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古名家言的哲学家伍非白

来源：《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 作者：汤炳正

伍非白，四川蓬安人。生于1890年。幼年丧父，家贫，就读于私塾，遍习四书、五经，旁及诸子百家。性聪颖过人，善属文，年13应科举，中秀才。旋科举罢，乃走读于合川实业学校。是时，革命思潮激荡全国，而先生亦见闻渐广，接受进步思想。既愤慨清室之腐朽，又痛恨外侮之日迫，乃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第一届四川省议会议员。不久，又先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四川革命军石青阳、熊克武军中参加反袁，护法诸役。石、熊失败，他走上海。由于党人四散，失掉联系，而他亦被反动派列入逮捕名单，乃返蜀。

当时军阀混战，国事日非。他见革命失败，乃萌文化救国之念。于是避居乡间，埋头读书。由于生活拮据，乃以实业学校曾习之育蚕种，桑苗等技艺谋生。无钱买书，则往返数十里外，就藏书家借阅或抄写。日夜揣摩，孜孜不倦，博览而好深湛之思。但先生救世之志，固未尝稍衰。是时，当地驻军师长何光烈，欲以“佃当捐”名义，重敛于民，召各县代表会议，他以蓬安县代表出席。席间，不畏权势，支持群众及学生代表，痛斥何光烈。他说：“当此国难之际，或英雄，或奸贼，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何去何从，由你选择！”四座闻言，皆为震动。会议遂逼何光烈取消“佃当捐”。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其仗义执言，多类此。

先生素好诸子之学，尤喜墨家，但读《墨经》上下而苦其艰深。故自1914年开始，即发愤钻研，欲为校释。阅五年，成《墨子辩经解》一书。在墨学研究中，别开生面，独具卓见。1922年此书出版后，颇为当代学术界所推崇，先生亦蜚声学林，遂于1926年受聘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教授；旋赴南京，任前中央大学教授。其间，还以同盟会会员资历兼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以挂名官职潜心著述。他先后至苏州谒见太炎先生，探讨诸子之学，又与海内学者如四川廖季平、山东栾调甫、南京张纯一等，或书函往来，或互相过从，纵论经史与墨家学说。十年之间，研究范围，益深且广，遍及先秦名学遗著。并撰成《大小取章句》、《尹文子略注》、《公孙龙子发微》、《荀子正名解》、《齐物论新议》、《形名杂篇》，合前著《墨子辩经解》（后改名为《墨解经故》），总称《中国古名家言》，约30万言。其中《大小取章句》，1937年在《论学》杂志上发表过；《公孙龙子发微》初稿，大半为陈柱尊1937年出版的《公孙龙子集解》所采录，在学术界发生广泛影响。自此，先生享有著名墨学专家的盛誉。

抗日战争爆发，国土沦陷，民生凋敝。先生目睹时艰，而自愧报国无门。乃于1938年举家返蜀，隐居南充西山，创办西山书院，聘海内名流，相与研讨讲习于其间。蜀中学子，一时就读者甚众。先生在讲学之余，又对所著《中国古名家言》作全面整理与修改，并自费刊印五百部，分送海内学术界。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在名学研究上的独创见解，乃得全面问世。

抗战胜利，先生又创办川北文学院于南充。时解放战争已起，学院多进步师生，亦有地下党同志。先生不仅对革命力量加以保护，而且曾配合进步师生，对渗入校内的恶霸政棍等反动势力，加以驱逐和清洗，得到广大师生的赞许。先生尝愤愤地说：“我们决不能允许恶棍与市侩来左右我们的学校！”因此，一时多视“川北文学院”为进步学校。

解放后，他被委为川北行署委员，兼川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建省，又先后任省政府委员，省图书馆馆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常委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改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65年3月，因脑溢血去世，享年75岁。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先生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得到改正和平反。而《中国古名家言》亦于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毕生全力以赴的这一学术巨著，从此得以广泛流传于世。

