲文章中对女儿的惦念，让人看到中国的现代知识女性从陈衡哲那一代起就是尽力兼顾社会角色与贤妻良母的责任的。谁曾想到，陈衡哲早年是立志独身的呢。
初到重庆
到重庆的日子，正是１２月９日，他们不知道这天在北平发生的学潮，只沉浸在重庆朋友的热情之中。
重庆是一个奇特的城市，整个城市是修筑在 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高高的城堡。轮船驶进两江相汇的朝天门码头，便有许多只小木船划上来，木船上揽客的喊声如雷，这也是长江中下游没有的奇异景象。因为没有修建很好的码头，轮船只能停在江心，由小木船承担由岸到轮船的客货运输。所以，小木船便到轮船边上来抢生意。这种混乱，很让外地客人头疼。但陈衡哲一行这回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华西兴业公司、 民生公司和美丰银行等单位的领袖们都亲自到码头来迎接他们。下船后，他们本来要自己去住旅馆，但华西公司执意将这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四川省的贵客接到了美丰银行的宿舍。美丰的这个宿舍恐怕也不是一般的宿舍，房间里的所有设备，从衣柜到浴盆，都是国外的时髦货。看来，在现代化生活的硬件上与国际接轨也不难办到。只是侍者的训练不够，“似乎不懂得在现代化的意义中，清洁与整齐，比时式家具更要重要”。
那时，四川那些刚刚修建的公路，受不住天寒地冻的考验，不能通车，任先生决定乘飞机上成都。那时候的飞机小，不能带许多行李，便要将行李分散。在重庆，陈衡哲忙碌着，还有好多应酬。几个女子学校都请这位知名女教授去讲演。因为时间紧，陈先生不能一一满足，除了谢谢她们好意，便只得请她们记一笔账，以后经过此地时再补讲。那个时候，新文化的名人对青年和社会的感召力真的很大，少有音响设备，有也是极落后的，却常举办讲演会。
这天晚饭是在民生公司吃的。第一道菜是红烧牛肉，烧得很烂，看上去很香，但上面布满了红红的辣椒油，陈衡哲尝了尝，辣得喉咙舌头都发痛，直说，“太辣了，可惜！”四川朋友们却笑说：“这是西红柿油，一点不辣，你弄错了。”陈先生领教了川菜的辣和川人的幽默。而重庆民生公司的创造，给她更深的印象。
这时，中国的民营企业民生公司已有１０年历史，已由１０年前的一只小轮船发展到４７只船; 船舶总吨位为２０４００吨，职工人数近４００0，承担长江上游７０％以上的运输任务。航线延伸到上海，在宜昌、汉口、南京和上海都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并开拓了近３０００公里的内河航线。在长江上的实力已接近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和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中国的官办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这是中国自有现代企业以来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经济史上一颗光华灿烂的明珠，近年来，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中外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
“民生公司便是办事与教育的合组机关的一个好例子。公司中的办事人员，在晚上都聚集在一个大礼堂里，不是听讲，便是自修。”这天，六个团体，即美丰银行、川康银行及三个省立银行、四川省航务管理处、财政特派处和民生公司的职员们便是在这个礼堂里听三位文化名人的讲演。陈衡哲说，“那礼堂里充满了学校的空气，聚集在那里的六团体的职员们也使我们感到‘同行’的意味。这真可说是做到机关学校化的地步了。”（《独立评论》１９０号，陈衡哲《川行琐记（一）》）而企业学校化，这正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的志向，卢先生认为，现代企业不但要有现代的机构和管理方式、生产技术, 更要能够培养现代的人才。事业是可能失败的，在这过程中，把人培养成功，就成功了。这样的胸怀，于今的企业家几人能有？而那时候，知识分子一讲现代化，那概念里本来就有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完整的内容。
