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少琴先生传略

来源：成都文物 作者：胡昌健

邓少琴，名作楷，字绍勤，中年后以字之谐音改为少琴，以字行。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几子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四月初八生。祖父名光富，字裕之，略有文采。父名大贤，字德修，以开药铺并行医营生。早卒。先生少年丧父，家境贫寒，由祖父抚育成人。八岁时入几子场初小。十岁时由县视学陶辘舟推荐到聚奎小学读书，与诗人吴芳吉同班。教员中有名士萧湘(字绮笙，荣县人)，即《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告全川父老檄文》的作者。邓少琴在国文教师萧湘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斗争的白沙首义，时在1911年11月18日，先生15岁。

17岁时，邓少琴于聚奎小学毕业。19岁时与吴芳吉同赴上海谋生，不果；幸遇吴芳吉的清华同学吴宓介绍，二人得以入右文社校对《章氏丛书》，月薪12元。邓少琴边谋生，边自学，在沪逗留一年，与芳吉买舟西归。一路上赏名山大川，访巴蜀名迹，眼界大开，越三月始抵白沙。后入重庆《强国报》社作校对，社长公长子(即余切，字培初，内江人，1882——1941)善双钩书法，见先生亦能之，引为同道，并教习之，先生双钩书法遂日益精进。

24岁时，祖父去世，先生返白沙送葬，旋受聘于聚奎高小教授国文。不久离聘赴重庆供职于《新蜀报》，曾与萧楚女等共事。此后，先生又先后在重庆联合中学、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江津中学等校教授国文。1930年，卢作孚先生将民生实业公司由合川迁至重庆北碚，并创建全国闻名的北碚实验区、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北泉公园，先生应邀参与工作。在为民生公司挽回川江航运权、抵制外轮独占利润等斗争中，先生有功于其间。先生也曾先后做过北泉公园主任、北碚天府煤矿公司经理、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秘书(处长卢作孚)。公务之余，不忘治学，并继续刻苦自学传统国学，新兴社会科学知识，而在史学、金石学、舆地学方面下功夫尤深。并主编过《星槎》利物，以记载中外航运公司之兴废为主。35岁时，先生曾在刘湘二十一军军部编译委员会工作过，其问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先生著有《日本维新与对华之政策》、《三百年间人民自卫之先例》等文章。

1933年，先生受四川省安抚委员会主任张澜之命，作过救济组救济队总队长(组长是卢作孚)，在苍溪、南充、遂宁、合川一带以衣食救济难民。1936年，川北大旱，尹昌龄出任省赈务委员会主任，请先生担任“昭广剑”(昭化、广元、剑阁)放赈主任。先生不辞辛劳，顺利完成任务，事毕，任四川水利局主任秘书兼总务科长。1937年受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之聘，任西康通志馆编纂。8月，出任“成灌嘉峨风景区管理处”筹备处主任，旋因抗战爆发，机构撤销而中止。在此期间先生著有《峨眉导游》一书问世(1938年初版)。

1942年初，先生受粮食部嘱托了解抗战军米下运情况。遂由水路东下，了解嘉陵江、涪江航运情况，记录在册。回重庆北碚后，应著名学者杨家骆之约，撰写《四川史志》、《重庆史志》等书，列为学典馆丛书。

1943年底，邓少琴先生任四川大学版本整理委员会主任。此间，补刻成都尊经书院书版多种，整理四川地方志上百种，并受聘在川大历史系讲授川康史地等课程。1945年至1946年期间先生有过两次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第一次是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路线是成都——康定一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由德格南折，顺金沙江而上至白玉，而巴塘；东折至理塘——雅江——东俄洛，沿力曲河南下，至木雅乡；再东折至泸定、天全，历时半年。1945年底到达芦山，行程四千里。先生据在木雅乡之调查，写成《西康木雅乡吴王甲尔布考》一书，书中探索了西夏灭亡后有一支遗民向西南迁徙，定居于西康地区的史迹，并指出今雅砻江流域尚存其文化遗迹。至今仍是西夏史研究中的重要论著。第二次调查是在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1946年1月，先生从芦山出发，经雅安、荥经、汉源，石棉、越西、冕宁、盐源、米易、最后由会理返成都，历时半年多。两次调查，行程约万里。他披霜踏雪，历经寒暑，实地考察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历史文物、民族源流、民俗风情等，并作了大量笔记，写成《西康民族采风录》笔记十余册。

先生因此正式受聘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川康历史、川康金石、川康史地、西南民族史等课程。1949年夏，先生将所搜集的四川汉代碑刻拓本，双钩摹写成《益部汉隶集录》两册，在川大出版，由徐中舒先生作序。在川大期间，先生常为《中国边疆》、《西方日报》、《工商导报》等刊物撰稿，发表有《清季宁属普格之设属》、《昭觉之汉石刻》、《德昌四十年间夷汉户口之消长》等文章。

