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守诚（1928-1951），男，192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一个名叫恒升当铺的商铺中（位于资中北街110号），籍贯资中县谷田公社宁国寺大队十一队（今资中县重龙镇宁国寺村8组），是四川大学解放以后团组织公开之前发展的较早一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袁守诚1940年毕业于县立资中北城小学，1943年初中毕业于私立岭南中学，1946年高中毕业于省立资中中学，同年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先修班，1948年正式升入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就读，1951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经过自己报名、部队选拔，被选为中国人民志愿军60军180师英文教员，1952年2月4日光荣牺牲，1951年4月31日被评为烈士。

在寻访了解袁守诚人生经历的过程中，笔者有幸翻到了1987年在川大望江校区的英烈亭中英烈碑上补刻袁守诚名字之时，烈士的堂妹袁瑞英向其哥哥袁守忠（也是袁守诚的亲大哥）寻求一些材料时，当时在内江市良种场工作的袁守忠的一封回信，信中充满了对弟弟狠心抛下自己挚爱的父母、兄妹、未婚妻，只顾为国效力而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和个人牺牲会对家庭和亲人的打击的埋怨、自己失去弟弟的悲痛和对弟弟的深切怀念。30多年了，今日读来，仍能感受到袁守国那失去弟弟的切腹之痛，文字情真意切，让人潸然泪下。今年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笔者把这封信发出来，权作向烈士致敬吧！

九妹（笔者，此指袁瑞英）：

很感激你为三哥为国捐躯的英灵流芳百世所做出的努力，当我看到你的信的时候，它充满着你的一颗热忱的心，流露着手足之情，字字句句都引起我往日的回忆。他刻苦勤奋读书的情景，聪明、活泼，和蔼可亲的笑容，我真舍不得他，我真控制不住我的眼泪，它直往下流。老实说我真有点恨他太傻，为啥不考虑战争的残酷无情尽（竟）断送了他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二十三岁太可惜的二十三岁！大学生，一个外语系的大学生，你尽（竟）这样糊涂，你在短暂的人生的道路上没有走上一步幸福的路而感到遗憾吗？你忘记了父母养育之恩悄悄地离去！父亲正直开朗，他为国生养了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自豪。而母亲呢？儿子是她身上的肉，她终日思念你，呕心沥血，愁伤成疾，抛弃我们而去！亲爱的弟弟，你感到父母养育之恩不报，还要留给母亲的是心酸和眼泪，你忍心吗？

照片，我找了所有放照片的地方都没有。回忆中，我清楚的记得我看到过他两张照片，一张是半身的，在背面是他用英文形式写的汉字名字：Hos(袁)、（守）、（诚），一张是在冰天雪地的一个路边，他穿一身军装，外披一件军大衣，英姿潇洒，靠在一棵大树的照片。

孃孃和妈妈还在的时候，她看到过一张张守诚和志彬的合影照片（笔者注：志彬指的是袁守诚的未婚妻，也是他的同班同学，名叫刘志彬。），我记得我在广西桂平金田乡益州村的时候，是三叔（你父亲）写信告诉我守诚的一些事：

解放前他曾是一个地下的共青团员，川大闹学潮与他有关，国民党要逮捕他，他跑到农村同学家避难。解放后响应祖国的呼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扛起了枪杆，跨过了鸭绿江。

又听说他是在板门店与美国鬼停战谈判时牺牲的。

80年左右（笔者注：指1980年），资中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曾派了一个同志来内江市良种场，了解我守诚的一些情况，守国可能知道，因为他要找烈士证。

我须（虽）然已经退休，农场还是要找我帮忙，所以我还是没有什么空的时候，再见！守忠亲笔。

5月13日。

自古家国难两全，好男儿保家卫国义无反顾，但他们的英勇之举却要留给家人无尽的伤痛。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家。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却难免遭受外敌的觊觎，我们不想欺负别国，但总有人妄想将丛林法则和战争的灾难强加给我们。我们热爱和平，主张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和平相处，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底线，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当国家安全，民族尊严等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也只有放弃幻想，勇敢斗争。战争来临时，国家需要热血青年保家卫国，但我们不能让英雄的家人在流泪的同时，还有伤心和后悔，更不能让人们为他们不值，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为国捐躯的英雄们，让英雄的家人们感到的光荣和敬仰。只有国人们形成尊英雄、重英雄的氛围，国家在危险关头，才有人愿意不计生死，挺身而出，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惜的内在动力之一。

袁守诚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名叫袁崇辉，母亲叫陈淑贞。据袁守诚仍然健在的堂弟袁守国说，袁守诚的亲兄妹有4人，老大叫袁守忠，后来在内江市良种场工作，老二叫袁守诚，这两个是男孩子。老三叫袁蜀毅，老四袁蜀秀，后边这两个小一点的是女孩。但他们一般是按袁家本家的孩子一起排行的，按这种排法，袁守诚就是排老三，他们也习惯称呼他为三哥。据他的亲妹妹袁蜀毅和堂妹袁瑞英在1987年写给四川大学的材料中描述：“袁守诚自幼聪明活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待人接物真诚坦率，心地十分善良，品德高尚，乐于助人。”长大后，“他仪表端庄，风度翩翩，并且对爱情很专一，爱劳动，爱弟妹，爱唱歌，脸上总是挂着真诚的微笑。”