太太与女士
讲演会由卢作孚先生主持。卢作孚与任叔永已有几年的交往，是很好的朋友，这时出任刚组建不久的四川省政府的建设厅厅长。一向不肯做官的卢先生出任建设厅长，使好些对四川缺乏信心的人有了些信心，感到刘湘确实要搞建设了。陈衡哲也认为，这是四川省政治渐上轨道的一个证据。讲演之前，卢先生向职工们介绍了张先生和任先生，又介绍陈衡哲先生，介绍她突出的文化贡献和令人尊敬的地方，并没有介绍她是谁的夫人。卢先生对这位女教授和两位大学校长一样尊重。
陈衡哲似乎有些意外，也很感动。因为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甚至一些大都会中，“对于一个站在自己两只脚上的女子”，都还不能不“把她当做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看待”，何况这是在落后的四川。那时，女子一结婚，便要使用夫家的姓，如宋美龄女士嫁了蒋介石，便称蒋宋美龄，杨泥姑娘嫁了叶先生，便是叶杨泥了。连私章都要这样刻才有效。陈衡哲说：“已结婚的女子们，对于自己的名姓，真是一个大问题。说愿意保留自己的名姓吧，人家便可以说你是在与你的丈夫不合作；说从俗的单单做一个某姓的太太吧，但看到一个代表自己个性的名义这样的消灭，不免又要感到一种悲哀。所以我常说，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单单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一个除了做某人的太太之外，便一无所有的女子，干干脆脆的做一个某家的太太；你若称她为什么‘女士’，不是反见得有点讽剌她似的吗？”她说，对于一个有个性，有自立能力的女子的称呼，“我以为不妨这样：在与她个性无关的埸合中，如旅行，应酬，生病，看戏之类的千千万万的活动中，她不妨随俗的做一位某姓的太太。而在表现她个性的埸合中，如演戏、奏乐、绘画、教书、著作，为国家或社会的服务，以及在其他各种各类她的丈夫所不能‘荣荫’给她的地位与才能上，她是应该保留她自己的名姓的。这样，社会上的所谓‘太太’与‘女士’岂不更能名副其实一点吗？”这就是说，她愿意被称为陈女士，也可被称为任太太，只是埸合一定要分清。她还强调说，“这一点，任君是完全同意的；在接到此信的女朋友们中,我想也是很少反对的；但不知道朋友中的‘男士’们以为怎样……”（《独立评论》１９０号，陈衡哲《川行琐记（一）》）这里可见任先生的妇女观念以及对夫人的尊重。当初，没有任先生的万里求婚，不定陈衡哲还坚持着独身主义呢。
看到《读书》2000年1期上有何兆武先生文，说陈衡哲个性极强，从不愿被人称为女士， 恐怕不确。说1942年在重庆开会，“主席称她为女士，她当埸拂袖而去”，这“ 拂袖而去”很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从她自己这段写在四川的话可知，她是既有独立性，又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情况，比较随和的。她后来在成都闹了点风波，倒是事实。
四川可改名“二云省”
陈衡哲们在重庆等飞机，因为天气不好，被轿夫们抬着到了河心里的珊瑚坝飞机埸又回来了。第二天，才飞成。他们乘的大飞机，用了７０分钟，到达成都凤凰山机埸，又乘了一辆四川大学雇来的破敞车，才颠颠簸簸到了当时在汪家拐９号的四川大学教员宿舍。
