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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激流中的川大外教金尤史

发布时间:2018-05-11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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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尤史(1881年——1950年)

在四川大学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外文系专任教授的名册,我们可以看到,从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的名册中,有一个名字年年都有,而且名列榜首,这个人就是时任川大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金尤史,一个将一生奉献给抗日运动和独立活动的韩国人,而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抗日斗争,就是在川大任教这十年期间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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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四川大学教员名册(左11行为金尤史注册)

川大来了一位韩国外教

1935年9月,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任鸿隽到北京、上海等地聘请知名教授,以扩充川大师资。在南京中央政治学院任教的金尤史教授,便是这一时候应聘到了成都这座西南中心城市。

这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样貌普普通通,除了有些忧虑的气质外,也是寻常的慈祥。他的英文、中文极其流利,刚开始很少人知道这个教授来川大前,已经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金尤史又名金奎植,1881年生于朝鲜庆尚道东莱(今釜山市),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吞并朝鲜,年轻的金尤史于1913年流亡到中国,他一直致力于控诉日本侵略的罪行,坚持韩民族的独立。1919年出任韩国临时政府首任外务总长,并出席巴黎和会,还递交了《独立控告书》。金教授在后来给川大学生授课的时候,也曾多次谈及当时的情景。《独立控告书》是一份揭露日寇侵犯韩国主权,暴力压迫韩国民众的控诉书,控诉书里强烈要求废除日帝国的殖民统治,恢复韩民族的国家独立。金尤史曾多次向参与和会的列强寻求支持,却收效微薄,而每每回忆起这些,金教授总是愤慨而觉凄凉。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对复国无望的失落、对坚持独立理想的追求,都深深地感染着川大的学生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川大师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外文系师生也积极投入进来。学校成立了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金尤史任“战时常识编译委员会”委员,进行多方面的救亡工作。外文系师生们贴标语、发传单、街头演说、为抗日将领募捐;除此之外,系上师生还创办进步刊物进行宣传,如学生李扶伽等创办《文艺月刊》、来自捷克的德语教授魏璐诗创办英文刊物《成都新闻》,这些刊物向国内和国外介绍中国学生英勇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以期获得全世界的支持。在系主任金尤史的带领下,外文系成为了思想进步,抗战积极活跃的一个系。

迁校峨眉继续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成都这座敌后相对安全的城市变得十分危险,日寇飞机不仅频繁轰炸重庆,也对成都痛下毒手。特别是1939年7月27日,日寇对成都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在这次轰炸中,国立四川大学遭受重创,皇城校本部和南较场理学院、法学院中弹着火,至公堂、明远楼一带的办公区、教学区、宿舍区、图书馆、博物馆共有127间房屋变成了废墟。学校已经无法教学,为了躲避空袭,避免无谓的牺牲,川大举校迁往峨眉山。

时年58岁的金尤史,不顾年事已高,携带家眷随校前往。峨眉地处山区,物资匮乏,生活清贫,消息闭塞,诸多不便。即使如此的简陋条件,也无法消磨金尤史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加积极主动去寻找抗日运动的机会。金尤史到了距峨眉不远处的乐山,那里有内迁的武汉大学,他在里面做了兼职教授,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外界接触,也联系上了迁到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

和韩国临时政府联系上后,金尤史的抗日独立运动,更是如火如荼的开展。因为德高望重,金尤史先后担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教育部长;1940年9月当选为十七届韩国临时政府副主席;1943年2月24日,金尤史当选朝鲜民族革命党的主席。金尤史还参加了中韩文化协会,这个协会的会员之中,有众多的中韩政府高官,比如中国方面的立法院长孙科担任理事长,冯玉祥,于右任,戴季陶,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张治中等大批国共重要领导人任名誉理事。和这些拥有特殊地位的人士接触,可以更为方便的为韩国的独立寻找支持。金尤史多次在协会讲话中致词感谢中国政府的关心以期更多的帮助:“感谢孙中山先生对韩国革命最为关怀;感谢蒋委员长在抗战中对朝鲜革命运动之关心;中韩两国为亚洲兄弟之邦,有共生死存亡之谊,故今后仍应继续矢志于中韩两民族之永久独立解放。”

金尤史不仅积极寻求中国政府的支持,还试图与苏联境内朝鲜革命党人金日成等联系,共商抗日复国之大计。在《金日成同志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42年12月,临时政府一位姓金的特派员到了牡丹江,但未能见到我们,又回到重庆。”金日成也试图与韩国临时政府进行联系:“我们也曾尝试与他们携手。如果合作能够成功,开展解放祖国的最终作战时,也可以动员他们的武装力量。”

返回成都迎来抗战胜利

1943年3月,国立四川大学从峨眉校区返回成都。回到成都后的金尤史,仍然频繁往返与成渝两地,或者通过联络员指导韩国志士的抗日救亡运动。

时任朝鲜民族革命党主席的金尤史,不仅致力于抗日独立活动,而且对于韩国侨民的生活也颇为尽心,还频繁致电中国政府,寻求物资的支持:“家属生活补助费共3万元,原属不敷,加以渝市物价日涨,而家属名额则反而逐渐增加,致200名家属之生计,益形艰苦。”“中国中央当局确已增发补助费,并自6月份起按月发给。。。。。请钧长体恤悯情,转嘱金九主席迅将上述诸款分别补发。”

作为韩国临时政府宣传部长的金尤史,在很多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以争取更多的民众的支持,扩大影响。《国际与中国》上,金尤史的《保障自家利益》上客观分析了日本侵华目的:“中日战争不管日本在名义上,是占据了五分之三的中国的土地,和许多丰富出产及人烟稠密的地方,包括满洲,实际上一切铁路水路,交通方便的海口和工厂中心的地方,都在她的统制下了。”《开罗会议与韩国》一文中,坚信韩国民族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力量。金尤史还对旅美的韩侨发表广播词,希望大家“将以最大的努力来为我们伟大目的的最后成功而奋斗!为我们国家的完全独立,为提早联合国最后的胜利,与为世界人类的永久和平与康乐的伟大目的而奋斗!”激情四射的文字与讲解,使得韩国临时政府获得了韩侨、中国政府、中国民众的支持,为抗战胜利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努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金尤史也可以回到韩国,从而结束长达26年之久的流亡生活。蒋介石举行茶会欢送韩国革命领袖回国;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名义欢送金尤史等人回国;国立四川大学的师生听闻金教授回国的消息,虽然依依不舍,却也满怀喜悦与祝福。金尤史心情复杂,日本战败,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梦想终将实现,但是在中国26年之久,在川大10年的岁月,他早就对中国,对川大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自称是“半个中国人”,也是永远的川大人。

为了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回国前,金尤史写下了英文叙事诗《长江的诱惑》。这本诗集咏颂了峨眉山、长江三峡、重庆、成都等地的历史、民俗、人文自然风光,赞叹了他的第二故乡中国、以及与他并肩抗日的中国人民,还有他任教了十年的国立四川大学的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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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5日金尤史对旅美韩侨发表的广播词

文:刘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