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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甫半生成都缘

发布时间:2017-01-19      点击次数:


李培甫半生成都缘

李自强

东渡日本求学

1885年正月,李培甫生于四川省垫江县。幼年时,他随父亲李仲言客居贵州,遍读经史百家。原本,父亲和他都预想着一条“学而优则仕”的理想道路。但时逢清末乱世,内忧外患之下,读书人无法再按传统的科举路子继续走下去。各种现代新思潮不断涌入内地,李培甫对当时传入的新学书报越看越喜欢,遂决定入成都高等学堂接受现代教育。

就学期间,李培甫与同学张列五、邹汉卿等结成学社,奉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先贤为榜样,互相砥砺,立志为民族之兴衰、中国之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同盟会四川支部成立后,他与张、邹等同学率先入会。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仰慕,李培甫受贵州一位亲戚的资助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留学期间,他积极与同盟会成员联系,并面谒中山先生,主动要求参加反清斗争。辛亥武昌起义后,日本的同盟会员纷纷回国,他即时赶回成都会同董修武策划起义事宜。

当时在川的同盟会员通过哥老会等民间组织积聚力量,联络军、学两界百余同志秘密筹划起义。李培甫等人在南较场召开万人大会,高悬“同盟会会长孙文”之名,向到会群众作了精辟的讲演,公开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这一举动在当时震动了整个四川,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各地以中山先生作为鲜明的旗帜,号召革命的,当以成都为首例。尔后,董修武出任总政处总理,李培甫与张澜、王铭新、赵椿煦、蔡文铨等分任参赞,在老朋友的邀请下,李培甫还到熊克武的部队中担任了一段时间靖国军总司令顾问。李培甫受邀担任这支部队的顾问后,致力整顿军纪,借机在战士中宣传革命,做了大量的思想启蒙工作。

成都教书育人

李培甫一生襟怀淡泊,除革命时期短暂担任政府参赞和靖国军顾问外,基本没有担任其他官职,最终选择了教育事业,放弃了对个人功名富贵的追寻。在以后的40多年中,他全力投身治学和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华阳中学、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成属联合中学等校教员,后来又做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成华大学等校教授,讲授声韵、文字等专门课程,旁及古典文学及史传作品。

李培甫教课喜用原典,对古人书中所涉及的经史子集以至佛典和域外之书,都一一为之寻根究底,辨别真伪是非;书中一字一句,无不沿波讨源,理解之后才教给学生。其中多有精辟之见,虽未及时整理,见诸文字,但启诱后学,对古典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呈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那时候,林山腴任华阳中学(今成都三中)校长,张重民任成属联中(今石室中学)校长,吴照华担任成都县中(今成都七中)校长,庞石帚、向仙侨、杨庶堪、蒙文通、冯汉骥等一大批优秀学者云集成都教育界,李培甫与他们往来唱和,常到各校串讲、兼课。他还长期担任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川大及成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诸如教学计划、教学进度、教室分配、选修课程、学生名册等等,都一一亲手写定,不找旁人代劳。全系学生的作文卷,他也不厌其烦地逐本细看,对其中的佳作妙笔反复观览,摘出其中的句子予以评定训勉。

李培甫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尽力使学生们获得多方面的学识。他处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跟同学们广泛接触。对于比较优秀的同学,他从不过分表扬,而是提出更高的标准;对于成绩较差的同学,他也毫不歧视,每每以鼓励作鞭策。除从事著述和教学活动外,他总是生活在学生们当中,每每从广泛的交谈中了解学生们对学习的要求,对自己和别人教学的意见。

“我自甘粗砺,人犹望肉糜”,李培甫一生节俭自奉,生活刻苦,经常危身直坐,和学生们在一起了解情况时,常常是学生们坐椅子,他坐凳子。出门上街也总是步行,从不轻易乘车。因此,在他的学生中,只要提到李先生,大部分人都心服口服,由衷感念。

当时担任川大校长的张颐曾就读密执安大学,从学士读到博士,后又以进修生身份,分别转入英国牛津大学、德国埃尔朗埂大学,游学近十载,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不过,张先生“学术造诣虽深,政务却非所长”。1938年12月,程天放任川大校长,令张颐立即移交校政。对此,李培甫等学者强烈反对,认为政客不是学者,不足以主持川大,张颐乃“学术界先进,洁身自好,人格皎然”,“任职年余,一心校务,众望允孚”,“佥谓川大成绩已著,且于学年中途,无故更换,于事为不必要,于理为不可解”。如果让与政府关联紧密,在驻德大使任上又有劣迹的程天放来治理川大,“学校从此将无学术自由可言,学校生活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平静,必然会引出许多悲剧”,他联合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曾天宇等在校任教的著名学者,发出宣言传单,实行罢教罢课。在宣言上签名的教授、讲师、助教共80余人。川大师生罢教罢课长达18日之久,终于迫使程天放接受了师生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并将川大秘书长孟寿椿驱逐出校,罢课宣告结束。李培甫与朱光潜、魏时珍、林如稷、周太玄等羞与程天放为伍,纷纷辞去教职,以示抵制。