显然，陈衡哲夫妇在成都没有受到在重庆那样的礼遇。两个月以后，她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川行琐记》之二中对成都生活的描绘实在是苦。她患了流感，又没法洗热水澡，因为行李没有运到，被褥不舒服，衣服不暖和，大人小孩子都冻得缩颈弓背。房子窗间尽是隙缝，地板透风，室中除一小火盆外，没有取暖工具。为了安一能够取暖的小火炉，走遍成都城，才高价买到一北平早已不太用的花盆式火炉。可是安起来十分麻烦，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安装工人的低素质与高要价，也令她吃惊。便得出很得罪成都的结论，说“凡是初到成都的人，没有不生一次病的”。她从成都的冷说到四川阳光的稀少。她竟然统计了三个月里阳光出现的数量和质量。据这个统计，“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这个冬天，使她对于四川印象很不好。“四川的阳光不但在量的方面不够，即在质的方面也恐怕没有多少杀菌的力量。说因为阳光无精打彩，一切生物也无精打彩，水果甜得不够味，鸡蛋没有蛋味，兰花都香得没味。”这些话，在今天的四川人看来也是够剌眼的。
她又由四川的云天云地，重云密雾说到四川几乎无处不在的烟毒。说四川可以改名为“二云省”。她最恨鸦片，对于政府的禁烟不止，十分反感，也恨国人对此阿芙蓉的沉迷。当时四川的烟毒，在全国算严重的，为害几与军阀齐名。“９·１８”以后，杜重远来四川，就感到四川一是军人多，二是烟（鸦片）多。现在，四川的烟害，仍然令陈衡哲心惊。她说：“国人用国货的一件事，似乎只有在鸦片的一件产物上能做到彻底的地步。但是，军阀的迫种鸦片，以及他们在‘刀头上舐血吃’的种种政策，却是天下老鸦一般黑。……人民呢，自然也是宁吃黑饭，不吃白饭。自宜昌到成都，枯皮包着瘦骨的行尸走肉，我真看见了不少。（叔永说，‘只行尸二字已够，因为他们的身上那还有什么肉呀！’）”
女学生不以做妾为耻
四川军政要人，既为要人，总是要附庸风雅，做开明状；而文化人要仰仗其权力支持自己工作，哪里能拒绝权贵们的邀请？于是，这位留过洋的女先生又看到了一些四川的奇观。
“再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 另有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关于有些女学生的‘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报告太多了，可以说是一件讳无可言的事实，我希望四川女学生中之优秀的，能想个法子来洗这个耻辱。）”
说别的地方，做小老婆的一定没有女学生，到不一定。四川阔人，尤其军人的小老婆有不少女学生却是事实。杨森的十多个小老婆多是上过学的女学生。两位丫头收房的小老婆，也送到学校读书。当时做教师，追求革命后来成为革命者作家的胡兰畦就到杨家去做过那些小老婆的家教。杨森还让他的四太太田衡秋代他向胡求过婚，被拒绝。这位四太太是杨家的当家太太，就是胡兰畦的同学。杨森的五太太肖邦琼，是泸县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据说就是“宁为英雄妾，不作庸人妻”的慧眼识英雄的美人（胡兰畦觉得她不美，一双金鱼眼）。这五太太的房中挂着一堂红缎子写金字的屏，上写：“将军雄武本天生，扫荡妖氛万里惊……”当然，五太太的慧眼相识有回报，她老爸和兄弟都做了很实惠的官。（《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 ５８页）
陈先生这时恐怕还没有了解到，四川政治腐败，“县教育局长每年收入可多至万元”，“校长之办女学有专为召学生侑酒而设者”（胡先马肃《蜀游杂感》 《独立评论》第７０号）！那时，不但有女学生由校长指导为达官贵人的陪酒女郎，甚至达官贵人由校长安排到学校女生中选老婆或姨太太*。