袁守诚成长在资中县城北街，这条古老的街道自2100年前资中建县即已存在。资中县是四川为数不多的人口过百万的大县，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距成都143公里，距重庆197公里，四川著名的大江沱江穿城而过。水通常会赋予一个城市灵气，人文鼎盛之城往往与水相伴，资中也正是这样一个有水有灵气的城市。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设置了资中县，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后来长期称为资州，直到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又改回资中县），因尧之子“资”曾协助大禹治理沱江水患，故沱江又名资江，资中县城又正好在沱江的中段，故名资中，意即”资江中段”。资中还是孔子从之学琴，“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的宫厅乐师苌弘的故里，自古崇文重教，历史上的书院也比较多，还曾经出过两个状元：宋代的赵逵、清代的骆成骧，这一辉煌的成就在四川县一级城市中是非常罕见的，1991年资中当选四川首批三个县级历史文化名城。

 资中古城（正对城门的大街即为北街）

现存的资中古城墙

 今天的资中县城北街

在袁守诚7岁的时候（1935年），中华民国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成立，辖资中、资阳、内江、荣县、仁寿、井研、威远、简阳等八县，专员公署就设在资中，因此简称为资中专区。资中也因而成为民国时期四川举足轻重的中心城市之一。那个时代的四川，陆路交通极其不便，西方近现代工商业及文化和教育于是沿着长江溯江而上，逐渐向西向北辐射。重庆因是长江航道入川的第一个重要码头，因此，重庆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方近代工商业和文明传入四川的桥头堡，并从此开始超越四川原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都，成为四川省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资中，因在沱江中段，水路交通相对便利，又处于重庆和成都中间，近代经济文化也得到了发展，清代道光年间(1839年)，创办了凤鸣书院，后又陆续开办的珠江书院、栖云书屋，民国时期更是创办了女子中学、男子中学、私立岭南中学、省立资州中学等教育机构，是四川省最早建立现代私立中学和省立中学的县份之一。

   袁守诚曾经就读的北城小学，原为东岳庙，现为资中教师进修学校。

袁守诚1934年至1940年就读于资中县立北城小学，这个地方原为始建于宋代的东岳庙（现在看到的山门是明代复建的），民国时期改为资中县立北城小学，现为资中教师进修学校。1940-1943年在私立岭南中学读初中，此地原是清代道光年间创办的凤鸣书院，也叫南华宫，位于资中县城西门外，民国年间在此创办了一所学校， 1931年，更名为私立岭南初级中学校，1941年增设高中部，更名为私立岭南中学，现址已改建为资中县委党校。

私立岭南中学（现为资中县委党校）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2月，经个人申请、考核和体检，初中毕业的袁守诚如愿考入省立资中中学，这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县级省立中学，也是当时资中的最高学府。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资中人便在成都创办资属旅省中学堂，1906年便在资中县城大东街的珠江书院之中建立了资州中学堂，1912年即民国元年，更名为资中学校，1913年更名为资中县立中学，1934年更名为省立资中中学，1950年更名为川南资中中学，1953年至今为资中县第一中学，袁守诚于1947年1月高中毕业。

 省立资中中学旧照

至今在资中县关于省立资中中学的档案中，还保留存有袁守诚投考申请表（含口试和体检表）及在校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的成绩表。根据该表显示，他的口试成绩为“B”，体检成绩为“B-”。

袁守诚报考1944年2月省立资中中学时的申请表（含口试成绩和体检成绩）

1944年第一学期成绩（袁守诚在从右至左数第三列）。

具体各科成绩为：公民：60，国文:78.6，英语:89，几何:90，三角:74，历史：80，地理：90.5，生物：81.5，图画：90，音乐：82，合计：815.8，平均：81.6，操行成绩：甲下，体育成绩：80，军备训：82

 

第二学期成绩（袁守诚在从右至左数第三列）。

具体各科成绩为：公民：73，国文:81，数学：95，三角:90，生物：91.5，历史：77.5，地理：73，外语:66，劳作：83，图画：90，音乐：88，平均：3，操行成绩：乙，体育成绩：90，军训成绩：83.5

 （以上涉及资中县的档案和图片由资中县党史办主任王化勇先生提供）

 从袁守诚在省立资中中学一年的成绩来看，他的学习成绩是还比较优秀的，尤以代数、数学、国文、音乐、画图、英语、历史科的成绩比较突出。

1948年10月，袁守诚如愿从先修班升入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就读，当年国立四川大学的招生数仅1000余人，能够考入国立四川大学殊为不易。

四川大学档案馆现存的1948年新生入学名册及1948年级（三十七级）学生注册薄

四川大学档案馆现存的袁守诚的档案：《国立四川大学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新生名册》（图右），表中的三十七年是指民国三十七年，也即1948年。名册中右一即是袁守诚，下面的“院系及年级”一项中也明确写有“文学院外文系一年级”。再加上左侧的《国立四川大学三十七学年度入学学生注册薄》（第2页）第14位袁守诚的学号为“370114”，国立四川大学的学生学号前两位代表民国纪年的入学年份，“37”开头即代表是民国三十七年入学，也可确定是1948年入学。在左表中，袁守诚的注册次数一共5次：分别是：“10月5日”这个是1948年入学的注册时间，应无疑问。第二次是“2月23日”，应是1949年2月23日，是一年级的第二学期；第三次是“10月11日”是二年级的第一学期，为1949年的10月11日，第四次是“3月2日”，是二年级的第二学期，为1950年的3月2日；第五次注册时间是“9月23日”，是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即1950年的9月23日，随后于1950年的11月作为英文教员（翻译）随60军集结，准备赴朝鲜参战直到1951年2月4日壮烈牺牲，这一时间段是连续的，没有中断，证据链完整。因此袁守诚虽然是1947年入学的（就读于一年制的先修班），但他是1948级学生是确定无疑的。现在已有的关于袁守诚的文献，包括《四川大校史资料选编第四辑・川大英烈》关于袁守诚，备注所说的袁守诚是“外文系1947级学生”，以及其亲妹妹袁蜀毅及堂妹袁瑞英撰写的材料中“放弃即将毕业的学习”的说法，应该是一种误解，错把他读先修班的一年时间算作了正式的读大学时间。

