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定县——一个年轻人的创举

1932年1月16日，一匹骡车驮着一帮人行驰在河北定县狭窄的街道上，车上坐着一位沉稳干练的年轻人，正是陈志潜。此番来定县，他将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卫生处主任。举目四望，这个距北京仅100公里的地区却与北京城有着天壤之别。陈志潜曾这样描述过：

“定县是贫瘠的，农民耕种的粮食仅供糊口。谷物、小米、白菜、萝卜构成了他们的基本膳食，仅有少数的肉类补充，没有任何现代的工厂企业。”

那时候，他已从协和毕业3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学美国哈佛获得了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当时的中国，像他这样经过严格训练的高水平医生寥若晨星。那时的协和医学院每年的毕业生一般只有几名，与有些同学一样．他完全可以谋取一个既轻松又收入高的职务，他却为什么选择了拓荒式的乡村卫生医疗呢？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医学家的博爱精神促使他不畏艰难；二是这位成都小伙子有一种挑战精神，向往着为民族建功立业；三是他有幸相遇了两位“高人”，二人指引的方向皆朝着河北定县。他们是兰安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

兰安生，加拿大人，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学领导人。他创造性的“社区保健”理论即是今日社区医学的先声。他注重现实、强调国情的实践医学尤为陈志潜所拜服。他有一段精辟之语：“只有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种种棘手问题才是最合适的，靠社区能力所及而不是靠外来的资助才是正当地解决问题的办法。”陈志潜将这句话牢记了一生。

晏阳初，四川巴县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家，曾和爱因斯坦等人一道被推举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晏阳初深怀博爱之心又坚忍不拔。陈志潜第一次聆听他的演讲，即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图1 陈志潜与重回祖国的晏阳初合影

此外，对陈志潜颇具影响的还有陶行知先生。 1929年，刚跨出校门的陈志潜便担任了陶、晏二人共同创办的南京晓庄农村卫生示范项目的主任。这个项目受到干扰而夭折后，陈志潜去了美国和法国深造。两年之后他坐上了那匹去定县的骡车，具有世界影响的“定县模式”由此发端。

风雨飘摇的民国，孤独、贫苦、愚昧和疾病侵蚀着广大的农村。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有资料表明，当时的中国粗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也很高，期望寿命大约35岁。产妇死亡率在农村居高不下。有报道说，某一个村庄，在10年时间内，有许多的新生儿夭折，其中1/3～1/2新生儿死于传染病。

陈志潜感到了压力与挑战。如何在一个未受现代医学启蒙，经济又非常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卫生保健服务体系，这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他在欧美留学期间没有获取这样的知识，也没有可供模仿的任何先例。所幸的是，晏阳初先生业已建立起来的乡村教育体系为他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平台，使他得以施展“南拳北腿”。

在大量调查与论证的基础上，陈志潜为定县模式确立了四个基本前提：第一，它必须立足于村，村是广大农民的栖居之地，是最底层的行政单位。贫穷的农民有些甚至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因此必须把医药送到田间地头。第二，它的费用必须与村的经济资源相匹配，任何关于提高档次的说法无疑是痴人说梦。第三，它所配备的最基层的医务人员必须在农民中产生，只有他们才能长期扎根于此服务于自己的父老乡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乡村卫生员必须接受监督，任何超出他们能力的医疗行为是不能允许的，那将会使各方蒙受损失。在这些基本前提之下，定县模式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图2 193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封面书影

充沛的阳光照耀在泛着麦香的华北平原，一个脚扎绑腿，身着粗布衣裤的精壮汉子和一位动作麻利的村姑来往于田间沟壑，他们的肩上背着一个药箱。对于闭塞的村民，那可是一个神奇的箱子，里面装着的药品不断地解除着他们的痛苦，村民们开始熟悉这些陌生的药名：阿司匹林、薄荷、苏打、碘酒以及眼膏和眼药水。有人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赤脚医生”，陈志潜最早称之为“保健员”。保健员的职责仅仅是进行简单的治疗，填写出生与死亡报告，接种牛痘，急救和转送伤病员。他们是定县卫生体系的最底层，遇到棘手的问题，保健员将向高一级的乡村卫生站求助。

至1934年，定县建立了7个乡卫生站，设立在乡镇上，服务于75个村落。在这里，配备了有一定能力的医生，他们每周对保健员进行一次培训并收集保健员提供的各类数据，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遇到危重病人，他们会将之送往区卫生中心。

区卫生中心是这个系统的中枢神经，它集合了医疗、教育、科研、宣传诸种功能。它所配备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他们管理着一所设有50张病床的医院，限于经费，卫生设备皆在当地制作，虽不高档，但却规范实用。中心培训当地的卫生人员和有志于从事乡村医疗的医药院校的毕业生，广泛开展科普活动，例如制作、张贴墙头宣传画，告诉那些只相信中药的人们什么是西医、何谓预防接种。1932年，定县霍乱猖獗，中心力促当局成立了一个防治委员会。有些患者不愿意接受冶疗而四处躲藏，中心动员了警察督促到医院治疗。

从区卫生中心到村卫生站再到基层的保健员，这个乡村卫生体系的一体化建构的网络特征非常明显，区级医生定期会晤乡级医生，乡级医生定期会晤基层保健员，他们相互支撑产生合力，其效用不久开始显露。

1932年年霍乱流行期间，中心收治的45名霍乱病人无一人死亡。

定县人世代用水井，但却不知道消毒，当某村饮用过消毒井水而降低了发病率的消息传遍四方后，邻近地区的农民次第登门求教。村民们自豪地告诉外乡人：“除了消毒，咱们村的水井提高了井口的高度，这样可以防止污染物流入井内。还有呢，咱们村用的是公用水桶，那才叫干净。”

有些农民一生只洗澡3次，分别在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时候，因此，建立公共浴室3个。浴室一年开放121次，有8500人次入浴。小学生与保健员免费入浴。

那时候，中国仍有天花流行，当局虽试图通过预防接种控制其传播，但是，由于不能深入每一个家庭而收效甚微。而定县却不一样，当天花肆虐的时候，这里安然无恙。

在贫穷荒芜的中国乡村，在科学文化极度落后的20世纪30年代，花钱少、功效大、方式大胆而新颖的定县模式如一道彩虹横空出世，引得人们啧啧称奇。陈志潜以此撰写的《定县是如何应用科学医学的》工作报告一经发表，便引起国际公共卫生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参观者和考察者纷至沓来，以致半个世纪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格兰特先生仍如此评价：陈志潜教授“是系统论述在低收入的社会中，如何弥补现代医学知识及其应用之间停滞不前这一迫切社会问题的先驱之一”。定县模式“对世界卫生工作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些贡献至今仍在促进着中国人民的健康及康乐的发展，同样也在相当程度地改善着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康乐”。

图3 陈志潜用英文撰写的《定县调查报告》插图

文/雷文景

图/四川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