陈先生自己有抗拒封建婚姻，艰苦求学的经历，只知道做女学生是不容易的，不知道现代的择偶意识未必又容易。这平时多处书斋的女教授，到四川来可算是开了眼界，实在痛心不已。回头看过来，中国的女子里这种读了书还做妾，或是先做小老婆，再有读书的待遇，还读得高学历，读到国外的事，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也不稀奇。看了今日那些高学历的包二奶，陈先生在天之灵不知作何感想！不过，一些女子为求学以属于自己的身与心为代价，并没有流失国有资产或出卖民族利益。陈先生能苛求么？
给四川开药方
这些四川有身份的人家还让陈先生不解的，是公然请客人“上炕吸个一口两口的”鸦片。笑着说不吃，他便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气吧。”连外国客人也要遭遇此款待。原来四川不以吸鸦片为耻。“这是四川问题和别处不同的又一例”。当然，这得把她的四川朋友的家庭除外。
她叹道：“假使不把四川一般人民的人生观改良，而想它去担负那民族复兴的担子，乃是一个大笑话！”可不，８０年代，四川的几个小青年也提出个警策人又得罪人的“盆地意识”，而今天的高人们一说西部开发，还是要说观念的问题。６０年前陈先生讶然于“上炕吸个一口两口”的四川特色，近年也有报纸公开讲重庆人“豪迈，摆开麻将把客待”。虽说“国戏”全国普及，可如此在报上公然以为“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的，全国也不多，陈先生会不会说是此地“和别处不同的又一例”呢。如何改良？ 陈衡哲那会给四川开的治病药方是：
“掘除鸦片烟苗的铲子７千万把（每人一把）
销毁烟具的大洪炉１千个（每县十个）
太阳灯一百万盏（每 盏 管七十人）
鱼肝油七千万加伦（每人１加伦）
真牌社会工作人员一千位（每县十位）……
这五味药服下之后，虽然不敢希望四川立刻能变为天堂；但人民或能因此产生一点发扬蹈厉的精神，对于那万苦之源的军阀，也或能有一点釜底抽薪的效力。人民有了志气，釜底抽了薪，然后方能谈到建设，工业，作育人才，以及其他种种改造的努力；然后四川方有担负那民族复兴重任的希望。”
她说，这个药方里的主药就是那“真牌的社会工作人员”，“要能从小处与实地做起的，要目光不在名与利的”。她以为，当时四川的大症结“其实还在政治和社会意识的两方面，什么大学教育，什么经济履行，还不是要根据在这两根柱石之上？”对此，她说，“政治的改造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暂且不说；社会意识的改造却能说不是教育界的责任吗？”
陈衡哲并不是只说或是只写不做的。到成都后，时时有青年给她写信求见，除了生病，她没有拒绝过他们。有女朋友写信给她，请她以她的人格思想影响到妇女界，她也想着，“用什么法子可以使一班清白的少女们能永远保持她们的自尊心，和发展她们的能力与人格呢？”来见她的青年中女子多。她接见了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几批女生，和她们随意谈天，她感到她们志趣正当，向她求导虚心而至诚。她在北平试办过一个“少女星期日茶会”，现在准备在四川也举办，以便女青年们有机会来和她谈自己的问题。但她感到，“我之所能努力的－－无论是对四川的青年，或是对于全国－－仍不过是一支笔，一张嘴，和一颗忠诚的心。真是渺弱得很呵！”“所以我再说，希望大家都来工作，各门各种的人才四川都缺少，但最缺少的还是那真牌的社会工作人员。”“一木不能成林，一人不能成事，仅仅靠了几个教育机关是不够做到民族复兴的地步的。”
春到成都
