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

钱穆

齐鲁大学之南迁，本借华西大学校舍之一部分。故余在齐鲁授课，华西大学生亦同班听受。民国32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邀余转去华西大学任教。忠恕留学英国，闻即终年御长袍不穿西装。漫游欧美归后，仍穿长袍。设立一东西文化协会，提倡中国文化。英人李约瑟亦常与会。他年李约瑟之撰写《中国科学史》，亦不得不谓其受有当时之影响。

忠恕来邀余，余提唯一条件，余谓闻华西各教授宿舍均在华西坝四围附近，惟校长住宅乃在华西坝校园内，华西坝内南端有洋楼四五宅，乃西籍教授所住，中西教授宿舍显有高下不同。倘适坝内南端洋楼有空，余愿住去，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忠恕商之校长，意允所请。亦适华西坝内南端最左一所洋楼空出，此楼乃各楼中之最大者，而余则惟一身，遂召齐鲁研究所研究员五六人随余同居。时老友蒙文通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华西教授，由其移借一部分图书寄放坝南余宅，供余及同居五六人研读之用。

是年冬，又应召赴重庆复兴关，为高级训练班讲学，同赴讲学者凡四人：一冯芝生，一萧公权，一萧叔玉，同居一室中。余居复兴关凡一月。膳食极佳。余等住过阴历元旦，适是时重庆连月大雾，阴云不散，得见日光者仅一二日。余素病胃，在成都已久不荤食，来复兴关屡进盛馔，初亦不觉，及返成都，胃病遂大发。医言元大恙，惟须久养，如是卧床凡数月。

及稍痊，已春尽夏来，尚不能下楼，遂于楼廊置一沙发，日间卧其上，聊事阅读。向楼下索取《朱子语类》最后有关讨论宋代政治者各卷，逐条翻阅。倦则闭目小休，如是有日，精神渐佳，遂依次读至最后，再向前翻读。《朱子语类》全书一百三十卷，获在楼廊上全部读完，是为余通览《语类》全部之第一次。及读《语类》既毕，余病亦良已。暑假移居灌县灵岩山寺。又向寺中方丈某僧借读《指月录》全部。此数月内，由于一气连读了《朱子语类》及《指月录》两书，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一演变，获有稍深之认识。

秋后又迁居，自华西坝南端左边第一家，迁至偏右之第二家。前居一幢三楼，由余一人独占。后居一幢只二楼，楼下一家亦华籍教授，仅夫妇两人，与余同迁入。前居则让新来一西籍教授之有多人眷属者。旧随齐鲁研究生诸人皆散去，独华西大学毕业一女学生黄淑兰相伴。淑兰有夫不在川，有一女在近县读中学。淑兰前在天津女师与余姨妹张一飞同学，极相善。来华西大学读教育系，兼学绘画，山水翎毛皆工，又善二胡，能拉刘天华诸曲。余来华西坝，遂来从学。余病惟彼乃一女司生，常侍在侧。

及迁居后，屡逢空袭，每在傍晚。晚餐后，离坝至荒郊，躲一两时始归。入冬一晨遇骤寒，胃疾又作，较春初更厉。入华西医院，诊为十二指肠溃荡。卧院旬日始归。时适日军破长沙入广西，后方惶恐，多谋逃避。相识者皆来医院访问，欲偕余同逃。余告以军情不如此之急。可且观望。米价骤跌，不妨暂趁廉价收购。或信余言，皆得薄利。

余出医院后，遵医嘱，日进流质，薄米粥、鸡蛋汤、羊奶、豆浆、麦片、藕粉如是之类，每两小时进一餐，每日六餐或七餐。初则长日卧床，稍后可室内小坐，又稍后在室外东廊下躺藤椅上晒日光。又稍后可以园中菜畦间散步。遇精神佳，阅书消遣。

偶读胡适之《论神会》诸作，不禁操笔为文，写《神会与坛经》一长篇，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及在香港，又续读宝志书及少室逸书等。及迁居台北，又读宗密原人论诸书，更读林木大拙书。络续为文，皆一意相承，收在《学术思想史论丛》之第四集。此实为治禅史及理学史思想传递一大公案。而天台华严两宗，亦时于言外旁及。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亦历30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

