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求学  师教谆谆

我是教育系的学生，在峨眉山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刘绍禹、黄建中、邓只淳（胥功）、汪奠基、向楚（仙乔）、张敷云、普施泽等先生。当时的教师对学生是视如子弟，又爱又严，关心学生的学习、成长、就业，既是导师（经师），又是人师，教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学生可以三五成群随时到老师家去，教师也喜欢学生来家，喜欢讲一些古代的治学之道，为人之道，他们从不责备学生，真正是言传身教，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教育和影响学生。有时老师还请学生吃饭，师生关系很亲密，感情浓厚，本地学生过年都要去给老师拜年，外地学生来了也一定要去看望老师。

刘绍禹是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两度留美，双博士，他教“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等课程，当时同学的英文程度不错，上课基本不讲中文，完全用英文上课，写一黑板英文，等学生抄完再板书。刘绍禹上课很严肃认真，对人很虚心客气，从不发脾气，有什么事轻言细语和你谈。解放后他任川大第一副校长兼教务长，大家对他都很尊敬。教授提建议，他都悉心听，对人很亲近。

图1：心理学家刘绍禹教授

黄建中是哲学教授，也是川大在峨眉山时期师范学院的创始人，首任院长。他上课很古板，很严肃，不苟言笑，讲唯心哲学，喜欢照本宣科，很少板书，也不发讲义，学生只有听课记笔记。他上课用的“中国哲学思想史”讲义，解放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

图2：黄建中教授（国立川大师范学院创始人）

邓只淳是四川第一批派赴欧洲考察教育回国的教育学家，在四川比较有名。他主讲“教育行政学”，对学生学习和做人要求严格。教育界人士说他：对学生采取“打锅盔”式的教育方法，就是“又打又拉”的“严教”和“友善”相结合。他是学教育的，很重视学生的培养，对于学生上课很重视，每次上课都要清点人数，某人没有来，还要被点名。他有一个特点，凡是他教过的学生都能叫出名字，如果你路过不和他打招呼，他还会主动招呼你。他关心学生学业前途、毕业就业，严格而慈善，因此非常有威信。他在四川教育界威望高、人际广、人缘好，能办成事，学生找他写介绍信他也不推辞，他推荐出去的学生别人都要用。

图3：教育学家邓只淳教授

汪奠基原是北大教“外国哲学思想史”的教授，抗战时期应黄建中院长之邀来峨眉山川大讲学。他不苟言笑，与黄建中是一类人。他上课不写黑板，一开口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管学生听不听。有时会自言自语地评论某家学派的观点。当时我们年轻，哲学基础差，听他的课不大听得懂。

向楚是四川著名儒士，文学大师，历任多年川大文学院院长，对学生严格而和善可亲。好宾朋，喜论古谈今，诙谐风趣。长于诗、词、赋，又擅长书法。曾经为我写过几幅字，可惜文革中抄了。

图4：国立川大文学院院长向楚教授

张敷荣是留美的教育学家，教授“教育原理”课程，他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权威杜威的学生，他比较重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为人处事比较拘谨，不大与学生接触。

图5：张敷荣教授（晚年）

一个教授最多指导两个毕业论文

当时学校是学分制，有必修课和专业课。各系一年级都要学国文、英文、通史等公共课，还有普通物理等基础课。二年级是专业课，三年级才是专门化课。选修课都是有专长老师开的，学生可以凭自己的爱好选，文学院可以选理学院的课，理学院也可选文学院的课。四年级基本上是做论文了，可以自己选题（但大部分都是教师命题），自己选教授，讲师和副教授不能做导师，必须是教授才行，一个教授最多指导两个毕业论文。学生的论文都要有所发现或有些创见，否则不能毕业。毕业论文都要用毛笔正楷写在十行纸的格子里，交导师评阅记分，再交图书馆保存，图书馆专门有房间保存历年毕业论文。我当时做的论文是“总理教育思想发凡”，我的导师最开始是教哲学的黄建中教授，他后来去了中央，就由原来北大的汪奠基教授接着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在我的毕业论文封面上亲笔签上“有独见，85分，汪奠基”8个字，令我铭记难忘。

图6：峨眉山时期国立川大教育系第10届毕业(1941年)

夺印风波  不了了之

1942年冬末，教育部任命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相当于现在省委书记）的黄季陆担任川大校长。学生认为，以他的政治地位而言，不宜作川大校长，因而学生中发生了“反黄”与“迎黄”两派的争论。“迎黄”派学生认为，欢迎黄季陆把川大从峨眉迁回成都。两派争执不下，就把当时代理校长朱显桢围困在报国寺住所，要求他交出“四川大学校印”。朱显桢在群情激昂胁迫下，把校印从身上取出放在桌上说：“谁敢拿校印，就谁负责。”当即有一位激进的学生拿起“校印”就跑，酿成了“抢夺校印事件”。学生在一时激情之下，固然高兴极了，但冷静思考后，认为抢夺校印闯下了大祸，无人愿意承担保管校印的责任。无奈之下，只得推举代表每日轮流把校印放在身上保管，惶惶度日。

图7：黄季陆先生（1943-1949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黄季陆校长承诺把川大迁回成都，派代表来峨眉山接收校印，却无一人敢于面对。据说后来是从与“抢夺校印”无关的老师中选出一位，与双方代表联系，约定保管校印的学生把“校印”先放在万行庄理学院的某块石头上，由校方代表自行前往接收“校印”，这场闹剧方告结束。黄校长在成都听闻此事，以其宽广胸襟笑言道：“这些青年学生娃娃是在无事中找事闹”，后不再提及，便不了了之。事后，学生们谈及这场闹剧，不禁哑然。

金顶聚会  告别峨眉

1942年12月，黄季陆接掌川大后，举行部分学生游金顶的聚会，告别峨眉山。接着，以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很短时间内，把文、法、理三个学院的师生从峨眉山迁回了新建成的望江校区。当时望江校区的格局是前任校长任鸿隽规划建成的三馆（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一舍（学生第一宿舍）、一园（铮园教授宿舍），望江楼公园也曾作为教职工的宿舍。此时的望江校区，有幼儿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大学部、研究所五个部分同聚一堂，有“五世同堂”之称。

1943年春天，川大在望江校区举行开学典礼，昔时冷清寂寞的望江楼变成了学术气氛日增的文化区。我们这一届学生也在这一年完成了毕业论文，告别母校，各奔东西了。

图8：望江校区1943年落成的图书馆（今为校史展览馆）

结语：在峨眉山隔世远俗的环境里，在朴实敦厚的校风中，川大师生情谊如父子，同学友谊似手足。当然，在“江山如此多娇”的良辰美景里，也有少数男女同学相互交往，感情日增，毕业后成为终身夫妻的，我和老伴李德惠就是其中之一。我老伴1948年毕业于国立川大农学院蚕桑系后，留校任教，1985年在川大生物系退休。1943年，我与老伴在成都东胜街“沙利文”宾馆举办婚礼，向楚是我们的证婚人。

图9：李德惠女士  

图10：胡淮珍先生

1993年夏，我偕老伴重游离别50年之久的峨眉山，昔年宁静的报国寺已变成繁嚣的小城镇，经过文化大革命，不少庙宇残垣破壁，精工塑造的镀金雕像被斩头断足，令人惋惜！但50年前在峨眉山的4年大学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在，令人流连忘返。

胡淮珍（口述）

谭 红（整理）

图片来源：四川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