1951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拟在重庆创建西南博物院(在原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的基础上)。特聘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为军政文教政委员文教委员，并调来重庆，筹建西南博物院。三教授为了新中国大西南的文博事业，毅然放弃川大的优越环境，前往渝城。3月7日至8日，文教部召开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徐、冯先生被推荐为筹委员秘书处主任，副主任(后任院长、副院长)，邓少琴被推荐为秘书，主持日常工作。11月，博物院机构被正式批准，先生任业务秘书，尔后，参与宝成铁路、成渝铁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发掘并在院藏文物的征集、鉴选、入藏、编目上，以及重庆红岩村，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建馆筹备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2年秋，先生前往贵阳惠水、安顺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并为博物院征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回渝后撰成《贵州文物调查报告》、《贵州高摆旁瑶族访问记》等。翌年再出川赴滇征集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今重庆市博物馆藏有大量的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其基础就是由先生奠定的。

建院不久，先生得知原巴县档案因避日机空袭，藏在重庆土桥一农户家中，因条件简陋，档案已在霉变、虫蛀。先生迅即派人将其全部运回，有七卡车之多。运批档案上起乾隆二十三年，下至抗战前夕，是珍贵的重庆地方史料。运回后，先生组织人力按年代前后整理编目。最后全部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四川省档案馆。

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西南博物院改为重庆市博物馆、徐、冯二先生调回川大，邓少琴先生遂为重庆市博物馆业务副馆长。1956年时，先生编写《重庆市博物馆馆藏画像砖选集》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四川汉代画像砖图文并茂的第一本出版物。

1960年至“文革”开始，先生应张秀熟之聘兼任四川省文物志编纂组副组长，主持日常编审工作；工作中，先生发现荣县文庙内北宋宣和三年刻的《九域守令图碑》拓片，断定为现存中国最早之石刻地图，并撰文在《地理集刊》上发表。

“文革”期间邓少琴先生亦逃不脱浩劫，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然先生坦然视之，在家中依然故我，读书、研究、写作不辍。直至197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艾尔索普访华来渝，由先生接待陪同时，始得“解放”。

1973年，先生年届77岁，为进行四川地区悬棺葬与百越地区悬棺葬的比较研究，自费前往浙江临海，福建武夷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他白天调查，晚上在旅店整理笔记，所作笔记，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回渝后，先生撰写发表《百越悬棺葬和百濮幽崖葬》、《武夷岩棺葬调查》、《谈西南的岩棺葬制》等文。这是建国后对百越地区悬棺葬课题的首次实地考查，且在文革之中，又是自费进行，此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四川境内出土了大量巴蜀文物，先生关于巴蜀史研究的成果也愈多。经对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两地巴蜀墓葬群的研究，遂得出冬笋坝就是巴人“立市于电亭北岸”的新市里，昭化为古之葭萌，即“苴候”封地之所在的结沦。另外，先生还提出巴人有特殊文化、巴蜀符号与东巴文字有相似之处等观点。1972年，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青铜编钟一套，先生亲临现场指导发掘，后撰就《涪陵新出的巴族铜器和错金编钟》一文(《文物》1974·12)，论述了巴人的历史文化及其工艺术水平，证明了史书上关于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的记载是不误的。先生关于巴蜀历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专著《巴蜀史迹探索》和《巴蜀史稿》中。前者曾获198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先生一向重视和提倡地方史的研究，五十年代就编写过《重庆简史》教材。85岁时主编《重庆简史与沿革》一书，今天，重庆地方史硕果累累，先生有肇始之功。先生还在馆中为业务人员开设过《华阳国志》讲座，每周三次，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1982年，先生将三十年代陆续在《星槎》、《西南实业通讯》上刊的《川江航运史》重新整理，交付出版，改名为《近代川江航运简史》。翌年，先生将数十年间搜集的川江水系航运史料，捐献给四川省交通厅交通志编委会，并由先生为主编，将这批史料编纂为《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两册，共80多万字。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及三峡工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4年以后，由于先生年事已高，不再担任行政职务，而任重博学术顾问。先生长期患前列腺炎症，多次住院治疗，依然手不释卷，著述不断，30万字的《巴蜀史稿》就是1983年住院期间完成的。先生做学问，在“集纳衡证”法之外，尤注重手抄史料，即使有现成的书，也要将有关史料重抄一遍，且字字工整。几十年来，经先生手抄的史料有数百万字，有条不紊地分类，今仍完好保存在家中。先生一生淡泊简朴绝，无一件时髦家当，满屋最多的就是书。所用写字台太小，就搁一张大层板在上，只要能多放书便于写作就行。

邓少琴先生少年投身辛亥革命，青年刻苦自学，中年以实业救国同时治学著述，成为大学教授，晚岁以巴蜀史学家名闻海内外，这就是先生一生走过的道路。先生的学生董其详先生曾问及：您要教书，又忙于公务，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先生是民盟盟员，历届重庆市政协委员)，哪有时间从事著述研究呢?先生笑了一笑回答，要“不间断”嘛!

1990年1月16日，邓少琴先生以93岁高龄与世长辞。病重时曾嘱咐家属“丧事从简”，又向馆中同事叮咛“没做完的事要继续做完”，别无他言。先生归葬故里后，其子女将先生留下的2500元捐与了聚奎中学，学校将此设为“邓少琴奖学金”。先生之遗稿，计有《西南历史地图集》、《扬子江上游的开发》、《西南交通史》、《康藏研究》、《北泉金石文徵》及《天风阁诗稿》等，有待整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