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振兴蜀中学

小裤

王闿运，近代著名学者，字壬秋，１８３３年生于长沙，人称湘绮先生。先后任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学院山长，江西大学堂总教习。１９１６年去世。王闿运一生著述颇丰，如《湘军志》、《湘绮楼日记》等，门人辑其诗文为《湘绮楼全集》。

１８７９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他的成都之行，使得蜀中学风大盛，此后名家辈出。

１８３３年，王闿运在湖南长沙出生。幼年的王闿运并不是个聪慧的孩子，背书结结巴巴，也不能领会书中字句的意思，常常被私塾里的同学嘲笑。私塾的老师激励他：“学而嗤于人，是可羞也。嗤于人而不奋，毋宁已。”王闿运听了，立刻羞愧地哭泣起来，从此开始发奋读书。每天不做完功课、不把文章背诵得滚瓜烂熟，就不吃饭不睡觉，终于学有所成，于清咸丰年间得中举人。

入肃顺府为幕僚

此时的王闿运已是小有名气，他和李寿蓉、龙汝霖、邓辅纶邓绎两兄弟以诗唱和，结“兰林词社”，人称“湘中五子”。此后王闿运多次到北京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但他的名气却在京城传扬开来。当时的朝廷重臣尚书肃顺非常赏识他，奉他为座上宾，甚至和他结拜为异姓兄弟，肃顺赠送他名贵的俄罗斯贡酒，还把重要的文书都交付给王闿运来起草。王闿运和肃顺幕府里的李榕、严咸、黄瀚仙、邓弥之、邓保一起，合称为“肃门六子”。

一次，咸丰皇帝看到肃顺呈上的公文，叹赏不已，问是谁写的，肃顺回答：“是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决定重用这样的人才，但王闿运却不愿意以受恩宠的方式入仕途，依然一心痴迷于应试。

没想到不久后，咸丰皇帝就死了，慈禧太后想以谋逆的罪名诛杀肃顺，许多人都受到了株连，王闿运听到风声，逃到山东避难。当他收到肃顺寄来的书信后，马上赶回北京，却听到了肃顺被杀的噩耗，王闿运悲伤不已，只能在诗歌中寄托对肃顺的感激与怀念之情：“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

后来他还悄悄地把卖文得来的“数千金”，一起给了肃顺的家人，抚恤肃顺的妻子，并撰写了《祺祥故事》为肃顺鸣冤。一直到王闿运晚年在船山书院任职时，他都还对肃顺的情谊难以忘怀。一天夜里，王闿运和一个客人聊天，谈起肃顺之事，说到动情处，他大声朗诵他为肃顺写的诗，并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说完，泪水已涔涔而下。

秉笔直书《湘军志》

经历了肃顺被杀的事情后，王闿运心灰意冷，蛰伏了许久。直到太平天国起义时，才依附到曾国藩帐下。曾国藩向来喜欢招揽名士才俊，许多人都前来归附，得到不少甜头。但王闿运却不愿意成为幕僚，只是以清客的身份和曾国藩等人交往，来去自如，偶尔提些建议。曾国藩很是敬重他，那些幕僚们纷纷自称弟子。一次王闿运到南京拜谒曾国藩，曾国藩请他宴饮，派了个手下前去通知。王闿运笑着说：“你以为我是来蹭饭的，叫我去我就去。”然后坐着小船头也不回就走了，连曾国藩追去道歉也没来得及。

１８６４年，湘军攻破南京，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想要以修志来表彰湘军的“功绩”，还可以杀一杀李鸿章的淮军的威风，修志的最佳人选自然是学富五车又很了解湘军的王闿运。１８７５年，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亲自出面，请王闿运修《湘军志》，王闿运答应了修志之事，曾国藩很高兴，酬谢了王闿运很多银两。

此后，王闿运开始查阅清廷的大量档案以及曾国藩本人的记述，并亲自到街头查访，了解了大量史实。当王闿运把提纲写出，交给曾国藩过目时，曾国藩顿时张大了嘴巴，提纲里甚至还有湘军多次惨败的内容和他自己在九江战败投水自尽未果的“糗事”。曾国藩暗自恼怒，但又不好得罪王闿运，只得委婉地建议，为尊者讳，几处给湘军抹黑的地方就不用写了。哪知王闿运并不买账：“既要我写志，必须秉笔直书，何讳之有？”曾国藩没法，愿以万金相谢，挽回湘军面子，王闿运回答“我做不来！”曾国藩顿时气结。