1947年10月，袁守诚考入四川大学先修班（袁守诚所读的资州中学一个学年是当年的2月入学，次年的1月底结束；高中学制是三年，所以他的高中毕业时间是1947年1月底，而国立四川大学的入学时间是10月初，所以他从高中到大学间约有8个月的超长“假期”。）是大学的预科班，就读期限为一年。1948年10月，正式升入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就读。在这里，他找到了挥洒青春与热血的地方，国立四川大学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学之一，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大学。早在1704年，在汉代文翁石室的原址上，一所著名书院——锦江书院诞生了。1875年，洋务派领袖，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另建了一所新型书院——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成为了四川大学的两个源头。1895年，四川总督鹿传麟依照西方现代大学的办学体制，采用赫尔巴特教学法创办了一所新式大学——四川中西学堂（有培养大纲和完备的课程体系——章程、学年学分制管理、学生日常管理办法、毕业证授予办法等），并于1896年将试办学的成果上奏光绪皇帝，得到清廷的正式批准，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了。1902年底至1903年初，两所书院和四川中西堂奉旨合并，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拉开了四川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幕。四川大学甫一成立，就有大量的师生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川大师生和校友为主要骨干的保路运动掀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篇章（有胡峻、张澜、吴玉章、杨庶堪、张培爵、尹昌衡、龙鸣剑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川大师生也走在革命的列，诞生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等。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早在1920年秋，王右木就在成都高师（1916年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这是四川大学国立化的开始。）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马克思读书会并随后创办刊物介绍马克思主义，1922年10月，西南第一个团组织在成都高师诞生，1923年夏，西南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一组在成都高师诞生。同时，时任校长的吴玉章大力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自己亲自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势力》的报告，他还延请恽代英、王右木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到校任教（王右木1919年即在高师任教，后因传播马克思主义被学校开除，后吴玉章任校长后，又被重新聘回。），1925年，他在谢任成都高师校长以后，在成都高师学生童庸生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川大在共产主义早期的传播中的地位也非常突出，这种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植入到了川大人的血脉之中，影响和培养了朱德、郭沫若、杨尚昆、吴玉章、王右木、童庸生、杨闇公、刘伯坚、江姐、韩天石、胡绩伟等走上革命道路，据韩天石和胡绩伟回忆，1935年至解放前，四川大学先后有200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70余位川大师生校友为了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在国内高校中是非常罕见的。

  袁守诚考入的正是这样一所革命传统浓厚，深深浸透着“川人从不负国”理念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意识的学校。他考入学校的时候，恰逢川大党组织活动刚刚恢复，党领导下的民协组织（即“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或MS，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成都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领导革命青年运动的秘密组织。1944年10月15日，成都民主青年协会和川大民协同时成立，为即将高涨的学生运动作组织上的准备，川大民协是成都民协的一个组成单位。1950年1月2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都市委决定，以原四川大学党的外围革命组织民协、新青社、火星社的76位成员及川大新发展的50多位新团员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川大学总支部委员会。）以及数量众多的进步社团在川大却异常地活跃，据不完全统计，那个时代活跃于川大校园内的进步学生社团达43个。时任外文系主任的谢文炳即是中共地下党员，1950年2月起还担任四川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即校长），外文系追求进步的气氛相当浓厚。

这个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时常面带笑脸的年轻人，在这里和他的很多前辈学长一样，喜欢阅读进步书籍，受到学校内风起云涌的进步活动的影响，思想上日趋进步。据袁蜀毅和袁瑞英撰写的材料记载，袁守诚在国立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偷偷地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将画报中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剪下来收藏。在他牺牲以后，家乡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剪下来的画像。

袁蜀毅和袁瑞英撰写的材料还写道，袁守诚参加了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学生沈崇的斗争。川大学生反对签订卖国的《中美商约》和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学生沈崇的斗争的活动发生在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下旬，而这一活动的大部分时间与他高中就读的时间重合，只有在他高中毕业后，也即1947年1月份以后才有机会到成都参加抗议活动。经联系袁守诚最小的堂弟袁守国核实（从小和袁守诚住一个院子中），袁守诚确实在高中毕业后来到成都，租房居住，也确实参加过这些活动。