纵观先生一生，虽有时参加政治活动，但其贯彻始终的毕生事业仍是学术研究。从他所专研的对象墨家学说来讲，先秦曾与儒家并称“显学”。但自汉代起，已渐趋衰微。魏晋以来，连唯一的一部鲁胜注，早已失传。此学之被冷落者，殆千有余年。近代虽略有起色，而竭生平之精力，专研不移者，实属寥寥。盖以学术言，凡趋时者，时变而；殉利者，利竭而废。惟先生对先秦名家之研讨，毕其生而不怠。从1914年至1965年，前后凡五十载，直至死后，还留下不断修改中的《中国古名家言》三种不同的稿本。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先生之于古名家言，真可谓乐此不倦。也正是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整理作出应有的贡献。

先生的第一部专著《墨经解故》于1922年由北京中国大学晨光社出版之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梁启超在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伍非白著《墨经解故》，从哲学、科学上树一新观察点，将全部《墨经》视为有系统的组织。”事实确是如此。因为清代学者之论《墨经》，大都不外校勘训诂，使此艰深难读之本，略通大义而已。虽孙渊如已发现《墨经》多系名家言，邹特夫亦发现《墨经》多涉物理学，但他们只是零篇短札，谈言微中。而真正能站在哲学，科学的高度上来观察《墨经》，并将全部《墨经》作为“有系统”的整体来进行研究者，在近代，先生应属第一人，先生的《墨经解故》当为第一部书。中国先秦名学的由隐而显，不能不归功于先生。

但先生对中国古名学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的探索工作，不断地在向纵深发展。此后，他又发现《墨子》书中的《大取》、《小取》两篇，“与《经说上下》四篇相发明”，乃名家之要籍，名家《公孙龙子》，“处处与墨子辩经为论敌”，乃中国古代名家两大论宗，道家《庄子·齐物论》，全用名、墨两家术语，其破诘百家，亦“多是从名辩学术攻入”，儒家《荀子·正名》，也是“吸收名家各派的长处而弃其短，”；此外如《尹文子》及散见诸子的名辩杂论，他无不融会贯通，各立专著，《中国古名家言》即其总集。曾谓：“不通一家，则不能通两家，不通两家，亦无由通一家以至三家之循环论战。”不难看出，先生之治古名家言，乃将名家摆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大论战中进行全面考察，紧抓住他们之间正、反、合的复杂关系，来探索古名家言的精髓。足见先生的著述之所以如此博大精深，发前人所未发，决不是偶然的。

清代以来，对先秦古籍之整理，其言考证者，或短于说理；言义理者，又或疏于考证。故自毕沅以下，注《墨子》者不下十数家，虽以孙诒让之博洽严密，其《墨子间诂》至今被誉为不朽之作，而犹不免偏于文字校释之间。惟先生之治古名家言，则取名家典籍，进行校勘、、训诂、诠释、编次、剖析乃至辨伪等一系列整理工作，熔多种治学手段于一炉。故其所揭示的“名辩”精义，不仅新颖独创，而且广度深度多出前人之上。先生的《墨辩校勘记》、《公孙龙子考证》、《邓析子辨伪》诸篇，其在《中国古名家言》中，虽仅列为附录，但足见先生治学的功力之深，决非浮光掠影、侈言义理者可比。当然，先秦名家学说，还有不少疑难问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探索，但先生的董理之功，却为后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先生禀性豁达，平易近人。但对庸鄙市侩之流，则又严峻不少宽假。他思维细密，善于言谈。在师友叙谈间，对问题的探讨，往往步步推演，妙论横生，出人意表，令人解颐。从中国历史上看，《庄子·齐物论》，后曾演为魏晋间之清谈名理，先生的言行亦受古名家之影响欤?

先生晏居之暇，亦好诗文。曾以余力著《东维子文集校注》、《铁崖乐府校注》及诗文集等，尚待刊布，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