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成都办报第一人

张杰

１８９８年，曾是尊经书院首批学生的宋育仁来到成都，成为书院山长（院长），他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办起了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蜀学报》，延续了他在重庆办《渝报》的辉煌。《蜀学报》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维新派的重要阵地，影响很大，但这也为宋育仁埋下了祸端。

宋育仁是四川富顺人，１８５７年出生在大岩乡（今仙市镇）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的幼年颇为悲苦，他年仅五岁时母亲就去世，短短六年后父亲也撒手人寰。宋育仁的叔父见他孤苦伶仃，十分可怜，就带他去广汉读书。本就聪慧的宋育仁从此发奋读书，十八岁就考取了秀才。１８７５年，张之洞督学四川，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想要选拔一批有潜力的学生入学，宋育仁是首批入学者之一。

因《时务论》名动京城

入读尊经书院时，宋育仁和绵竹才子杨锐成绩最优秀，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很赏识两人，称他们为“宋玉，扬雄”。作为四川最高学府的尊经书院，完全没有迂腐的旧式教育之风，并不为科举培养人材，而是致力于新学，这里成为宋育仁学习新学、了解西方文化的宝地，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开仕途的诱惑。

１８８２年，二十五岁的宋育仁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受聘于资州艺风书院任主讲，名声渐渐大了起来，甚至受到了翁同和等人的赏识。此外，他的著作《周礼十种》和《说文部首笺正》也传入社会，影响了不少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里，都有《周礼十种》的影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有不少源于宋育仁。

１８８６年，宋育仁进京会试，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留在了京城。虽然当京官是件很荣幸的事，但此时的宋育仁却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当时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是慈禧太后的党羽，思想极为保守，权势也很盛，对于宋育仁这种有革新思想的人，他是相当厌恶，他曾斥宋育仁为“狂才”，并处处刁难。

而此时宋育仁本人的革新思想，也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中法战争之后，标榜“求强求富”思想的洋务派“新政”破产，宋育仁的态度，由前期的怀疑变为后期猛烈的批判，一年后，他写成《时务论》，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并提倡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宋育仁如此大胆的言论顿时震惊朝野，也使他成为众官员中很惹眼的人物。

１８８９年宋育仁任翰林院检讨时，光绪举行亲政、如冠、大婚三个大型典礼，宋育仁献上了一共两万多字的《三大礼赋》，光绪对他的文采称赞不已，官员们都在惊叹：“二百年安有此才？”后来，本就很欣赏宋育仁的翁同和把他引荐给光绪，此后宋育仁就成为了“帝党”成员，也是维新派的一员。

密谋用水师攻打日本

１８９４年，在礼部尚书孙旒的推荐下，宋育仁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馆的参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外交官。宋育仁利用这个机会，往来于巴黎、伦敦等大都市之间，和西方的许多政治家、大学博士、记者交上了朋友。他细心考察西欧各国的情况，注意研究各地的政治模式、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和风土人情，并写成《采风录》四卷，详尽地记下考察所得。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考察，他很为中国的时局担忧，便上书给清廷，表明了自己抵抗日本和俄国的心意，也提出不少强国之法。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清国的陆军在朝鲜平壤被打得大败，黄海海战也失利，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

本就对日本怀着仇恨的宋育仁自然不愿意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秘密约见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和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三人商定，由康敌克特银行借款２００万英镑，战款１００万英镑，购买兵船快舰１０艘，募水兵１旅，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从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

这事眼看就要成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但没过多久，中日就议和了，用精悍的水师攻打日本的计划自然胎死腹中。宋育仁“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不久后，他写了篇《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１８９５年，３８岁的宋育仁从国外归来，仍供职于翰林院。此时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在京城成立，宋育仁兵事未成，只得寄情于言论。他在“强学会”任都讲，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君主立宪的主张。后来，强学会在守旧官员的大力反对下，被迫解散。

回四川兴办矿业

１８９６年，和宋育仁同在翰林院供职的张百熙发现，外国人已经开始垂涎四川松潘、峨边、冕宁、荥经等地丰富的金、银、锡、铜矿，很有可能去开厂挖掘，因为洋人已和清政府达成协议，有了开矿的权力。张百熙很是焦急，于是奏请开办矿务商务，并推荐了宋育仁去四川管理此事，朝廷很快便批准了。

这年宋育仁到四川后，就在重庆设了商务局，兴办了一大批公司，小到蜡烛、玻璃公司，大到烟草、药材公司，他都给予支持。宋育仁曾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僚；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立，商务局不过问。因为他知道，外商资金非常雄厚，老百姓很难抗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民间资本聚集起来，把大矿好矿统统揽下，并不让外商入股。在当时的时局下，这种办法无疑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资本。