1946年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签订，。条约规定美国在中国境内享有种种特权，美国商品可以在中国大地上无限制的倾销，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河海自由航行。条约共三十条，美其名曰中美友好，其实质是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对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内战予以支持的卖国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国统区的进步报刊纷纷抨击， 11月30日晚，川大部分学生在校内游行示威，沿途高喊“反对中美商约！”，“中美商约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打倒卖国贼，打倒美帝国主义！”同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中共川大党支部和民协随后决定，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师生参加反对《中美商约》的斗争，并且通过民协负责人何富华做通了川大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自治会在理事长刘传森的主持下，冲破了反动分子的阻挠，通过了如下决定：（1）反对发表《中美商约》的宣言；(2)快邮代电国民政府；（3）举行教育周；（4）快电国民大会；（5）川大学生自治联合会联合成都市全市各大学、中学及工商界，开展反对《中美商约》的运动。随后500份《国立四川大学为反对中美商约告各界人士书》（即宣言）于1947年元月4日发往全国各地并在校内张贴。宣言指出：“商约是卖国条约，是新的不平等条约。”“经过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法西斯，又来了个披着“友谊”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前门送狼，后门进虎，这是国家民族的大灾难”。还以国立四川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国民大会拍发反对《中美商约》的快电、快邮代电，并把宣言发往全国各地，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

正当反对中美商约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1946年12月25日，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这一极大损害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川大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中共川大党支部和民协不失时机地决定将反对《中美商约》的斗争同反对美军的暴行结合起来，决定依靠女生社、自由读书会等进步学生社团，先在女生中发动，带动学校，再到校外串连各大学进步社团，联合召开抗暴大会，举行示威举行。女生院首先组织起来了，以民协和自由读书会为主，吸收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自由科学研究社的同学参加，组织宣传队，争取男同学支持，发动签名，争取到了全体女生的一致同意发表抗暴声明。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之上，女同学在校内举行了游行。她们的活动得到了川大男生的大力支持，不少人也自愿加入到了她们游行的队伍之中，她们沿途高呼“严惩凶手！”“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游行之后，女生院还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和致沈崇的慰问信。

1947年1月5日上午，在中共川大党组织和民协的领导下，以国立四川大学（以后简称川大）、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以后简称华大）的女同学为基本队伍，汇集省艺专、蜀光学友会、金陵大学同学会等27个单位学生代表1000余人在川大大礼堂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除女同学发言外，还有谢文炳，罗念生，刘盛亚，朱剑农等教授讲话，赞誉同学们的抗暴活动：“是国人基于良心的愤怒的呼声！”“维护了民族尊严与国格！”。以成都市抗议美军暴行大会的名义致电美国政府，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致电受害人沈崇表示慰问；致电蒋介石和杜鲁门，要求废除卖国的《中美商约》。会后，师生们上街游行，从望江楼出发，经九眼桥、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街、新南门，沿途高呼：“维护民族尊严！”“反对美军暴行！”“严惩肇事凶犯！”“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军从中国滚出去！”等同口号。部分同学还进行了街头演讲，控诉美军兽行。下午女生社又到华大宣传，引起华大同学的热烈响应，当晚在华西坝广益广场集会，会后举行了火炬游行。1月6日下午，女生们再次在华西坝广益广场聚会，参加者有川大、华大协和高中、省艺专等学校的学生300多人。

学生的抗议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定性为“越轨行为”，要求各地立即制止。2月5日和8日，重庆由15所大、中学生组成的抗暴宣传队，在宣传中遭到暴徒毒打，川大抗暴联2月16日就贴出标语声援重庆学生的斗争。并于20日在川大图书馆举行了声援大会。但活动引起了警方的重视，为了保存实力，停止了大规模集会和游行。

反对《中美商约》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标志着国统区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1947年1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日报》社论称：“这是中国青年继‘五四’、‘五卅’、‘一二・九’以后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运动。”旅居成都，准备上大学的袁守诚烈士也是这一活动的参与者与亲历者。这次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活动打破了一些同学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的丑恶嘴脸，是党领导下国统区战线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动摇其民心和统治基础的第二条战线上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议美军暴行的同学们在华西坝广益广场集合，准备出发。

1949年4月，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组织系级活动，从青城山郊游返校后在图书馆（今校史展览馆）前合影。根据袁守诚的堂弟袁守国确认，照片中左二是袁守诚。

袁守诚还作为进步学生参加了川大学生声援南京“五・二〇”血案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当局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造成了国统区全面、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教育危机。1947年4月5月间，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发出“挽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16个大专院校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被捕20余人。消息传来，群情激奋，全国学联号召全国各地学生声援，斗争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五・二〇”血案发生后，北大清华立即开展声援活动，提出倡议，6月2日为反内战日，全国学生举行总罢课及大规模集会游行。

川大和成都是其他大中学响应这一倡议，在川大党支部的领导下，准备通过民协在各学术团体传达和号召，先开小型的座谈会，再开中型宣传动员会，然后召开全校大会推动罢课游行。

5月24日，“自由新闻社”、“时事研导社”、“离离草”等校园进步社团在数理馆举行时事座谈会，100多人参加。会上介绍了“五・二〇”血案情况，决定起草抗议书。

5月28日，“时事研导社”、“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女声社”、“离离草”等进步社团在数理馆召开“中国当前教育之危机”讨论会，参加者有400多人。会上介绍了“五・二〇”血案的真相，讨论了声援工作，提出在校内广泛宣传动员，并定于5月30日召开全校大会。会后各进步社团积极联系同学，在社团刊物上剪贴介绍了“五・二〇”血案的真相的内容、在图书馆外墙醒目之处张贴数米长的墙报，还张贴了宣传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川大的三青团干事长陈杰召集学生特务人员任炎民等策划破坏大会。

