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英才烈士在狱中
杨乐生
毛英才，原名毛秀云，四川夹江县城关人，生于1925年4月30日。从1945年起，毛英才在成都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1949年6月14日，不幸被捕，被敌人囚于成都将军衙门看守所。1949年12月7日夜，被敌人杀害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毛英才是著名的十二桥36位烈士中最年轻、也是惟一的女烈士。毛英才烈士生平事迹及牺牲经过已散见于一些报刊、资料，可她在敌人狱中的表现却鲜为人知，笔者最近采访了毛英才青年时的挚友彭丹女士，彭女士向笔者谈起了……
毛英才被捕后独囚一室，关押近半年之久。敌人最先将她关在四川省警察局稽查处，后转移到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监狱。
管狱员谢鲁将毛英才安排在六号牢房，并在“老犯人”、老党员杨伯恺那里要了点小菜给她下饭吃。难友们疑惑地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姑娘，狱中党员同志关切地打听她的姓名、身份、入狱原因。
这所秘密的“政治犯”监狱不很大，呈曲尺形，共有7间牢房。四、五、六、七号牢房对面是一高高的青砖墙。六号牢房是专门关押女犯的，先关押在此的马力可、翁季常因病保外就医，现只有毛英才一人。牢门关上，三面不透风，只剩左壁有一铁栅窗，供狱卒送饭递水。狱中非常潮湿，霉腥气扑鼻而来。所谓床上只有十层薄薄的、又湿又脏的稻草，一床旧军被又硬又脏，汗臭霉臭交加，令人作呕。
放风时，难友们都亲切地同毛英才打招呼。一个男青年挨近她说，“到这里了就不要怕，说什么也别认账。”两天后，敌人提审毛英才。她的态度比在稽查处时还强硬，什么多话也不讲。谢鲁训斥她，“不识抬举，看你硬的了好久!”为鼓励自己，她常吟诵刚出狱的难友杨政声留下的一首诗：
“这不是生命的丧钟，
这是新生命的开始。
假如人生像一条河流，
监狱生活是河底的磐石。
没有它，
生命便不能湍激奔腾。”
狱中有四位年长的难友最令毛英才敬重，她称之为“四老”，视为心中的“延安”。杨伯恺已入狱两年，他像父亲般关心着英才。他说，“我们干革命入了狱，这是我们的光荣。敌人要我们悔过，我们没有过，所以无过可悔。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黑暗快到尽头，苦难即将结束。”杨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名教授和进步书报的翻译者，公开身份是成都民盟负责人。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他同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人一同脱险。
与杨伯恺同住三号牢房的川军名将于渊也使毛英才十分敬重。于渊出身苦寒，最知老百姓疾苦。他从士兵到城防司令，长期生活在旧军队，深知国民党政权之腐败。于渊是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中，领导士兵惩罚肆意寻衅的英国兵舰的著名爱国英雄。1935年任刘湘教导师第二旅长时，曾接朱德同志密信。英勇善战的于渊在围剿红军中却连连“失误”，丢失险要隘口，让红军胜利突围。抗战中，他随刘湘出川抗日，任第七战区三十集团军新十六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1942年，张澜介绍他加入民盟。1946年7月，在李、闻追悼大会后，特务用墨水瓶投掷张澜，于渊挺身保护了张澜并厉声斥责歹徒。1947年6月2日他与杨伯恺同时被捕。敌人要他以脱离民盟为释放条件，他不为所动。
王干青是全狱最年长的难友，也是一位老革命。他十八九岁时参加同盟会，民国初期任古蔺县知事，后又被选为四川省第一届议会议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绵竹县建立国民党(左派)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干青曾入狱。出狱后，他认识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回家乡绵竹，在我党领导下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抗战中，王干青以成都保甲人员指导身份，出任刘湘驻延安代表，受到毛泽东接见。他努力架设的延安和成都之间电台，于1937年9月15日正式启用。从延安回成都后，他与地下党领导人罗世文、邹风平、张曙时、车耀先、张秀熟等关系密切，并利用保甲指导室掩护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
四号牢房关着年长的邛崃“信义社”总舵把子、有名的王大爷——王伯高。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王伯高毅然投笔从戎。川军15年中，他感到于国家民族丝毫无益，断然解甲回乡。后持车耀先介绍信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后利用袍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解放战争中，他积极支持掩护地下党活动，后被捕入狱。他入狱后受尽苦刑，但坚持一句话，“我是操袍哥的，不过问政治，与任何党派均没联系!”难友们也尊称他们为“狱中四老”，敬之为精神堡垒。
毛英才以“四老”为榜样，一天天变得成熟起来。敌人再提审她时，她自称为民盟盟员(其实她未入盟，也未参加过民盟活动)。敌人让她写悔过书，她严词拒绝：“我悔啥子过? 我无过可悔!”
毛英才拒不“悔过”，敌人绞尽脑汁，甚至诱骗她说，“你随便写几句都可以。”谁知她一次比一次强硬，斩钉截铁：“我没学过写悔过书，不晓得怎么写!”万般无奈之下，敌人将她父亲、64岁的毛春山叫来劝说她。管狱员威胁毛父说，“毛英才是共产党员，有证据，应该枪毙。如悔改了并答应我们的条件，就饶了她。”见面时，敌人又说，“当着老太爷在这里，你就答应我们的条件，把悔过书写了吧。”英才轻蔑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别的没有什么。”看守员又让毛父劝女儿。毛老先生说，“长官们都说不动她，难道我还说得动她?”当敌人提出让毛父拿十二两黄金买英才出狱时，毛英才气愤极了：“真卑鄙!竟然把人当生意来做……把我买出去，我也得不到自由，还背个不好听的名声。”敌人见她毫不屈服，歇斯底里道：“今后不许你再与父亲见面，也不准家里送东西来！”英才毫不动摇地说，“那有什么关系!”一冲而入牢房。
在狱中，毛英才每天坚持学习俄语，经常背诵早年读过的《讨武曌檄》、《阿房宫赋》、《留侯论》等以激励革命意志。她还坚持做操、跑步，锻炼身体。她把被子洗了，辫子剪了，深信胜利即将来临。她兴奋地说：“只要有团体存在，就有个人的存在。”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牢房背后特务机关内大小特务慌作一团，准备逃跑，烧毁罪证。纸灰像雪片一样飘落到监狱坝子里。难友们会心传呼：“看见没有?下雪了!下雪了!”
与此同时，亲人们也不惜人力财力开展营救活动。当看见五号牢房18岁的雷家焜被家人保出狱时，她既为难友高兴，也未为自己的生死产生半点恐惧。她牢记杨伯恺的话，“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解放军进城打开牢房，光荣出狱；一种是遭敌人屠杀。”
1949年12月7日深夜，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来到将军衙门狱中，将革命者一个个拖出牢房捆绑。最后，管狱员强行脱去毛英才红大衣，丢在地上，并恶狠狠地给了英才一耳光，把她打昏过去才捆好。来到十二桥刑场，由两个刽子手提着她的手膀，首先从刑车上拖下来。她反抗、她挣扎……直到失去知觉。
敌人的子弹声湮没在汽车发动机的轰轰声中。面对英烈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和威武不屈的口号声，刽子手们个个心惊肉跳，全身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