宋育仁到职后马上拟定官绅合办矿务章程，以官绅合力之资办矿，对于那些商务局顾不过来的小矿，允许老百姓投资，商务局核准之后就任其自由开采，宋育仁的措施一出，那些外国商人气得跳脚，但一时间又奈何不得，只得吃个哑巴亏。四川的矿业顿时兴盛起来。

不久后，宋育仁又施行了一项更惊人的举措，他请上海商人成立公司，投资开采泸州、叙州等地的矿山。这种举措无疑便是一种招商引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仍在施行。宋育仁极富远见的经营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当宋育仁兴办矿业成功之后，他又萌生了办报的念头。在他看来，外国人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政治腐败是根源，但民心散乱也是原因之一。要唤起民心，只得维新图强，并用舆论引导。

成都创办《蜀学报》

１８９７年时的四川，还没有一张报纸，宋育仁和几个朋友在重庆创办了四川近代最早的报纸《渝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渝报》诞生之时，正是变法学说最盛之期，一时间反响甚大，好评如潮。

１８９８年初，宋育仁受聘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他非常希望《渝报》的原班人马和他一起开赴成都，创办出新的报纸。他这样一说，自然很多人响应。不久后，宋育仁一行来到成都，组织了“蜀学会”，又将《渝报》报名改为《蜀学报》，报馆则设在成都尊经书局内。１８９８年３月，《蜀学报》在成都正式出版，这是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

做报纸，宋育仁已是轻车熟路，发行全依照《渝报》的老路子，在各大城市和本省州级城市设立代派处，宣传自己的报纸吸引读者订阅。不久后，《蜀学报》就开始大卖，巅峰时期发行量甚至突破了两千份，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销量。

宋育仁聘请的主笔吴之英和总纂廖季平，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什么类型的文章都能信手拈来。宋育仁很欣赏吴之英，这不仅是因为吴之英在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声律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还因为吴之英和宋育仁的主张以及对时事的判断颇为相合。

吴之英担任《蜀学报》主笔后，发表了《蜀学报初开述议》、《蜀学讲义》、《政要论》、《矿议》、《救弱当用法家论》、《法家善复古说》等一批直接针对清廷政治、经济时弊的文章，宋育仁赞赏不已，他还推荐了吴之英到尊经书院任都讲。

而宋育仁本人也没有闲着，他也常奋笔疾书，评议时弊，维新立场也相当鲜明。此时的《蜀学报》，完全是维新派的一个重要阵地。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维新派人物有什么动向等，报纸上都有报道，尤其是有关强学会、保国会的事情，《蜀学报》常常连篇累牍地报道。《康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摺》和《拟保国会章程》都曾全文登载。

直指时弊的文风，很快使《蜀学报》的影响越来越大，供不应求，宋育仁非常高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为他埋下了日后的祸端。

革职赋闲的满清遗老

当时有不少人，好心提醒宋育仁，说《蜀学报》言论很激烈，言多必有失，说不定什么时候祸事就来了。宋育仁却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如此，就是因为时时处处明哲保身莫谈国事的人多了，而有勇气置身事中的人少了。此后依然我行我素，大力宣传维新思想。

《蜀学报》依旧在红红火火地办着，当出到第１３期报纸时，遥远的京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变故，宋育仁和他苦心经营的报纸，也有了祸事。

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一心想要变法的光绪被软禁，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个维新志士被杀，此外，受牵连的官员数不胜数。当慈禧下旨废止一切新政后，《蜀学报》和蜀学会自然在被禁之列，宋育仁虽远在成都，但他是《蜀学报》的创办者，又是大有名气的维新派，所以也没能避免这次祸事。幸运的是，他被揭掉了乌纱帽，赋闲在京城，还没有掉脑袋或被流放。后来宋育仁写诗凭吊谭嗣同：赫赫谭君故，湖湘七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此后在京城赋闲的宋育仁每天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能写写文章熬日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１９０８年。这年宋育仁入湖广总督府当了个小小的幕僚，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喜欢直言的脾气，很快，就得罪了权贵，被炒了鱿鱼，再次赋闲。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本想着“君主立宪”制的宋育仁看着大清覆灭，变了国体，一时很难接受，暗中为大清垂泪。１９１４年，迫于生计的宋育仁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当了北京国史馆的代馆长。作为满清遗老的他甚至还想着有一天回到过去，恢复大清的传统，他大着胆子上书袁世凯，要求“还政于清”，结果得了个“危害民国”的罪名，被押解回了四川，成为“五老七贤”之一。

仕途已无望，宋育仁心灰意懒，他在用最后的精力主修了《富顺县志》后，终在病痛中了却余生，１９３１年在成都去世，终年７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