很快，王闿运就秘密离开南京到了上海，临行前给曾国藩留了封信，表明他不愿做御用文人的态度。１８７６年，他回到长沙，在撰写过程中，王闿运深感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徇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但他还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撰写出十一万字的《湘军志》，这是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书中除褒扬湘军的战绩外，还真实而详尽地记述了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狼狈状况、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破南京后烧杀淫掠的丑行和湘军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如《湘军志》之《营制篇》中提到湘军的腐败：“故将军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此书一刻印，一些湘军将领就跳起了脚，本以为可以借王闿运写的书得意一番，却丢了脸面，于是纷纷说它是“谤书”。自认为功劳最大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看后，更是暴跳如雷，骂道：“还是熟人，怎么这样胡说八道？”甚至还动了杀掉王闿运的念头。后来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湘军志》的影响。但王定安抱着奉承的目的写出的《湘军记》，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文笔都很难和《湘军志》相比。

最后，曾国荃逼迫王闿运交出《湘军志》原版，销毁了事，但此书已流传开来。后世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入成都兴蜀中学风

１８７４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决定在成都新建一所书院，这就是后来培养出宋育仁、廖平、蒲殿俊、张澜、吴玉章、吴虞、骆成骧、谢无量等众多名家的尊经书院。书院次年落成后，张之洞购买了上万卷书籍，并四处延请名师到书院任职。

不久后，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聘请王闿运入川担任书院山长，王闿运最初并不答应，但被丁宝桢三次诚挚的邀请（一说为五次）所感动，终于于１８７９年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的山长，主讲《春秋公羊传》。

当时尊经书院的学生大多是从各府县挑选的高材生，有一百多人，王闿运一到任，就召集学生们说：“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晦塞，已很久没有大师级别的学者来过，那些自幼学习八股的学生们顿时如醍醐灌顶一般，纷纷表示惊叹。

王闿运一来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缔八股文，所有教学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除学习传统经典之外，他还买回当时最新潮的中西时务书报和西方的仪器标本，供学生学习。

王闿运待人谦和，治学严谨，凡有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他都非把问题说个通透不可，哪怕说上一天、弄得口干舌燥也不歇一歇。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一心治学。他著书都是自己一笔一画地抄录，决不潦草。

此外，王闿运规定学生们每天读书后，都必须记下心得体会，不能抄袭或者请人捉刀代笔，由他亲自审改评定，学生们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文章，都被收录起来，刊为《蜀秀集》。

学生们对王闿运是又敬重又害怕，但也觉得他是一个颇有幽默感的人。书院里有个来自资阳的学生，一日解经，把阳字解释为“阳与多同”。王闿运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于是提笔在试卷上写下批语：“阳与多同，则资阳可做资多，资多有此人才，不可阳得矣。”一时传为笑谈。

此后的八九年间，王闿运往返于湘蜀之间，从事讲学著述。１８８６年丁宝桢逝世，他便离开四川，到湖南长沙思贤讲舍和衡阳船山书院任主讲去了。但因王闿运的入川，此时蜀中学风已大改，“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士风丕变”，学生们各个治学严谨，思想新潮。尊经书院由此成为当时四川学术文化的中心，以人才荟粹名闻全国。

写门联痛骂袁世凯

１９０３年，王闿运一度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上书反对改学制，遭到江西各界人士的反对，于是他辞职返回湖南。当时他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还是在交往联系。中日甲午战争时，李鸿章畏缩不前，王闿运还写信晓以民族大义：“语国之罪，谁执其咎？”１９０８年，王闿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１９１１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王闿运引此为荣，还曾写诗庆贺，但满清很快就覆灭了。

清朝灭亡后，王闿运成了一个坚决不剃掉辫子的遗老。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想到他名望很高，还有些利用价值，便聘他担任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王闿运很是不屑，写了个对联：顾我则笑；问道于盲。此联嵌“顾问”二字，言下之意是：我当顾问干什么？你问我政治问题，我以笑回答。有什么用？如同向瞎子问路。他还对袁世凯说：“今之弊政在议院，而根由起于学堂。盖椎埋暴戾，不害治安；华士辩言，乃移风俗。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跧伏而闭距也。”袁世凯大为不满，强行召他到北京，王闿运没法子，只好于１９１４年前去当官，但他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是很不了然的。一次王闿运与袁世凯到新华门前，他突然来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门吗？（繁体“华”与“莽”相近）意指袁氏窃国于清，如王莽一般。不久后，王闿运找个借口辞官归去，并写诗反对袁世凯称帝：“谁知窃国人，征书到沧州”。当然，他还是站在满清遗老的立场上的。

但王闿运的反袁在当时还是有着进步意义，他在国史馆前贴的讽刺门联更是让人拍手称快，被时人所津津乐道。“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联内暗藏“民国”、“总统”于其中。这门联还有个更长的版本：“民尤是也，国尤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是“旁观者清”。这门联更是入骨三分，浅显易懂，暗指民国南北分裂，直骂总统（袁世凯）不是个东西！

１９１６年，８３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其一生也的确如他写给自己的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王闿运的仕途坎坷，他的成就，还是在其诗文和治学之中。

他的数千名弟子中，名家辈出。有人开玩笑说，他的弟子里还有个木匠，后来是成了著名的大画家，那就是齐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