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状元”骆成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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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从尊经书院走出的资中才子骆成骧中了进士,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他以一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得到光绪赏识,被钦点为状元。他也由此成为清代状元中的第一个四川人。
1865年,骆成骧出生在四川资中舒家桥一个贫寒农家,他的父亲虽是个农夫,但却不甘心让儿子过一辈子贫苦的生活,他督促年幼的骆成骧学习圣贤之书,希望骆成骧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
十四岁入读尊经书院
骆成骧9岁时,随父亲到了成都,就读于锦江书院。很快,骆成骧就显露出了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的过人才华。五年后,年仅14岁的骆成骧应州试,考了个第一,成为“县案首”,被当时的名儒王闿运所器重。当时王闿运担任尊经书院山长,骆成骧随即入院读书?熏并拜王闿运为师。
对于骆成骧而言,在名校尊经书院读书自然是莫大的福气,但他家一贫如洗,没有一点余钱供他读书,骆成骧的日常开支,全靠书院发的一点“膏火费”。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还存下点钱寄回家孝敬父母。
骆成骧有个同学名叫谢泰来,来自四川射洪,其贫困的家境和骆成骧不相上下,于是两人很是投契。一次谢泰来和骆成骧对对联,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叫骆成骧对下联。“讨口”是四川话,意指当乞丐要饭。谢泰来话音未落,骆成骧马上很豪气地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他的这一豪言妙对在书院传为美谈。
光绪钦点为状元
从尊经书院肄业后,骆成骧参加了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成为乙未科的进士。随后参加了殿试。殿试当天,光绪亲自策问。当时光绪出了四道有关军事、民生、道德和水利农业的考题,骆成骧一气呵成,很快写成文章,这篇应试之文虽然不到两千字,但却直指时弊,批评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贪污成风,应当整顿朝政、厉行节俭、发展水利和农业。
主考官大学士徐桐细细阅读了进士们的文章,按优劣排好了顺序。据说骆成骧的排位并不是第一名,第一原本是喻长霖。这种排位顺序,只表示主考官对录取名次的个人意见,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光绪手里。进士们的文章被呈到光绪那里后,光绪一篇篇翻看,看到了骆成骧的文章,顿时很高兴地点头。光绪对徐桐说:“朕欲以此人点元如何?芽”徐桐自然不敢违背光绪的意思,他立刻表示赞同。
于是,骆成骧被光绪钦点为状元,也由此成为清朝唯一一个四川籍状元。骆成骧之所以被光绪赏识,这篇文章可谓立功不小。当时正值国运维艰的年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赔了很多白花花的银子,还割让了土地。这种侮辱,光绪本不愿承受,也不甘作“亡国之君”,但这事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和日本人妥协而成,没有实权的光绪无可奈何,只能“临朝痛哭”。而骆成骧的文章开头便是:“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即臣发愤忘死之日也!”这句话无疑说到了光绪的心坎里,让光绪大为感动。
此外,骆成骧文章中,还提出皇帝必须亲政,拥有了权力,才能“转祸为福,转败为功”,这也应和了光绪不愿意当傀儡,想要变法图强的心意。
筹建京师大学堂
骆成骧中状元后,当上了翰林院修撰,1897年春任春闱房考官,他和杨锐等四川籍官员一起,在北京创设了“蜀学会”、“蜀学堂”,讲习新学,宣传维新思想。骆成骧由此成为维新派,也是“帝党”成员之一。
一年后,维新变法开始,光绪颁布了一系列诏书推行新政,京师大学堂也在筹建之中。骆成骧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提调”负责筹建。正当骆成骧在筹建事务中忙碌的时候,一场变故发生了。慈禧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很快被幽禁,支持维新的官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到边境。杨锐、林旭等“六君子”被屠杀在北京菜市口,戊戌维新失败。骆成骧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但此后的仕途算是毁了,对光绪用过的维新派,慈禧再也不会重用。骆成骧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是沉湎在对殉难者的怀念当中,特别是他的老乡兼好友杨锐被杀,更是让骆成骧悲痛不已,暗自垂泪。后来他曾在绵竹杨公祠题了祀杨锐的联:大节壮人寰,谁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两行垂老泪,我伤梁木其坏,泰山其颓。
戊戌维新失败后,骆成骧无心在仕途上攀爬,悠然度日,1906年,他被派往日本,两年后回国,受聘主持广西政法学堂,以教书度日。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骆成骧对儿子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作为满清臣子的他对清政府已是失望透顶,也并不反对革命,但他感激光绪的知遇之恩而不愿介入。辛亥革命后,骆成骧于1912年回到故乡四川,被公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后任国史馆纂修,国学专门学校校长。
三道电文气死袁世凯
清亡后不久,袁世凯上台,准备复辟当皇帝,他授意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为拢人心,袁世凯派成都知县找到骆成骧,劝他出山,担任川、滇、黔筹安会的会长。本来脾气很好的骆成骧听后大怒,拍案而起,把来人骂个狗血淋头,撵出门去。
1915年,袁世凯称帝。远在云南的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带着护国军到了四川,和四川督军陈宦的北洋军队交上了火。陈宦是骆成骧的学生,看到举国讨袁的形势,原本是袁世凯心腹的他没了主意,就到老师骆成骧的家里找老师商量。陈宦说:“现在时局紧迫,我虽然受到袁氏重用,但对他称帝也很反感。我如果依从他,将受到天下人唾骂;如果反对他,我身边几乎全是袁世凯派来的人,随时都有生命之忧,请问老师如何是好?”