著书立说嘉惠后学

章太炎在东京执笔《民报》时,为留学生开国学讲习会,李培甫拜其门下,受文字声韵之学。晚年的他回忆往事,曾谦虚地说:“辛亥前事炎师讲席,有听受,无问难,盖不知所由问也。”尔后,他沉潜于文字、声韵学达二三十年,卓然有所树立。所著《异平同入考》1卷,早年由华西协和大学印行,列为华大国学丛书之四。《声韵学》3卷,由四川大学印行,用作声韵学课程教材。其书条理有贯,剖析入微,辨韵定纽,粲然大备,既总结了前贤成就,又贯穿了自己的研究所得。如《古今声类损益说》一文,于备论古今音读异同、前人得失之后,以为审定古纽,其事难于古韵,既不可拘执于反语,亦不宜偏任等呼,取证经典异文,唯有推究偏旁所由得声,类聚群分,各适其职,然后古今正变之迹,乃可参稽而定。说理透辟,见解精到,对后学影响不小。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古纽主要指先秦两汉时期汉语的声母,属于比较专门而冷僻的学问。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里,古纽一直不像古韵那样受重视,成就也没有古韵那样大。这主要由于材料缺乏。到目前为止,研究古纽主要利用5种材料,即:谐声偏旁、声训、读若、异文、异切。最先从事古纽研究的学者是清代钱大昕,以后则有章炳麟、黄侃、曾运干和李培甫先生等,他们先后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

声韵学大师

李培甫师从章太炎,对他极为信服,但在具体问题上并不盲从师说。如章先生在审定古纽时,并喻纽于影纽(《广韵》喉音共5类:影、喻、为、晓、匣),这是误袭钱大昕之说。李培甫于是著《喻纽为古声说》,指出:“影喻两纽,鸿细虽殊,发音皆出于喉。论其分界,则影清而喻浊,故必别为两类。”他举其他声纽为例,如晓之与匣,见溪与群,端透与定,邦滂与并,精清与方从,都是发音相同而方为两类,都是清纽之外而复存浊纽,然而“言古声者,初并不定于端透,并并于邦滂,并从于精清,而顾摈喻纽于古声之外,是无异谓古读喉音,只是清而无浊也。且影喻晓匣,同属喉音,而略有深浅之别。今以晓匣同列古声,清浊对峙,影喻纯属喉音,何乃有清而无浊。……”于是作出断语:“喻纽虽杂他纽变声,而本纽卓然具在,自不得悉归影纽。”

李先生还曾撰写《双声释例》《叠韵释例》等书,指出前人所谓“叠韵易晓,双声难知”,仅是从今音叠韵来说的。如稍加深究,则叠韵难于掌握,远远超过双声。“不通古今韵部之流别,则不知一切叠韵字何由部分,舍徵验而任口耳,则本非同韵者而误以为同,本属同韵者而误以为异。”他广搜典籍,引证确凿,使人豁然开朗,不但通晓了双声叠韵之所以然,而且大大提高了阅读古籍的能力,嘉惠后学,良非浅显。

李培甫从小受踏实治学的精神影响,努力自勉,博览经史诸子,旁及杂书小说,其散文沉博雅正、训辞深厚,出入孟、庄、史、汉而自成风格。平生所撰文章,如《邹汉卿传》《张仲和传》《张列五先生墓志铭》《萧静轩先生墓表》等等,多为当年同盟会的老朋友、老同志所作,大都情文相生,汪洋恣肆,悲歌慷慨,余韵无穷。

李培甫平日还喜作七言律诗,多浑涵汪茫,气象高远,大开大阖而情韵饱满。1974年国庆前夕,89岁高龄的李培甫先生作七言律诗曰:“……天运一轮催动力,神州七亿尽尧天。老夫百岁今方始,起听鸡鸣气万千。”表现了烈士暮年、老当益壮的心情。当年与陈三立、陈石遗等人在北京结社唱酬的著名诗人,四川耆儒林山腴投诗赠答李培甫先生:“近来能诗数培甫,篇篇格律擅精严。”“高处更参迹外象,时流未解水中盐。”推重之情可见一斑。1975年8月17日,李培甫因患感冒转肺炎去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