5月30日晚，动员大会以20多个学生团体的名义在川大大礼堂举行，进步学生和特务学生、三青团团员1000多人参加，为了防止破坏，进步学生早就占据了前排，将主席台保护起来。大会刚一开始，任炎民就跑去抢夺话筒，进步学生则上前保护，双方发生争执，进步学生一片怒吼：“任炎民滚下来！”任炎民拍着腰间的枪威胁学生：“今天我要打死几个来摆起！”。在吵闹中，大会仍通过了《川大学生响应京沪等地同学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联合会告同学书》。提出：（1）我们要响应京沪平津学生反饥饿，反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2）要求提高教育经费，达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5%。（3）提高教师待遇，增加学生公费。（4）要求政府保证言论、出版、结社、游行请愿自由。（5）严惩“五・二〇”血案等肇事凶手，并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后来双方争吵声越来越大，已经无法正常开会，大会主席团立即决定在校内游行。于是女同学在前，成5人一排的队形走出礼堂，学生们举着临时用床单书写的标语“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校园游行。一路高呼口号：“声援‘五・二〇’被害同学！”“严惩凶手，保护人身自由！”“争民主，争自由，反对法西斯专政！”“特务滚出学校去！”“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由于任炎民的威胁、霸道行为激起了公愤，许多原来持观望态度的同学也跟随队伍，游行的队伍越来越长，直到深夜。

5月31日，李安澜等学生代表向校长黄季陆请愿，要求保障集会自由，保证学生安全，惩罚破坏集会的肇事者，并宣布全校罢课一天。与此同时，一些同学争取到了44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就在此时，民协接到中共组织的通知，敌人可能要在全国搞一次大逮捕，要求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不再举行集会游行。于是“参加了活动并且比较积极的袁守诚被迫到城郊的同学家暂避”（袁瑞英的材料中写道）。

袁守诚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的学生学籍登记表

1949年“四・二〇”大逮捕后，川大多数共产党员、民协及其它进步社团成员陆续撤退，转移到外地。留下少部分在校内坚守岗位（留下民协成员近100人，由温少锋负责。约200位民协成员，为积聚革命力量，按照党的要求分两批撤退、隐蔽。），这时他们根据党的要求重点转向争取群众，调查研究，保护校产，迎接解放。作为进步青年，袁守诚还极参与了解放前共产党和民协组织领导的护校工作。他深知这一工作的危险性，一次回到资中探亲的袁守诚跟未婚妻刘志彬说： “现在的社会太黑暗，以后很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却不想一语成谶，从此两人再未见面，直至在抗美援朝工作中牺牲，从此天人永隔。

9月以后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一路势如破竹，即将对成都形成合围之势。国民党残部已成惊弓之鸟，成都即将迎来解放。市内各种势力活动频繁，不同的阵营冰火两重天。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垂死挣扎，川大校内也是思想激荡，进步师生欢欣鼓舞，反动分子惶惶不不可终日，大量的中间师生因为平时不关心政治或者听信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抹黑宣传而对即将到来的改天换日心存疑虑。针对中间的大部分师生，留下的党员和民协成员的主要工作是向他们阐明党的政策和主张，让他们稳定、安心下来，成为即将迎来的人民政府接管的平稳过渡力量。同时教育他们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进行最后的破坏和屠杀。对于共产党员和民协成员、进步青年，则是教育他们克服麻痹轻敌的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要防止敌人最后的疯狂和破坏，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打好专业基础，为即将到来的建设新中国服务。为此，民协干事会还专门做出了决议。

党组织和民协扎根系级，团结广大师生，还关心同学生活，开展多方面的服务活动。为了迎接解放，中共党组织和民协干事会，还发动各系民协小组，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摸排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全校师生职工的政治态度和情况；敌特、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名单和情况；学校的图书、设备、仪器以及各种档案资料的数目和情况；同时协助校方清理校产，帮助图书馆职工封存图书，派人轮流值守，加强夜班巡逻，防止破坏。这些工作对于人民解放军顺利、快速接管川大起了非常积极作用，解放初各系级的接管清点小组大多数由民协成员负责。

在此期间还有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四川大学档案馆现存有一份袁守诚1949年11月6日手写的申请，显示他曾向国立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提出因自己脸上长恶疔，必须住院治疗，而自己来自农村，家境清贫，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希望学校能向省立医院出具一份公函，以减免费用。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袁守诚的家庭情况经济应该不是很好。因笔者发现的袁守诚的手书只此一份，就把它贴出来，希大家能一览袁守诚烈士的亲笔。

 1949年11月6日（38年），袁守手写的申请书，校长黄季陆签批同意填发公函（38年11月7日，即1949年11月7日）

袁守诚的原文如下：

敬鉴呈请：

 十一月六日

窃生面部偶发恶疔，经省立医院诊断，非住院医疗不足以脱离危险，但生来自农村，对于住院费、医药费之负担，寔（同“实”）感沉重，为此恳请钧座予省立医院一公函，证明生确系家境清贫，庶可得减费待遇，实沾德便。

外文系二年级学生  袁守诚 呈

12月7日，眼看成都即将解放，原国立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仓惶乘飞机逃亡至台湾省，校务工作由他指定的文学院院长向楚代理。

