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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尊经书院走出的保路领袖

发布时间:2017-01-19      点击次数:


蒲殿俊:尊经书院走出的保路领袖

蒲殿俊,字伯英,一字沚庵,号雪园。1875年生于四川广安,清光绪年间得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尔后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归国后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后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五四”运动后,创办《晨报》、《蜀报》、《实话报》等。1934年在北京病逝。

1905年,清廷官员蒲殿远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为川人保路而筹款,此后他一直为此事奔走,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退缩一步。

接受康梁维新思潮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祖父蒲瑞溪是老贡生,父亲蒲玉林是县学生员,在当地颇有些名望。但蒲殿俊的启蒙老师,却是其母李氏。

李氏能赋诗做文,算得上是位才女,她亲自监督、教授年幼的蒲殿俊读书习文,天资聪颖的蒲殿俊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很快。待他年岁稍长时,就拜县里的饱学之士周煦笙为师,同时也跟从祖父蒲瑞溪、叔父蒲慕学习诸子百家的文章。蒲殿俊十八岁时,就考中秀才,名列第一。关于蒲殿俊在尊经书院的学习经历,史料上鲜有记载,但书院里的新学风气,对他日后维新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关系密切。

1895年,20岁的蒲殿俊参加州科考,又得了个第一,很是踌躇满志。他的姑丈胡骏在北京做官,他就随姑丈一道,赴京赶考,却意外地栽了跟斗。他写得过于投入,洋洋洒洒,时间到了还没写完,于是落第。

落第后的蒲殿俊呆在北京,开始和提倡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往来,思想渐渐转变。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于1898年4月12日发起保国会第一次大会。蒲殿俊和姑丈胡骏也来到北京广东会馆参会。在两百多个维新人士和爱国军官参加的大会上,康有为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台下群情激昂,蒲殿俊也激动不已。

这次集会的影响很大,北京很快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等,蒲殿俊也迅速成立保川会。不久,蒲殿俊回到家乡,与胡骏、顾鳌等人创办紫金精舍,张澜、罗纶等人纷纷来校任教,所授课程除经史词章之外,还有时务、舆地、博物等现代科目,蒲殿俊在这里废八股、倡新学。

一年后,蒲殿俊与胡骏受刘光第、杨深秀的嘱托,邀集尊经书院的学生们,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与北京遥相呼应。

日本筹金办铁路

此时,蒲殿俊已是提倡新学的名士,但他对自己当年科举落第的事久久不能释怀。1903年,他参加四川乡试,中了头名解元,一年后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进士,被授刑部主事,终于当上梦寐以求的京官。1905年,清廷派蒲殿俊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

在日本,蒲殿俊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高谈阔论。他那雄辩的口才和犀利的文笔也是在这里练就而成。但他并没有忘记远隔重洋的家乡,他鼓励家乡的少年留学日本,甚至自己出钱资助。其中两个学生郑鸿基和何庆余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分别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法政学堂——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和四川第一所体育学堂。不久,留学日本的川籍学生发出了川人自办铁路的倡议。蒲殿俊联合川籍学生三百余人,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尽力认购筑路股金,共筹得三十万元钱。

在他们的努力下,川汉铁路公司成立,遗憾的是,不懂筑路知识的官吏只知道中饱私囊,并无实质行动。1906年,蒲殿俊约集留日川籍学生三百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他被公推为该会正干事(会长)。这个改进会每月出版一期《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并由蒲殿俊领衔,由邓榕、胡骏、邵从恩等44名留日学生联合署名,发表《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近年来兴学、练兵、办警察等赔款竭泽而渔,势已不支”。

中奸计身陷囹圄

1908年秋,蒲殿俊留学归来,在北京担任法部主事兼宪政调查馆行走。第二年,清廷令各省成立咨议局。蒲殿俊久怀盛名,也是川人所推崇的通晓新政的好官员,于是成都各界纷纷邀请他回川。不久,蒲殿俊来到成都,被选举为咨议局议长。

蒲殿俊一到来,咨议局就成了民主思想的阵地,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与四川总督赵尔巽所代表的旧官吏集团“斗法”,一些不法官吏纷纷被弹劾。但蒲殿俊最热衷的,还是办报。1909年,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诞生,蒲殿俊任社长,他在日本练就的犀利文笔终于派上用场。他撰写了许多文章,介绍国外科学论著,评议国家大事。而那些贪官污吏的腐朽生活,也逃不脱他的笔伐。

蒲殿俊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又办起《白话报》、《西顾》、《启智画报》等报刊,抨击守旧官吏。但此时,保路的纷争并没有解决,1911年5月,清廷忽然以上谕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大家都非常明了,这只是个幌子,来自民间的资金全部被清廷没收,路权全出卖给了洋人。蒲殿俊知道后,异常愤慨,他在《蜀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以死力争之”,要“死中求生”。同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到会的两千多人推选蒲殿俊为会长带领众人抗争。蒲殿俊让众人到总督衙门请愿,同时散发各种保路传单,号召全省群众起来“破约保路”。保路的风潮很快传遍各地,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个县,参加者达数万人。