骆成骧想了想,出了个高明的主意。他让陈宦联合蔡锷,给在南京的冯国璋发了封密电,说如果袁世凯败了,就推冯国璋当大总统。本就有野心的冯国璋接到密电后,暗自高兴,他按兵不动,就是不帮袁世凯的忙。
这时,骆成骧便为陈宦代拟了三道讨伐袁世凯的电稿,并自信地说:“要气死国贼!”三道电报在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电文口气还比较温和,只是劝袁世凯退位而已,但第三道就让袁世凯气得暴跳如雷了。第三道电报宣布:“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至于地方秩序,宦守土有责,谨当为国家尽力维持。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袁世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宦都会“反”了自己,气得大叫“人心大变!”不久,袁世凯在一片讨伐声中退了位,随即一命归西,正应了骆成骧“要气死国贼”的话。骆成骧知道后,高兴地题了一首《咏剑诗》,诗中写道:“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对自己拟的三道“催命电”颇为满意。
而对讨伐袁世凯的蔡锷,骆成骧是相当尊敬的。蔡锷到上海医病,骆成骧很是担忧,写诗道:“乾坤惨未清,忍泪送公行……”而当他得知蔡锷在日本去世的消息后,更是悲痛不已,写出《祭蔡松坡督军文》,其文情深意切,当骆成骧在蔡锷的追悼会上读起篇悼文,更是一边读,一边流泪,感人至深。
推荐张澜为成大校长
骆成骧晚年居住在成都,他的余生几乎都是在办学和育人中度过的。1922年,骆成骧四处奔走,筹办四川大学。他提出建议,在四川高等学校的基础上改立四川大学,还发动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名流绅士联名上书到四川省长公署,呼吁“主持地方筹款”、“速建大学”。与此同时,骆成骧还在四川法政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上了老师。一年后,骆成骧到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任校长,并开始筹办成都大学,张澜就是因为他的推荐,才当上了成都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因骆成骧热心教育,又是饱学之士,人们尊他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位列七贤之首。骆成骧自己并不在乎名,他曾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引得众人呵呵而笑。
骆成骧并不是一个穷酸的文人,他不仅能文,而且酷爱武术,倡导“强国强种”。他为别人撰写碑文得到的酬金,全部都捐给了成都的“武士会”,甚至当上了“武士会”的会长。他还曾筹集资金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修建了国术馆,创立了“射德会”,提倡射箭运动和柔术。因此有人甚至误认为他是“武状元”。
1926年夏天,骆成骧在成都文庙西街的住所病逝,灵柩需送回资中安葬。出殡当天,成都的普通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沿街护送骆状元回乡。随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道路都堵塞了。骆成骧的灵柩清晨从文庙西街出发,直到傍晚才到至牛市口。
骆成骧颇受成都的普通百姓敬重的缘由,或许是因为他为官多年,却是“家无恒产,厨灶屡空”,人称“布衣状元”,也有他成为清代第一个四川状元,为川人争了光的缘故。
骆成骧去世后,他的故事被川人传诵,平添了几分神奇。有人说慈禧太后梦见“马长角”,(角,川话读各),因此状元就是“骆”。有人说光绪梦见“二马奔槽”,意为“骆成骧”三字中的两个马旁,“槽”也就是“朝”,此乃贤臣奔赴朝庭效劳之意。而著名画家张大千也对骆成骧中状元的事颇感兴趣,他曾绘了一组《资州八胜图》,在第六幅《三峰毓瑞》的跋语中写道:“三峰在珠江南岸,青乌家言:‘当建三塔象笔架,必出状元’。塔成明年,骆公骕大魁天下。”
无论是名家还是百姓所乐道的这些怪谈,自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这未尝不是骆成骧为民所敬的绝好佐证。骆成骧在成都文庙西街的居所附近的一个巷子,就因他而得名“骆状元巷”,今人讹为“落酱园巷”。此巷与为纪念杨升庵的成都“状元街”齐名,为成都平添几分文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