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万富翁”王利器

李自强

王利器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巨匠，他曾在四川大学跟随众多名师学习，并走上治学之路。其一生留下四十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已逾二千万，海内外传媒一致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一副对联获名声

１９１２年，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王章可是前清官员，参加过四川保路和反对洋教活动，一身正气，在乡里颇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读书，在家里购置了不少书籍，用有光纸印刷的洋版书，如赫胥黎《天演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等；有用毛边纸印刷的土版书，如钟云舫《振振堂集》等。王利器从小就在父亲的藏书楼上游玩嬉戏，耳濡目染之下，不仅激发了一生不懈的读书心，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在老师那里，他从《四书》、《五经》学起，到《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学习《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先是死记硬背，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提笔做文章，学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１９３４年，２０多岁的王利器谢师而去，考入江津中学，开始正式接受现代教育。然而，正是这十三年的私塾教育为王利器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入学之初，三年级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了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略有不及，一时竞相传诵、声名鹊起。

王利器三年级时，适逢蜀学名家吴芳吉到江津中学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正是这样的严师督导，培养了王利器后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积年不缀的审慎态度。当时，吴先生的校长办公室兼寝室正好在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门，王利器经常和同学过去请益，发现吴先生案头总是放着两部书：一部《淮南鸿烈集解》，一部《杜诗镜铨》。受其影响，王利器也买了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自己试着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

蜀中得遇众名师

初中毕业后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授英文，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几何。当时，何鲁、文伯鲁、向宗鲁三人很是有名，人称“三鲁”，“三鲁”中就有二鲁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课，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北大、清华、交大受时局影响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王利器于是西上成都，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前身为著名的尊经书院，名师宿儒，汇聚一堂，蔚为蜀学中心。中文系以张颐为首，有龚向农讲《三礼》，林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律，向先樵讲《楚辞》，祝屺怀讲《资治通鉴》，李培甫讲《说文》，赵少咸讲《广韵》，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王利器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崇其所善、如鱼得水，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治学。

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赴四川大学任教，师徒相逢，又是一番别样的琢磨情谊。向宗鲁是一代名师，曾在成都存古学堂与蒙文通、彭云生、曾宇康诸先生共同学习，他对王利器的帮助很大。后来战事日深，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向宗鲁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王利器基础牢固，勤奋探求，撰出了《风俗通义校注》一文。此一专著，不仅反映出他此时业已熟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而且也标志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道路。

上世纪四十年代，王利器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先生，从此踏上了治学新阶段。问学古人、对策时贤，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为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入学三年之后（即１９４３年），他提交出一份令傅先生满意、令学术界惊讶的优秀研究成果——《吕氏春秋比义》，共二十四册，约莫两百万言，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最高奖，从此，他开始了自己令世人侧目的研究著述之路。

运恩师灵柩回乡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闭门读书，忽然从四川峨眉传来了乃师向宗鲁先生逝世的惊人消息。噩耗传来，想起昔日和恩师相处的种种情形，王利器悲痛不已。这时，远在巴县龙凤场小湾的向师母牟红仪女士也拍来了电报，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把向宗鲁的灵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不敢耽搁，他立刻拿着电报向导师傅斯年先生请假，辞别赴川。

到了峨眉后，见过向先樵、程天放诸先生，办过交涉，学校补发了一个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发派一个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灵去小湾。但是，学校补发的微薄薪金仅够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包括租船费在内，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的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怎么办呢？王利器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扰着，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最终，王利器把心一横，不管了，先上路再说，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从道土罐过鱼叉寺，一路不断遇着又险又急的恶滩，层层山壁向众人压来，一派萧森严峻的肃杀景象，令人望而生畏。幸亏掌舵的太公是川江行船的老手，两个艄公一左一右，也是精明强悍的人物。太公大睁双眼紧盯住奔流，极为熟练地把小船借着水势晃来放去，两个艄公也东一篙西一篙地点个不停。经过大家同心协力地合作，一叶扁舟在急浪间随波逐流，终于平平安安地通过了各处险滩，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又成了问题。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为重庆一个财阀写过墓志铭，获赠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他将这笔钱作为股金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江津开设了创业银行。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轮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又在横街子找到经营烟业生意的亲戚赵楚翘打点劳力。不久，他们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与老史和太公等会合后，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和太老师，安置好灵柩，布置好了灵堂，此事才算完结。这段历时一个多星期，行程近五百多公里的艰难旅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王利器这时大松了一口长气，心里默默念起晋荀息的一句话：“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这件事，写了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

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词中情谊凄切动人，更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浩劫过后的惊人成就

１９４５年毕业后，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兼任光华大学教授。他把《淮南子》作为必读之书。每有所思，辄于书眉页脚之间兴酣落笔，积年来倒也颇有所得。有一次，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所长之邀前去讲学。交谈之间刘殿爵问及“磬龟无腹”一语的出处，王利器很快根据《淮南子·览冥篇》找到了答案，令刘先生钦佩不已。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王利器应北大之聘，回校任教，在中文系讲授校勘学及《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专书。此后他一面教学，一面研究，１９５６年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工作。

但王利器潜心于学术研究的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１９５７年，王利器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还受到了多次的批判。也许这些磨难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他最心疼最难过的是，当一大家子从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中被赶出来后，积存多年的三万余册古书，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刻等，被抄没一空，几十年来抄录的数万张卡片也荡然无存。

在这近二十年的动荡和风雨中，王利器所经受的挫折与压制是难以形容的。那时候有不少人销声匿迹、折笔谢世，然而王利器却箪瓢陋巷、勤学不辍，积下了数尺厚的书稿。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为王利器先生平反，正好应了宋人潘阆的两句诗：“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

当别人还在抚今追昔、感时伤世之际，王利器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了对自己旧稿的爬梳整理工作。他笑称自己是浩劫中的老运动员，也是人生路上的老运动员，要“将寿补蹉跎”，以勤勉不懈之功尽量挽救虚度的大好光阴。

于是，在学术殖荒之年，王利器竟陆续交出了十余部书稿：《文镜秘府论校注》、《九籥集》、《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等，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引起世人的惊叹。

许多学界同仁跟王先生开玩笑，说他这几年丰收了，成了“两千万富翁”，意思是说他发表的著述众多，起码有两千万字之多，堪称富翁。这个特殊的称谓迅速流传开来，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甘愿在陋室书斋中闭门而读，与前贤往圣神意交接，也是因为他拥有如深渊大泽的心境，舍得抛下浮名抛下功利，投身平凡琐碎却扎扎实实的事业。正如王利器的字“藏用”和他为自己书斋起的名：“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