余撰《神会》一文外，又旁论及于当时政治问题，投寄重庆《大公报》，得六七篇。又兼收在赖家园旧作八篇，辑为一.编，名《政学私言》，付商务出版。一日晨，方出门去上课，梁漱溟忽来访。余告以正值有课，漱溟曰：“无妨，我来成都小住有日，并暂居君之隔邻。”遂约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学私言》一册与之，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余遂访之于其寓。漱溟告余，此来有一事相商。彼拟创办一文化研究所，邀余两人合作。余即允之，问此事将于何时开始。漱溟曰：“顷政府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俟此事获有结果，当即进行。”又曰：“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余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回芸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唱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漱溟闻余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余曰：“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亦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唱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漱溟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余两人遂语不终了而散。

又一日，冯芝生忽亦自重庆来成都，华西坝诸教授作一茶会欢迎，余亦在座。不知语由何起，余言：“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芝生正色曰：“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余曰：“欲为世界人，仍当先作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芝生无言。漱溟语不忘国。芝生自负其学，若每语必为世界人类而发。 但余终未闻其有一语涉及于当前之国事。则无怪此后两人同居北平之意态相异矣。

时四川大学迁回成都，校长黄季陆屡来邀余，不得已，勉允之。遂每周于华西坝从田间步行至望江亭，往返作散步。又好于望江亭品若小坐，较之华西坝江边更为清闲。城中公园亦有茶座。余之在成都其时间之消费于茶座上者，乃不知其几矣。遇假期，则赴灌县灵岩山寺，或至青城山道院，每去必盈月乃返。青城山道院中有一道士，屡与余谈静坐，颇爱其有见解有心得。

重庆中央大学又邀余去主持历史研究所，余以气候关系，不欲往。读其毕业生所编刊物，有黄少荃一名，能读余《先秦诸子系年》，并有补余阙者。余告来邀者，如黄生有意，余愿任其指导。一日，黄生特来成都，时余犹在赖家园，始知黄生乃一女学生。以一女性而擅于考据，益喜其难得。又逾年，少荃乃辞去中央大学研究生之职，特来成都专从余学。并寄寓其寡姐家。其姐乃一诗人，姊妹两人性格各异，所学亦绝不同。而少茎亦时流露其名士派之一面，时来华西坝，余时已迁华西坝之后居。少荃常携带其亲自烹调之数肴，留余寓所晚餐。少荃能饮，余每以成都大曲浸拘祀等诸药物，酒性极烈，少荃可独自尽一瓶，余则仅饮数口而已。少荃有意专治战国史，余告以北平寓所留有《竹书纪年》各种版本一大书柜，他年君去北平，当举柜相赠。及余离成都，少荃尚住其姐家。后余在江南大学，少荃寄其所为《战国编年》之楚国一编来，凡八卷，斐然有述作之意。余至广州，又得少荃书，知其方应武汉大学之聘。余赴香港，而音讯遂断，至今不晓其成就之如何也。香港大学为余重刊《先秦诸子系年》，余则增入少荃语数条，乃为余读其文未识其人以前之所为。

又一日，政府一要人来，在华西坝讲演，号召青年从军。余特为《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一文，文长及万言。历举史实，虽亦尚有疏漏，然在当时刊之报端，亦不无影响也。

回忆在华西坝之数年，几乎长在病中。某年，闻有张医生擅针灸，余先电话约定，自城南赴城北就针。两针自肩上刺入，觉有一股热力直达腹部，离医所乘车返，犹觉微热未已。如是每周一往。数周后，觉屡次先约感不便，遂不约径去。到门稍迟，就医者已盈座。久待必逾时。如是又数次，遂未往。然不久病又复发。不知倘屡针不辍，此病能治愈否。

又忆一日下午，赴军官学校作讲演，校长留宴，逾九时始归。自城北抵城南，一路寂静，过华西坝西侧一小溪上有桥，极平坦，车忽翻，身落溪中，水没顶，幸未受伤。爬上岸，不百步即寓所。叩门入，即脱衣上床，长卧竟夜，亦未受病。乃于翌日午后，又至溪旁，捞起昨夜所遗失之眼镜及手表等。亦意外一险也。及抗战胜利，余因病体弱，仍留华西坝一年，又不敢乘长途汽车，经剑阁由陆路归，遂于民国35年夏乘飞机赴重庆，再乘飞机直达南京转苏州。

此文节录自《师友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