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在川大

王东杰

1937年8月，朱光潜从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兼程南下，来到成都，就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他的是刚刚上任的川大代理校长张颐。张颐是美国密执安和英国牛津两所大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研黑格尔，当时中国少数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之一。老友的到来，使张颐分外兴奋。除了文学院院长外，他还请朱光潜担任了除体育委员会、仪器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以外的学校13个委员会的委员及出版委员会主席委员、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四川大学学报》主编、甚至朱氏并不擅长是史学系的主任等职务，对朱氏的倚重可见一斑。

其时，川大集中了一大批流亡南下的学者，如萧公权、吴大猷、赵人儁、李珩等，道德文章，均可谓一时之选。此前，他们大抵都过这一种与世无争、与书为伍的宁静生活；国难之际，他们期望能够在成都这个“大后方”继续设帐授徒，弦歌不辍，以维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一线。他们的到来，使得川大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然而，国民政府的一纸命令，打破了这个宁静的校园。1939年12月13日，行政会议决定免去张颐的代理校长职务，任命刚刚卸任的原中国驻德全权大使程天放为川大校长。这一消息发表后，在川大教师中引发了动荡。大多数教师认为，张颐代理校长年余，并无过错，突然被撤是不公平的，更何况继任者也并非其人。程天放在政治上追随陈立夫兄弟，属于所谓的CC派。他虽一度出任浙江大学、安徽大学校长，然多年担任国民党党务工作。当时，陈立夫正担任教育部长，大力推行“党化教育”，而30年代初，程天放在作浙大校长期间，就将不少专搞党务的人塞进学校，在学术界口碑不佳。因此，教师中“拒程”的情绪很高。

“拒程”的主要推动者便是朱光潜和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农学院院长董时进。运动失败后，朱光潜离开了川大，转到当时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然而，在川大的一年半，却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从学生时代就接受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假如说我有些微政治意识的话，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26年抗日战事起，我转到四川大学。校长是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旧同事，倒是规规矩矩地办学，可是因为不会逢迎教育部长陈立夫，过了一年就被撤了职，换了他的党羽程天放。当时我以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立场，掀起风潮去反对。反对不成，我就辞了职离开四川大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反动政府的压迫而起反抗。”

值得一提的是，朱光潜等人在“拒程”运动中的表现自始就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1月15日，朱光潜到武大后，辗转收到了周扬于1938年12月29日寄到成都的来信，邀请他到延安去看看。朱光潜回信说：“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不过，这个遗憾终归是暂时的，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反抗反动政府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