成都的可爱之处是突然展现的，１９３６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二十多天的绵绵细雨结束了，太阳出来了，而且整整一天都亲切地关照着这座老大可怜的古城。气温升得那么快，陈衡哲和孩子们脱了丝棉袍，换上夹衫。第二天，他们走出房间，到院里一看，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呵，红的山茶，白的蔷薇，黄的迎春，各色各种的桃杏海棠，以及颤巍巍花山似的白玉兰，紫玉兰，都锦绣似的铺满了一个小小的园子”。愁云惨雾的成都突然变得如此妩媚，真以为老天在玩“愚人节”呢，但是，接连九天的好天气，证明了四川也是有春天的。虽说接下来便“一天长是雨和风”，但成都的春天因为花，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花格外迷人。跑过世界和中国的许多地方的陈衡哲说，“在我所到过的地方，我没有看见有一处是有这样质量并茂的花季的，也没有看见花是那样的容易侍候，一点也不要麻烦人工的。”花世界的蓬勃，加上每日清晨从不远处林中传来的各种娇脆的鸟语，让先生兴奋而感动，但又不由要想，“假如这一份天地的精华不钟于草木花鸟，而钟到了中华民族的人民身上，中国的强盛还有疑问吗？”强国须先新民，对于民族素质的低弱耿耿于怀，这也是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识。
成都西门外的花会，在清末时，已办成劝业会，但这些年却明显地衰败了。１９３６年的花会上，陈衡哲只看到些很可怜的土产，不过是竹器和各种夏布。但花会上却人山人海，有头上包着白布蓝布的乡下人，有从西藏来的红喇嘛，有川北松蕃理县和茂汶少数民族地区同胞。这些景象，令她新奇，也让她慨叹。
由于成都被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弄得满目疮痍，陈衡哲夫妇很不容易找到一处坚固适用，环境清洁一点的房子。最后还是租了一英国人住过的属于教会的法国厨子的房子，无法坚持不住教会的房子，这也让陈衡哲理性又痛苦地感慨。
我们一方面骂传教士，一方面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着他们的“慈悲”。试问住居在各省内地的朋友们，有了急病还不是要到什么仁济，道济，博济医院去看？假如他们不愿用那鲁莽灭裂的接生婆为他们的太太接生，还不是要到教会所办的什么妇婴妇孺医院去？而成都唯一牙科医院还不是华西大学的医科办的？……因此我想，在我们自己尚不能制造出优良的生活条件之前，在我们自己尚不能不接受传教士的礼物之前，至少在我个人是没有脸皮去骂他们的，即使我自己可以不去接受他们的情。
１９３６年春天，陈衡哲告诉朋友们，不管成都有多少不好，但有一点比北平好，因为侵略者逼近，北平的人听到飞机的声音便有点心惊肉跳，而住在成都的人却每每以一种喜悦的心情去听飞机的来临，因为飞机带到成都来的大抵是朋友亲戚的信件，有时还有一两位从下江或北方来的老朋友呢。这一时期到四川来的要人越来越多，除开政界军界要人从南京来外，更有来考察来宣传抗战的文化名人，来考察投资与生存的环境的爱国的银行家企业家。所有这一切，都与建设四川有关，与准备反侵略的战争有关。
春天，陈衡哲还到了新都。这个距离成都四十里的小县让她感到惊讶，与破败的成都相比，新都的道路整洁平坦，桂湖公园里，园林干净，桂树整齐繁茂，街上的人民似乎也知礼守法。陪同的四川朋友说，“新都是杨升庵先生的故乡，流风余韵，至今文风称盛，绅士也有相当的力量。”陈衡哲说，“恐怕理由还不止此。”有人告诉她，新都县县长是北平法学院卒业，年少肯干。这让她兴奋，但她见到这位年轻的县长和他的夫人后，虽说一看就感到是两位有为的青年，就是她所期待的真牌社会工作人员，却仍然不相信单单靠一位县长不到一年的努力便能阻止一个小城文化的堕落。又去问卖糖食的老人，才知道新都的文明保存较好的原因，原来，在民国的２５年之中，四川发生大大小小４００多埸战事，新都这座小城竟没有受到过一次战火的蹂躏。这么说，文明的创造和毁灭都是人们自己干的。
教授夫妇被“轰”
