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潜在定县

陈志潜口述，陈菊元整理

我于1929年从协和毕业后，曾在晓庄师范学校任卫生指导员一年。1930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公共卫生，后又到德国学习卫生教育。1931年从欧洲回国，兰安孙老师在南京，带我去与晏先生见面，开始我同意去定县参观。

经晏先生带我去定县各部门参观并做介绍，我决心到定县工作。同时兰安孙老师要我在定县开辟一教学基地，协和授与我医学院讲师(1922-1936)、副教授(1936-1938)职位。

1932年初，我到了定县。首先认识陈筑山、瞿菊农、李景汉、孙伏园等诸位同事，他们对我表示欢迎，并给我很大鼓励。我决心下定，举家迁往定县。和.老同事一样，住在老乡们的简陋房舍中。当然，我之乐于定县的工作，也与原在晓庄农村工作的基础有关，陶行之先生的卫生与农村教育的主张对我也有影响的。

工作之初，首先由社会调查部提供情况。在李景汉先生帮助我全面细致了解当地农村情况之后，我意识到，我的工作对象不能仅限于病人，而要着眼于全区的卫生需要。他告诉我，定县472个村庄中，只有272个村有小草药店铺，却无医生。30%的农民在死亡之前，没有得到过任何医药帮助；死亡的主要原因多为传染病，天花、霍乱、猩红热、伤寒、破伤风、产褥热等。每个农民，每年平均药费只有三角；死者安埋费、治疗费总共不到5元。在生产上，全定县没有工业，唯一的加工 产品是“定州眼药”。全地区人口80%是文盲，全县只有一所中学。我得到的总印象是，贫穷、愚昧、缺文化。于是我骑了毛驴走遍各村查 看，感到李景汉先生所主持的社会调查部，调查资料可靠确实。

从定县的具体情况出发。我认为要把现代医学介绍到这样的社会来，一时尚无法生根。外国的一套用不上，教会式的开医院影响也很小(即或四等病床，农民也住不起的).我向晏先生提出了我的见解：我同意办医院，但单靠医院，医学是不能到达农村。必须着眼于预防工作，采取自下而上，预防为主、与教育相结合的途径进行。晏先生同意了，并给与充分的信任和大力的支持。我觉得自1932年至1937年是我一生工作中最畅快的时期。那时我才29岁，精力强，白天晚上工作；领导支持，同事团结，我能按照自己一系列想法，一一诸实践，看到开花结果，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我们的工作是自下而上的设立村保健员开始。经验告诉我们，若从上而下是始终不能在村里生根的。鉴于外来人不易安心，故由村中推荐。我第一批训练的保健员，由高头村、马家寨等4个村各推出一名，学习如何做卫生工作。我自己写出了保健员训练方案，根据当时社会卫生情况，列出10条：如个人清洁(当时沙眼、皮肤病普遍)、妇婴健康(由于贫困、母乳淡而少，提倡母乳加豆浆)、种牛豆(控制天花)、改良水井(包括修井台、固定辘辘)、简易消毒……作为必须学会的项目。学习告一段落后，每人发给保健箱，其中有10种备用药物与工具。保健员还负责记录本村死亡人数与死前症状，提供研究计划用。由于保健员是本村自己推荐的农民，因此为村民信任，加以简易的卫生工作不收钱，为农民欢迎。各村仅给保健员购买保健箱一个花费也不大。训练周保健员每天来去学习，培训班供午餐。这些措施都是以当地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的。

当然，这样的训练还远不够，尚须有正式医生的指导和药物器材的供应，以提高卫生工作水平，保证工作质量。所以各乡设保健所，配备保健医生一名。保健医生聘保定医学院毕业生，既受过正规训练，又离家近，愿意来此工作。他们每天上午门诊，下午巡访保健员。从1932年至1937年已有一半乡镇配齐医生建起所来。这些保健医生能与保健员关系密切。我还记得第一位来到定县的保健医生，名叫侯子民，现尚健在。有的保健所还设有护士兼宣传。保健医生有诊断常见病的能力，故比保健员更偏重于治疗。