1911年,成都等地的民众决定以罢市、罢课、停纳捐税的方式来支持保路运动,清廷命总督赵尔丰把此事镇压下去。消息传出后,蒲殿俊马上组织群众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门口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这可给赵尔丰找了个好借口,他说《川人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逆谋日炽”,再让保路同志会和股东大会的领头人物去督署看邮传部的电报。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不知是计,准时赴约。不料钢刀就架在了脖子上,九个人就这样被老奸巨滑的赵尔丰诱捕了。此后,铁路公司的文件乃至蒲殿俊、罗纶的私人信件,都被搜查,铁路学堂、股东招待所、各印刷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和《西顾报》等宣传保路的报刊都被查封。

这事很快传遍成都,成都的群众纷纷涌向督署示威,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没想到赵尔丰竟然下令手下对一大群手无寸铁的请愿者开枪,数十人当场死亡。赵尔丰竟然宣布:“三日不准收尸”,群众被赵的马队践踏受伤的亦是不计其数。大屠杀的消息传出后,城外居民人人头包白布示哀,青壮年冒雨赶来城下抗议示威。赵尔丰竟然再次命令军队镇压,数十人又被残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成都大血案。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惊慌失措的清廷迫于形势,于10月下旬电令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人,赵尔丰却不乐意了,他说:“只能放些情节较轻者,如鼓兰村、江三乘、王铭新等,祸首蒲殿俊、张澜等还不能放。”“这几个劣绅一旦放归,必纠合党徒与群匪联通一气作乱,那其势更不可收拾矣!”但没过多久,赵尔丰就收到了清廷对他的免职上谕。无奈的赵尔丰只好在11月14日把蒲殿俊他们全部释放。

两次拒绝袁世凯

蒲殿俊被释后,成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但他没想到,这个官自己只做了十二天。这年年底,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巡防军当场发动暴乱,会场大乱,阅兵台上的蒲殿俊慌了手脚,四处躲藏逃避。哗变的事情解决后,蒲殿俊有些沮丧,他知道自己写诗做文还可以,却没有打仗带兵的本事。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想请蒲殿俊担任众议院副议长。蒲殿俊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他说:“在共和国体立宪政体之下而言政治,舍政党则岂更有他道?”在北京,他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民主党”,大力推行其立宪政治的主张。

1915年,袁世凯和蒲殿俊见面。在交谈中,袁世凯不由自主地自大了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殿俊这次却没有给袁世凯面子,他回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当天,蒲殿俊就离开了北京。

袁世凯称帝后,蒲殿俊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主持计划促蔡锷回云南起义。而1917年张勋两次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蒲殿俊则在天津每日与梁启超、汤化龙“密图匡复”,积极赞助段祺瑞讨伐张勋。

段祺瑞果然成功,理所当然地邀请蒲殿俊出任内务部次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蒲殿俊雄心勃勃地走马上任,想大展才智,干上一番事业,但仅仅四个月之后,他便辞职了。因为他这时才猛然发现,自己大力支持,满怀希望的反复辟斗争,“结果成功的是一个假共和的民国”。此后,心灰意懒的蒲殿俊决心“脱离政治生涯”,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尽力于舆论指导和社会教育”。

赴任《晨报》总编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政坛几度沉浮的蒲殿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谢绝了北洋政府请他当教育部长的“美差”,而应北京《晨报》之聘,就任总编辑。后来蒲殿俊的女儿蒲耀琼回忆,《晨报》编辑部当时设在北京顺治门大街一所大屋内,蒲殿俊一家人和编辑部周建侯一家人都住在这所房里,为了节约时间,三餐都在报馆吃。

蒲殿俊担任《晨报》总编辑之后,在李大钊等人协助下改组《晨报》副刊,增设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并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替副刊撰稿。鲁迅脍炙人口的名篇《阿Q正传》就是以“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的。

面目一新的《晨报》很快得到文化界人士的交口称赞。蒲殿俊自己的笔头也闲不住,他以“止水”和“蒲伯英”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凡朝政之得失,法制之良否,学风之醇肆,人心风俗之隆污,无不削切敷陈,婉曲讽谕。”

1927年,呆在北京的蒲殿俊之母因为思念家乡,常常提出要回四川。蒲殿俊是个孝子,他毅然离开《晨报》,抛下一切事务,一大家子回到广安。

他在老家倡办丝厂、染织厂和木器厂等,甚至募修公园,什么事都做,但却多次拒绝军阀的高薪聘请,过着卖文鬻字的清贫生活。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止酒从医谏,因逃恶税征。已无民畏死,安用壮拢人。饥饱凭毫瀚,兴亡听鬼神。此身浮来了,差免附朱门。”

蒲殿俊一直蛰伏到他母亲去世的1934年,此后再次举家迁往北京,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不料刚到北京,他就染上伤寒,于1934年10月28日凌晨病逝,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