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老辈文人

来源：《成都故事百家谈》 作者：林文询

当人们赞叹“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时，恐怕首先想到的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和宜居环境，以至美食美色美景美人情。其实，成都的魅力，更在于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与名人，天然不可分。倘无名人而侈谈名城，那是滑稽。在这方面成都人足可自豪，领大汉风骚之长卿、子云不必说了，盛唐以降更是蔚为奇观：出则风流千古太白、东坡，入则光芒万丈杜老、放翁。这些与成都有不解之缘的大师泰斗，个个都堪称中国文坛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回首历史烟云，恰似明代成都人杨升庵为《三国演义》题写的绝唱：“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苍茫中的红亮，留下永恒的辉煌记忆。这便是成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景象。

秦砖汉瓦不必细拣了。只近代百年，又涌现过多少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李劼人、郭沫若、巴金……都堪称一个个时代的巨擘，都是必定要记载史册的人物。而倘若披沙沥金，拂尘去埃，我们成都的当代文化名人长廊还会大增其光。这里我不一一细数了。我只相信，再过20年、50年，时光逝远，人们反而会看得更清楚，原来那一时期的成都，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杰出英才，有过那么令人鼓舞的文化辉煌。如果说历史上短暂的三国时期，蜀汉曾争得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么成都的文化精英们，又为我们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篇章。他们，就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上辈文人。

说来也怪，比起北京的博大，上海的繁丽，西安的深沉，我们成都其实是一座比较中庸小气的城市，但我们这里却盛产睿智大气的文人。也许这是因为，成都小气不是狭隘单薄，而是清丽平和；成都的中庸不是浑噩平淡，而是深厚淡定。一如蜀锦缎柔滑而有质地。你看历史上的状元郎，不是大都出自小县小城中等阶层么?也许个中自有同一道理。

大气何在?听听近百年前，从成都石室学堂走出去的中国新诗第一人郭沫若“在太平洋边上的放号”吧：“我是一条天狗，我要把太阳来吞了，我要把月亮来吞了……”那是何等气魄，何等狂放!翻翻被誉为“中国左拉”的李劼人的“辛亥革命三部曲”吧，其平实而厚重可以说至今无人可匹，其从容深沉的大将风度，令人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慨。而巴金那燃烧了一个世纪的激情，更是体现了这位成都小个子文人无比的良知和勇气，举国举世对他的敬重绝非没有道理。才气勇气，铸就了他们的狂放大气。这正是成都上辈文人最耀眼的特色。而正直正义，嫉恶如仇，也在这批上辈文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面对过去的封建专制，还是对待后来的极左妖风，他们大都敢于挺身而出，或放笔疾书，或横眉冷对，总之，无论如何，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蜀中文人的傲骨正气，是有誉在外的，文坛衮衮，尽皆仰之。他们的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心中耿耿，必仗义执言；路见不平，必拔刀相助。所以，连李劼人这样德高望重爱国爱民的老作家，也差点被打成“右派”，终致郁闷而去。所以，曾在当时向他伸过援手的老友沙汀以及我父亲，后来又都在“文革”中惨遭毒手。

而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是极富情趣、爱乡心切的文化人。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留学海外，有的还长期寓居他乡，但始终心系故土，情倾家乡。李劼人不必说了，他的长篇三部曲可以说就是20世纪初叶老成都的巨幅风云史、民俗史，点点笔墨，尽皆浸透成都的神髓风情。就连少小离家的巴金，其最有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家》、《春》、《秋》，也是一部旧成都的画卷，其中人事，尽系地道成都。

著述如此，生活亦然。他们都像普通的成都人一样，热爱美食，喜泡茶馆。李劼人甚至还亲自开过饭馆，那名字极有意思：小雅。这小雅，恐怕也是成都文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情趣的境界吧?不求大富大贵、高官高位，但求保持平民布衣底色，而又不失文人风度。这大概就是“小雅”的诠释。像当时的一些污浊，当今的一些低俗，他们会一掸袖筒，不屑合流的。

还有一点，他们也惊人地相似，那就是对乡土文化情有独钟。像李劼人、巴金，还有我父亲等，很喝过些洋墨水的，都酷爱川剧艺术。沙汀、艾芜等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甚至还亲笔写过或改过剧本，我父亲就曾对我这个对川剧无甚感觉的狂放小子说过：川剧剧本的文学性是极强的，很值得学习。能从乡土的大众文化中看出精妙的艺术性来，这大概也是我们成都的上辈文人们的慧眼所在吧。

是的，作为文人，对艺术的钟爱和执著追求，才是他们的根本。在这方面，我们成都人更可以感到骄傲，我们的这些位上辈文人可以说都是那一时代出类拔萃的骄子。他们的写作，绝不仅仅是凭激情，而是充满了蜀人的独特智慧机趣和高品位的艺术才情。对艺术美的追求，让他们的不少诗文堪称字字珠玑，光华四射。五四新文学大潮中，郭沫若就曾独领风骚，其长诗《女神》更是技惊四座，光耀华夏。而以川籍学子为主力的新文学社团“浅草社”(后演变为“沉钟社”)，更亳不讳言对艺术美的追求，张扬“唯美”的大旗，以致被新中国成立后正统的(实为“左”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期贬义地称为“唯美主义艺术至上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团体”。事实上，回头看他们的作品，除了富于艺术性以外，忧国忧民的情思也是相当深广的。其中的“二陈一林”，即蜀人陈炜谟、陈翔鹤和家父林如稷，更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早期健将。陈翔鹤在晚年还写出过两篇至今无人可及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让极为沉闷的20世纪六七十代的中国文坛为之一震，其老到的艺术才情绝非偶然。可惜，也就是因了这两篇历史小说，他在不久后的“文革”中便因文罹祸，受迫害而逝。

可惜的当然不止他一位，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好多蜀中上辈文人，都已先后而去了。百年云烟，逝者往矣。而今又值时尚潮涌，乱花迷眼，好些年轻人已不知尧舜，不知汉唐。好些当代文人也随波逐流，附势求荣，媚俗哗众。但我相信，“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的成都人会意识到，伴20纪风云一路走来又一路走去的那些文坛前辈，真的是我们成都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成都人的骄傲。他们作为成都人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文坛的整体崛起，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卓著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的，后世要想超越，恐也绝非易事。这就是我们的这批上辈文人的可敬之处，价值所在。作为成都人，我们应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