12月下旬，成都解放前夕，成都的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四散溃逃，这时，传来了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刽子手王陵基要“血洗川大”的消息。12月7日，残杀十二桥烈士的命令也是王陵基下达的，事件中川大学生、校友11人被杀。为了减少损失，防止意外，中共党组织和民协决定动员组织各系大部分同学转移进城（当时的川大已经在望江楼附近，远离城区）或疏散在学校附近住宿，同时留下一些必要的人员，由杜德培负责组织，保卫学校，他们对当时还驻扎在校内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策反工作，动员他们也来看护学校。

12月26日，即成都解放的前一天，原中共川康特委、成都市委负责人马识途、彭塞等同志返回成都，布置迎接解放的工作，中共川大党组织和民协干事会举行紧急会议，连夜通知各系同志立即返校组织了盛大的迎接解放军进城和迎接军代表的接管工作。12月27日，川大全校师生举着四川大学校旗到成都市盐市口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

1949年12月27日，四川大学师生举着校旗（图片的左上）在盐市口欢迎解放军入城

1950年1月7日，军代表曹振之（2月以后为戴伯行）、鲁光、杨明辅来校和平接管川大，并公布成都军管会接管川大的公告，并与川大共产党员、民协成员、火星社成员、民青成员150多人举行见面会。至此，袁守诚也完成了他的护校任务，从旧时代的川大学生变成了新时代的川大学生。

据1950年任川大团委书记、目前仍然健在的黄桂芳老师讲，由于袁守诚的积极表现，1950年初，在川大党团组织还未公开之前，袁守诚就被发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是解放后川大最早发展的团员之一。据档案显示，1950年1月23日，川大党的外围革命组织民协、新青社、火星社的76位成员及新发展的50多位新团员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川大学总支部委员会。由张月华任书记，孙淑云任副书记。因那段时期档案不完整，无法找到袁守诚的入团材料。但根据黄桂芳的记忆，袁守诚应该就是1950年1月份被发展的首批团员。1950年初，川大的团员有126人。1950年6月2日，川大团总支正式向群众公开。为了在学生中扩大影响，推动解放初各项工作的开展，成都团市委于当年7月在川大举办全市大专院校暑假青年学园，川大的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更是踊跃报名参加，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觉悟，川大团总支又发展了500余名青年学生入团。1950年8月，为支援地方建设，张、孙二人调离学校，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中共党员黄桂芳被任命为川大团总支书记（当时学校的中共党员很少，在解放前，大部分党员撤离学校后，至1950年1月，学校师生中共有党员32人。随后，为支援地方建设，先后有21名党员调离学校，至1950年10月30日，中共四川大学党支部正式对外公开时，学校仅有党员12人。张、孙二人离校后，学生中的党员仅有2人，为了加强对团工作的领导和指导，还在读二年级的中共党员黄桂芳就被任命为川大团总支书记。）。由于团员规模已经很大，1950年10月15日，经川西区团委决定（笔者注：四川解放以后，195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四川省，设立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区，这四个行署是省一级行政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川西行署辖成都市、温江专区、眉山专区、绵阳专区、茂县专区，驻地为成都市。195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这四个行署，合并组建四川省。）。四川大学团总支扩大为四川大学团委，仍由黄桂芳任书记，孙慈任副书记。

从川大的团组织公开到成立团委期间，期间有615名团员调出学校支援省、市政权建设，同时发展500多名新团员。到四川大学团委成立时，全校共有6个团总支，29个团支部，764名团员，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这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川大党支部尚未公开、政治教育组织、工会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团组织以及团组织指导下的学生会在配合川大党支部、军代表实现资产清理、政治鉴别、反特、土改宣传、宣传和组织参军参干、实现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抗美援朝运动、组织学习，提高政治觉悟等活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当时学校各种活动的主要宣传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而袁守诚，作为一个进步青年、早期的青年团员，更是非常兴奋地参与到些过渡的各种活动中来。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宣言，令积贫积弱200多年，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辱和轻视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高涨，相当一部分海外知识分子在海外学习的师生纷纷要求回到新中国，建设新中国。

但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且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强大的海军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公然干涉我国内政。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和入侵我国领土台湾；8月24日，周恩来总理向联合国提出制裁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罪行的控诉案；8月下旬，美军开始不断侵犯我领空，轰炸安东（今辽宁丹东市）、辑安（今吉林集安）等地的城镇和乡村，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8月27日，周恩来总理就美空军侵犯我领空一事，向美国提出抗议，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迅速介入朝鲜内战，朝鲜人民军来不及北撤，被从仁川一线拦腰截断，遭到重创，朝鲜的战况迅速倒转。此后美军更是迅速沿铁路线和公路北进，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主要集中在东北，而东北的能源供应依靠鸭绿江上的发电厂，美军对东北的工业基地的轰炸直接破坏中国的工业生产基地，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根据地。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庆节大会上再次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但美国从二战中得来的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认识——无论是装备虽好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军队还是装备简陋但斗志顽强的人民解放军——还停留在过去，他们认为中国军队不足为惧，并且中国也因为多年的战争破坏，百毁待兴，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出兵朝鲜，因而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不屑一顾。从后来战争进行的情况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10月25日，“联合国军”遭到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后，美国第八集团军的情报人员把把战况报告给美国中情局东京办事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东京办事处提出来的情报根本就不相信。11月份，在已知我志愿军参战，美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以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还狂妄地声称，“两周结束战争，回家过圣诞节！”，被称为“圣诞节攻势”，后来当然是没能如愿。因而，无论是从民族尊严上来看，还是从保卫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来看，出兵朝鲜都是势在必行。

