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甫半生成都缘

李自强

东渡日本求学

1885年正月，李培甫生于四川省垫江县。幼年时，他随父亲李仲言客居贵州，遍读经史百家。原本，父亲和他都预想着一条“学而优则仕”的理想道路。但时逢清末乱世，内忧外患之下，读书人无法再按传统的科举路子继续走下去。各种现代新思潮不断涌入内地，李培甫对当时传入的新学书报越看越喜欢，遂决定入成都高等学堂接受现代教育。

就学期间，李培甫与同学张列五、邹汉卿等结成学社，奉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先贤为榜样，互相砥砺，立志为民族之兴衰、中国之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同盟会四川支部成立后，他与张、邹等同学率先入会。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仰慕，李培甫受贵州一位亲戚的资助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留学期间，他积极与同盟会成员联系，并面谒中山先生，主动要求参加反清斗争。辛亥武昌起义后，日本的同盟会员纷纷回国，他即时赶回成都会同董修武策划起义事宜。

当时在川的同盟会员通过哥老会等民间组织积聚力量，联络军、学两界百余同志秘密筹划起义。李培甫等人在南较场召开万人大会，高悬“同盟会会长孙文”之名，向到会群众作了精辟的讲演，公开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这一举动在当时震动了整个四川，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地以中山先生作为鲜明的旗帜，号召革命的，当以成都为首例。尔后，董修武出任总政处总理，李培甫与张澜、王铭新、赵椿煦、蔡文铨等分任参赞，在老朋友的邀请下，李培甫还到熊克武的部队中担任了一段时间靖国军总司令顾问。李培甫受邀担任这支部队的顾问后，致力整顿军纪，借机在战士中宣传革命，做了大量的思想启蒙工作。

成都教书育人

李培甫一生襟怀淡泊，除革命时期短暂担任政府参赞和靖国军顾问外，基本没有担任其他官职，最终选择了教育事业，放弃了对个人功名富贵的追寻。在以后的40多年中，他全力投身治学和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华阳中学、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成属联合中学等校教员，后来又做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成华大学等校教授，讲授声韵、文字等专门课程，旁及古典文学及史传作品。

李培甫教课喜用原典，对古人书中所涉及的经史子集以至佛典和域外之书，都一一为之寻根究底，辨别真伪是非；书中一字一句，无不沿波讨源，理解之后才教给学生。其中多有精辟之见，虽未及时整理，见诸文字，但启诱后学，对古典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呈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那时候，林山腴任华阳中学（今成都三中）校长，张重民任成属联中（今石室中学）校长，吴照华担任成都县中（今成都七中）校长，庞石帚、向仙侨、杨庶堪、蒙文通、冯汉骥等一大批优秀学者云集成都教育界，李培甫与他们往来唱和，常到各校串讲、兼课。他还长期担任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川大及成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诸如教学计划、教学进度、教室分配、选修课程、学生名册等等，都一一亲手写定，不找旁人代劳。全系学生的作文卷，他也不厌其烦地逐本细看，对其中的佳作妙笔反复观览，摘出其中的句子予以评定训勉。

李培甫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尽力使学生们获得多方面的学识。他处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跟同学们广泛接触。对于比较优秀的同学，他从不过分表扬，而是提出更高的标准；对于成绩较差的同学，他也毫不歧视，每每以鼓励作鞭策。除从事著述和教学活动外，他总是生活在学生们当中，每每从广泛的交谈中了解学生们对学习的要求，对自己和别人教学的意见。

“我自甘粗砺，人犹望肉糜”，李培甫一生节俭自奉，生活刻苦，经常危身直坐，和学生们在一起了解情况时，常常是学生们坐椅子，他坐凳子。出门上街也总是步行，从不轻易乘车。因此，在他的学生中，只要提到李先生，大部分人都心服口服，由衷感念。

当时担任川大校长的张颐曾就读密执安大学，从学士读到博士，后又以进修生身份，分别转入英国牛津大学、德国埃尔朗埂大学，游学近十载，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不过，张先生“学术造诣虽深，政务却非所长”。1938年12月，程天放任川大校长，令张颐立即移交校政。对此，李培甫等学者强烈反对，认为政客不是学者，不足以主持川大，张颐乃“学术界先进，洁身自好，人格皎然”，“任职年余，一心校务，众望允孚”，“佥谓川大成绩已著，且于学年中途，无故更换，于事为不必要，于理为不可解”。如果让与政府关联紧密，在驻德大使任上又有劣迹的程天放来治理川大，“学校从此将无学术自由可言，学校生活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平静，必然会引出许多悲剧”，他联合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曾天宇等在校任教的著名学者，发出宣言传单，实行罢教罢课。在宣言上签名的教授、讲师、助教共80余人。川大师生罢教罢课长达18日之久，终于迫使程天放接受了师生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并将川大秘书长孟寿椿驱逐出校，罢课宣告结束。李培甫与朱光潜、魏时珍、林如稷、周太玄等羞与程天放为伍，纷纷辞去教职，以示抵制。

