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与三星堆

1929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月亮湾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准备安放水车。燕道诚之子燕青保掏着掏着，突然“砰”的一声，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泥浆溅了他一脸。他再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青保勾身扒开泥巴一看，好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口径足有一尺半。燕道诚闻声跳下沟，轻轻撬开石环。“啊！”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出现在面前，他和儿子都惊呆了。过了好一阵，燕道诚才回转神来，赶忙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他们相信下面还埋有金银财宝。

当晚，时过二更，月黑风清，夜深人静，燕家五口全部出动，悄悄前往挖掘取宝，终未见有心目中更为珍贵的金银财物。他们清理眼前的器物，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400余件。

以后的一两年间，燕道诚又陆续作了一些发掘，但因地处“风水宝地”，至多挖到7英尺深，就不敢继续挖了。后来，燕青保曾对前来发掘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讲，因当时坑挖得太深，他和父亲燕道诚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幸好及时住手，不然，燕家定会爆发一场更为厉害的瘟疫。大致是出于“折财兔灾”的原因吧，燕道诚将他的“意外之财”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

1931年春，正在广汉县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定不寻常，便急急告知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诚借来5件玉石器交董宜笃。董宜笃不敢怠慢，匆匆携玉石器赶回成都，交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就断定为商周之物。

这年6月间，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陶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

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道诚处购得玉器4件，大为赞赏，称“价值连城”。（龚氏由此写出的《古玉考》一文，于1935年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噪动，他们纷纷奔赴广汉找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展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出现鱼龙混杂、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

这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教授“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

成都考古学界对广汉玉器的兴趣，引起了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重视。此时，因为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玉石器。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其全部组织工作，则由罗本人出面主持。

3月16日，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肥猪”（富豪）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另外派县政府李先生率领一行7人的县府工作组参与发掘现场组织及保卫工作。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开出数条长40英尺(12米〉、宽5英尺〈1.5米〉的探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事毕，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

这年，陶旅长也将燕道诚售出的5件玉器（燕将最先借出的那5件以转售）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燕道诚本人则将珍藏数年的一件大石璧和玉刀等无偿捐献给博物馆。

也就在1934年这年，戴谦和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上，发表题为“四川古代石器”的研究文章，详细地考察了陶旅长和燕道诚所赠的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

这年，葛维汉经与安特生（瑞典考古学家）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辽西锦西沙锅屯、李济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两相对照，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一一《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出版〉上。林名均也写出《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发表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上。1946年，华西大学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的名义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为《广汉文化》专章。（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还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考古论文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亦出版郑氏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集》，皆论述了“广汉文化”并发表了多幅广汉玉石器照片）当时的中国学者（以林名均为代表）、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以戴谦和、葛维汉为代表）、中国普通老百姓（以燕道诚为代表）、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向往之情，为“广汉文化”（后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建立，为古蜀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自觉地参与并奉献其中；其事迹与精神感人至深，至今使人怀念不已。而他们当初的发现与见识（包括那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见识），竟与90年代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见略同”，则不能不令人惊讶与感叹!

最为典型的是葛维汉的《汉州发掘简报》，在那里面，他写道：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和历文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玉珠。另外还有80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

广汉文化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或者是四川的汉人或汉文化比前人所定的时期还要早些。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使时旅居东瀛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即收到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林名均和葛维汉则一一照办，毫无保守。1934年7月9日，郭沫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大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是眉飞色舞、不无自豪之情一一对古蜀文化的灿烂和悠久的喜悦!

郭沫若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壁、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现在我很忙，就此搁笔。

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沫若

1934年7月9日

这便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节选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