袁守诚是外文系学生，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且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干涉中国统一，毛主席和周总理相继发表讲话和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后，外文系就组织了部分学生，加紧翻译《联合国宪章》并印刷出来，到成都市内发放，袁守诚参加了宣传工作和其它的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工作。在1950年10月份以后，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学校里、报纸上、收音机中都开始揭露美军的文化侵略，著名教授彭迪先、彭荣阁等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美国的文化侵略，学校、系上也组织学生召开座谈会，揭露美国的罪恶，开展仇美、鄙美教育。袁守诚也积极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关心和关注着前方的情况，对美国对我国的侵犯义愤填膺，每每为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胜利欢欣鼓舞。

由于我志愿军战士普遍文化素养较低，大多数是小学都没读过的，更不要说懂英语了。而入朝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作战，在对敌侦察、喊话、战俘的审问、押送和管理、缴获文件资料和地图的翻译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当云山大捷后，周恩来问先期入朝且回国汇报工作的柴成文：朝鲜前线最需要的是什么？柴答：后勤支援和英语翻译。” “11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紧急通知，紧急吁请地方高校支援英语翻译人才。”（见原志愿军60军、志愿军政治部英语翻译，川大第一批入朝英语翻译刘开政撰写的《抗美援朝翻译战线上的川大学子》一文，《燃烧的记忆-朝鲜战地实录第三卷》P278页）。

11月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都市委向成都的高校发出了号召，校团委在川大大礼大礼堂紧急召开了全校学生的动员大会，团委书记黄桂芳讲了朝鲜战场急需英文翻译人才的情况和团市委的要求，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报名，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当场就有200多人写了申请，不少同学甚至是咬破食指当场写了血书，坚决要求上朝鲜前线。听了动员报告的袁守诚，“好男儿当血洒疆场，马革裹尸”的信念让他热血沸腾，这么多年自己努力学习的英语，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在没有征得父母和未婚妻同意，也没和任何同学商量的情况下，当场写下了申请书，表达了愿意到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迫切愿望。

经过政审、体检和英语测试，本身已经是团员的袁守诚很荣幸地被选中了。据同期被选中，也被征召到60军当英文教员（即翻译），来自华西大学的刘开政回忆：通过的学生还被要求到60军军区大楼（驻地在成都的北校场）参加了复试。复试中英语水平测试难度比较大，是当场翻译《资本论》，还让每个人单独唱了首英文歌曲，有才艺的同学还当场加试了才艺展示。因为入场时抱了把小提琴，就让他加试了拉小提琴。最后，根据成绩的高低将大家分到军和师。其中军部分去7人，在军部工作的主要是在敌工部。袁守诚被分到了60军的180师，担任英文教员。为了不让父母担心，直到此时，袁守诚仍然没有将自己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消息告知自己的父母和未婚妻。11月22日下午，四川大学团委组织了欢送会并与参军的同学话别，黄桂芳书记勉励他们要好好表现，用所学知识保家卫国。此后，袁守诚在接兵军人的引导下兴奋地登上了军用卡车，在群众的欢呼送别声中来到了60军180师的驻地——乐山报到。随即，已经接到入朝命令的60军180师，行军到陕西宝鸡，然后全师乘火车到达河北省沧县古运河边的泊头镇集结。

据现在仍然健在的同批从成都高校入伍至60军的英文教员周正松和陈世刚两位老人回忆，他们在沧县集结后停留的时间很长，约三个月左右，这段时间主要是换装备、整训、等待入朝作战的命令。国内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的装备主要是来自缴获的日军武器、国内自己造的武器和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少量美式装备。这些装备子弹口径都不统一，很混乱，战场上使用会给补给造成严重问题。在沧县集结后，主要是换上苏联援助的新式装备，规格也统一，战斗力会提高很多。

其次，在这里还进行了仇美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到美国侵略朝鲜、分裂台湾及妄图进攻中国的危险性，激发大家对美军的仇恨，鼓舞斗志。

第三是业务练习。以前毕竟大家学的都是普通英语，对于军事、装备以及军事术语、命令的英语都不懂。利用这段时间，大家恶补、恶练了一下军事英语和英语口语，同时也在空闲时教一些战士战场上能够用到的简单英语。

第四是进行一些基本的军事技能训练。毕竟大家都是从学生中征召，直接参军的，军事素养为零。虽然说英文教员的主要工作不是去前方突击，但志愿军毕竟是战士，在侦察任务等方面都还是需要他们作为战士参与的，因此进行日常的军事知识和军事素养训练、军事纪律教育必不可少。

第五就是政治教育、学唱军歌等，这些活动在晚间比较丰富，既是我军的传统，也有利于鼓舞士气。

3月中旬，60军乘坐火车来到丹东，稍休整了几天，3月17日起，以181师为先导、179师、军部先后渡过鸭绿江，180师殿后，全军于3月22日跨过鸭绿江（笔者注：此处采用《人民日报》抗美援朝大事记记载的时间。而在陈忠龙著的《180师征战实录》中写的180师过江的时间是3月21日。），进入朝鲜半岛。进入朝鲜的60军，冒着敌机的轰炸（敌机来了就躲到树林中，敌机走了继续行军），在到处是坑洼，道路被破坏殆尽，又经过1950年那个特别寒冷、雪下得特别大的冬天，融化的冰雪带来的泥泞，让行军分外困难。士兵们每人负重50公斤，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从丹东至中线的伊川700公里的路程14天赶到，于4月7日到达伊川前线，并与26军、63军实现换防，为第五次战役的开展做好了准备。