在县城建立保健院，设有50个病床、急诊室。凡保健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送医院。当年护士长周美玉的清洁、整理、饮食、护理各方面都要求严格。那时医院还有传染病科余焕文医生(主要我们一起搞预防工作)，外科墨树屏医生(后去延安途中去世)，助产士章裴成等人，他们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训练的。医院护士由本县中学生中挑选训练的。我还记得当时 的护士田青云、 王兰桂他们二人后来都在成都第二、三医院工作过)负责训练她们。医院助产士还负责训练助产婆。原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曾为避免农村旧产婆的对抗和不信任，创造了以新法训练旧产婆的经验。我们则在此经验的基 础上，选择老太婆的女儿和媳妇加以训练。年轻人接受新法快，没有旧法的拘束，又能避免抵触与对抗。

训练工作长期进行。预防为主也是坚持到底，凡属预防注射，如牛豆、白喉 、伤寒、霍乱、破伤风、狂犬病等，都贯彻到所、到村。所以定县很早就控制住了天花与霍乱。

卫生工作一直是与教育工作结合进行的。最初与平教会秘书长瞿菊农先生联合，从千字课扫盲的对象中抽人做卫生工作。后与社会教育部汪德亮先生联系，从平民夜校、同学会产生培训对象。当然这些人又都有村民的推荐，所以他们的基础和现实表现都是较好的。同时还通过主编千字课本的孙伏园先生，将卫生知识纳入平民读物。艺术部门也配合着制作预防疾病、节制生育的宣传画。

总之，通过村、乡。县三级网络，加上社会调查。卫生、文教部门的密切结合使问题反映上来，科学指导能贯彻下去，形成上下通气的三位一体。当时由于经费困难，始终未能给予保健员定额待遇。每年根据在种豆、水井改良、厕所改良、卫生宣传、急救、小病治疗等方面的记录，征求当地同学会的意见，给予年终奖励10元左右，由县政府颁发奖状。保健员为本乡本土服务，队伍都很稳定。当年的保健员段书田保健员现已年近80岁，尚健 在，与我近有书信往来。那时全县卫生经费约3万元，在霍六丁先生任定县县长期间，由县财税拨款补助年一万元，因此落到农民头上平均每人年负担不到一角，大大低于原平均每人年负担三角之数。原拟逐步达到全部经费由县承担，后因抗日战争，计划中断。

从1934年起，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分批到定县实习一月。一方面使未来的医生有实践的场所，一方面使定县卫生工作得到技术帮助。科学水平不断提高。以后1935年，湘雅医学院、齐鲁医院等教师与学生，陆续前来实习。有的时间长达半年到一年，使我们有了更广泛的交流机会。上海医学院的苏德龙、北京医学院的叶公绍等都曾来接受过训练。

1934年底我曾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定县的从下而上的方法。江陵、兰溪、济宁等县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外来参观者不少人觉得我们的方 法很有意义。但由于当时政府腐败无为，使他们的卫生工作者无法把调查、卫生、文教结合起来协作行动，及与高等学校广泛交流，仅仅孤立采用卫生工作的方法，不易明显奏效。国际友人也有来参观的。当时卫生部的顾问AStamper，原为南斯拉夫卫生部长、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农村问题不解决，中国安定不了。曾来定县住了一周，对定县卫生工作的三级配合、农民剧团等方面都很感兴趣。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等待农民自发，而应有指导地进行推动。后来他任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任会长，曾将定县的卫生工作向世界各地介绍。

那些年代，由于自己能直接从服务对象中感受到具体效果，因此对工作全力以赴。我的爱人王文瑾也投入医护工作。每周星期日，保健所的医生和一些保健员们，都到保健院来，同我一道看几个病人，并共同全面讨论工作。

定县的工作，由晏老领头，吸收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家危急的时代，走到落后地区去，深入农村深入农民，贡献自己的青春。这样的事是史无前例的。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不多，他们本可以留在城市享受，但他们却安于低待遇的农村工作。他们之间互相爱护、互相信任。那种工作间的协作、团结的确少见。这也就是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有所创造的源泉。晏老的这方面的贡献是举世闻名的。

晏老这个人绝顶聪明，多才多艺，他的才具魄力、对事物的洞察力都令人佩服。他本人不是学科学的，但他相信科学，认为农民需要科学。他的“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即通俗化的意思)”口号，在当年中国不讲科学的社会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定县各部门都经过科学训练。晏老本人国际联系广泛，这也对于交流、提高提供了条件。

当然，今天时代不同了，农村卫生保健工作己有很大的改善，定县的成套做法不一定适用，但其精神和不少方法仍然非常可取。

这段经历，是我最愉快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