５月，陈衡哲在文章里写了成都花香鸟语的春天，写了古朴典雅的桂湖和传佳音的飞机，尤其写了四川有一群优秀的人，在一个受过军阀蹂躏的社会环境中，竟还在“手持火把接前导后”。她对他们格外的钦敬。有一次，她听到卢作孚先生与四川大学当局谈合作的计划，很有些神往。然而，因为她写了四川落后，四川的一些人就不放过她。虽说她敢立誓，她所写的四川的问题没有一句没有真凭实据，而且，有的四川朋友还认为，对于四川的黑暗、丑恶和惨烈，她说得还太少了。《川行琐记（二）》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三个月后，也是任先生在川大工作快满一学期时，成都的报纸忽然对于这篇文字大肆攻击。说四川的省名不容什么个人来改，说陈衡哲攻击四川的女学生都想做小老婆，四川七千万人都是鸦片鬼云云。如果说陈衡哲写关于四川的文章时，确有考虑不周，对于她的批评文字，别人也可以批评，但那些报纸“攻击不够，还利用对方是一个女子，捏造许多不相干的事实，用极秽恶的言辞来加诋毁。”（《独立评论》２１４号 任叔永：《四川问题的又一面》）这就别有用心了。
那时，有一位成都的人告诉陈衡哲，说有人批评四川人专会做‘轰、哄、讧’的三个字。轰者，用匿名信或其他方法轰逐一位于他们不利之人。哄者，假如那人被轰而不走，他们便用方法去哄他，使他能为他们所利用。讧者，既加入被轰之人的内部后，努力造出内讧，终使他们所欲轰逐之人不能安于其位也。这话看来应验在任先生身上了。任叔永在四川大学是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对于四川的一些问题又有自己的看法，哪能不招人恨？成为“轰、哄、讧”的对象，再合适不过。对于陈衡哲的攻击，很可能是对任先生“轰”的一部分。任先生认为，这是人的私意和四川人观念陈旧有地域成见造成的。他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一是多请学识广博品格高尚的人到四川去，慢慢的移风易俗；二是四川社会上有智识有见地的领袖们应该多管闲事，多说些话主持公道与正义，不要做鸵鸟式的自了汉，使俭任得志，黑白不分。（任先生在美国学化学，平时做文章不多，却为四川问题接连写了两篇文字，夫妻俩保持一致。）
这个学期结束后，陈衡哲和任叔永离开了成都，离开了这个让他们惊讶、生病、辛苦与烦恼的内地城市。这回是乘飞机，在西安和郑州稍停，用１个半小时，飞８小时，９个半小时便到了北京。回京后，她写了《川行琐记》的第四篇文章，那实际上是对攻击的反驳兼发牢骚了，就率性地说自己为好不识好，反而遭狗咬。陈先生自已是有使命感的，以为是将中国由此岸渡到彼岸的造桥的人，也常常呼唤朋友们都来做桥工，还是容易受到此岸她要渡的人的伤害。不过，这种伤害和攻击与后来的言论不自由相比，真是不值一提了。
平心而论，与当时来四川考察的一批批科学家相比，陈衡哲写《川行琐记》谈四川问题的确肤浅。那时，四川已连续遭灾，又有抗战建国重任，四川的优秀人物都在尽力招商引资引人才，努力做建设的事业，文学家谈社会问题凭感觉，是有些率性的，并没有做科学的统计和调查，或许不大想得到建设者经济人的诸多难处。在陈衡哲之前，生物学家胡先马肃，在１９３２年就为北碚西部科学院工作，组织植物采集，考察四川后有专论，也大谈问题，说四川军人成灾，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生疲敝，人才奇缺，但也大讲“四川物产之丰富，全国殆无其匹”，“矿产之富既已甲乎全国，而土地之肥沃，农产之众多，殆温带任何区域所未有”，“殆驾美国之加利福尼亚而上之，或惟墨西哥与爪哇可与仿佛耳”。“四川农民之勤，为全国之冠”，“天之厚川人可谓至矣”。（《独立评论》第７０号）在陈衡哲之后，有黄炎培川游一百天，写了一本书《蜀道》和一百首诗，谈四川见闻也较全面，谈问题更严重更深入，谈得触目惊心，但不失对川人的厚道。在第二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衡哲散文集》中，陈衡哲选了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五十多篇文章，并没有选这四篇《川行琐记》。这本书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那个血腥的月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