著书立说嘉惠后学

章太炎在东京执笔《民报》时，为留学生开国学讲习会，李培甫拜其门下，受文字声韵之学。晚年的他回忆往事，曾谦虚地说：“辛亥前事炎师讲席，有听受，无问难，盖不知所由问也。”尔后，他沉潜于文字、声韵学达二三十年，卓然有所树立。所著《异平同入考》1卷，早年由华西协和大学印行，列为华大国学丛书之四。《声韵学》3卷，由四川大学印行，用作声韵学课程教材。其书条理有贯，剖析入微，辨韵定纽，粲然大备，既总结了前贤成就，又贯穿了自己的研究所得。如《古今声类损益说》一文，于备论古今音读异同、前人得失之后，以为审定古纽，其事难于古韵，既不可拘执于反语，亦不宜偏任等呼，取证经典异文，唯有推究偏旁所由得声，类聚群分，各适其职，然后古今正变之迹，乃可参稽而定。说理透辟，见解精到，对后学影响不小。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古纽主要指先秦两汉时期汉语的声母，属于比较专门而冷僻的学问。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里，古纽一直不像古韵那样受重视，成就也没有古韵那样大。这主要由于材料缺乏。到目前为止，研究古纽主要利用5种材料，即：谐声偏旁、声训、读若、异文、异切。最先从事古纽研究的学者是清代钱大昕，以后则有章炳麟、黄侃、曾运干和李培甫先生等，他们先后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

声韵学大师

李培甫师从章太炎，对他极为信服，但在具体问题上并不盲从师说。如章先生在审定古纽时，并喻纽于影纽（《广韵》喉音共5类：影、喻、为、晓、匣），这是误袭钱大昕之说。李培甫于是著《喻纽为古声说》，指出：“影喻两纽，鸿细虽殊，发音皆出于喉。论其分界，则影清而喻浊，故必别为两类。”他举其他声纽为例，如晓之与匣，见溪与群，端透与定，邦滂与并，精清与方从，都是发音相同而方为两类，都是清纽之外而复存浊纽，然而“言古声者，初并不定于端透，并并于邦滂，并从于精清，而顾摈喻纽于古声之外，是无异谓古读喉音，只是清而无浊也。且影喻晓匣，同属喉音，而略有深浅之别。今以晓匣同列古声，清浊对峙，影喻纯属喉音，何乃有清而无浊。……”于是作出断语：“喻纽虽杂他纽变声，而本纽卓然具在，自不得悉归影纽。”

李先生还曾撰写《双声释例》《叠韵释例》等书，指出前人所谓“叠韵易晓，双声难知”，仅是从今音叠韵来说的。如稍加深究，则叠韵难于掌握，远远超过双声。“不通古今韵部之流别，则不知一切叠韵字何由部分，舍徵验而任口耳，则本非同韵者而误以为同，本属同韵者而误以为异。”他广搜典籍，引证确凿，使人豁然开朗，不但通晓了双声叠韵之所以然，而且大大提高了阅读古籍的能力，嘉惠后学，良非浅显。

李培甫从小受踏实治学的精神影响，努力自勉，博览经史诸子，旁及杂书小说，其散文沉博雅正、训辞深厚，出入孟、庄、史、汉而自成风格。平生所撰文章，如《邹汉卿传》《张仲和传》《张列五先生墓志铭》《萧静轩先生墓表》等等，多为当年同盟会的老朋友、老同志所作，大都情文相生，汪洋恣肆，悲歌慷慨，余韵无穷。

李培甫平日还喜作七言律诗，多浑涵汪茫，气象高远，大开大阖而情韵饱满。1974年国庆前夕，89岁高龄的李培甫先生作七言律诗曰：“……天运一轮催动力，神州七亿尽尧天。老夫百岁今方始，起听鸡鸣气万千。”表现了烈士暮年、老当益壮的心情。当年与陈三立、陈石遗等人在北京结社唱酬的著名诗人，四川耆儒林山腴投诗赠答李培甫先生：“近来能诗数培甫，篇篇格律擅精严。”“高处更参迹外象，时流未解水中盐。”推重之情可见一斑。1975年8月17日，李培甫因患感冒转肺炎去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