袁蜀毅和袁瑞英在她们的三页手稿《袁守诚烈士传略》（未发表）中描述道：“他在赴朝途中，寄回两张在冰天雪地里穿军装的相片，首次告诉家中的双亲，他已经参军赴朝，诉说他不怕牺牲赴朝参战的决心，以及受到沿途父老乡亲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袁守诚的大哥袁守忠写给袁瑞英（即九妹）的信中，也清楚地这样写着“我清楚的记得我看到过他两张照片，一张是半身的，在背面是他用英文形式写的汉字名字：Hos(袁)、（守）、（诚），一张是在冰天雪地的一个路边，他穿一身军装，外披一件军大衣，英姿潇洒，靠在一棵大树的照片。”。这里面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袁守诚报名参军赴朝是没有征得家人同意的，这也是家人一直怨他的原因；第二也说明事情来得很突然，他也未来得及回家告别。第三，这也反映出了季节特征：“冰天雪地，穿军装和大衣。”这显然是冬季的场景而不是60军入朝作战的3月下旬至4月上旬。结合上文中所讲的他一路到河北沧县的经过，其它时间应该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拍照。故那张依在树上，冰天雪地穿大衣的照片应该是在河北沧县泊头镇驻地拍摄的，时间在1950年12月底至1951年2月底之间的照片。此一段时间，军队已经到达集结地，有几个月的整训时间，有机会拍照，加之1950年冬天（含 1951年1-2月）河北还是非常冷的，雪也大，符合场景特征。因此，凭借这两张照片不能作为袁守诚曾经进入朝鲜战场并在朝鲜牺牲的证据。

关于袁守诚牺牲的原因和地点。

关于袁守诚的牺牲时间和地点说法一般比较笼统，或者语焉不详，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入朝以后三个月内。

持这一说法的是以原川大团委书记黄桂芳为代表。他在《袁守诚烈士——慷慨高歌上战场》（见《川大记忆第四辑——校史文献选辑・川大英烈》P357）中写道“袁守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表现英勇，冒着连天炮火用英语向敌人喊话，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不顾生命安危努力工作，成绩十分出色，多次受到嘉奖。可惜入朝作战不到三个月，他即不幸于1951年2月4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把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类正义事业。”

第二种说法：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

以刘开政为代表，家属（据袁守诚堂弟袁守国为代表）也持这一观点。

刘开政，原志愿军60军志愿军政治部翻译，和袁守诚同时期被选中作为60军英文教员。在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抗美援朝翻译战线上的川大学子》一文（见《军魂》杂志四川抗美援朝研究会建军90周年专刊P057及同名发表在《燃烧的记忆——朝鲜战地实录<第三卷>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P277）中这样写道：“第五次战役共投入3个兵团11个军……我靠两条腿，敌靠车轮子。敌有制空权，我只得昼伏夜行。不幸的是，分配到60军180师的川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袁守诚，在美机的一次狂轰滥炸中，成为第一个在抗美援朝翻译战线牺牲的川大校友。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开始之前……”这里介绍了张守诚的死因是美军飞机轰炸，时间不明确，但结合上下文合理推测，应该指的是60军进入朝鲜后至第五次战役开始之前这段时间——也就是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间。

其家属以其堂弟袁守国为代表，说当年政府通知他们接收袁守诚烈士遗物时说袁守诚是死于飞机轰炸，时间是1951年2月4日，他们以为就是在朝鲜战场。

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矛盾之处，应该是道听途说的或者语焉不详，不足采信。理由如下。

就第一种说法而言。黄桂芳认为是入朝后三个月内，在战斗中牺牲。而我们找到这张编号为“蜀烈字第002074号”袁守诚的烈士证书存根明确写着：牺牲时间是“1951年2月4日”，内江行署给予以确认为烈士的时间是：“1951年4月31日”。而袁守诚是1950年11月22日入伍的，并且烈士证存根在“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栏明确写着“六十军一八〇师英文教员”，抚恤写的是：“1951年5月31日发抚恤粮600斤”。再结合其亲妹妹袁蜀毅和堂妹袁瑞英写的材料中有“3月份收到部队寄来的血衣”的说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袁守诚确实是1950年2月4日牺牲的，这个时间是确定无疑的，不会是弄哪个环节错了。而入朝3个月内，以3月22日入朝算起，三个月即是1950年的6月份前后，显然烈士证上以上一系列证据不支持以上说法。

1951年颁发的旧版烈士证（照片由袁守国提供）

1983年换发的新版烈士证存根（照片由袁守国提供）

1983年换发的新版烈士证（照片由袁守国提供）

我们再来看看1951年2月4日这个时间点60军的180师在哪里——1950年的12月至1951年3月上旬，该师是在河北省沧县泊头镇集结、整训、换装，等候轮换入朝作战。那么当时有美国飞机到河北沧县轰炸吗？笔者查遍资料，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美国军机轰炸或用机枪扫射安东（今丹东）、集安并造成人员伤亡，但没有资料显示美国军机轰炸了河北沧县。那么有没有可能袁守诚是先期入朝时牺牲或者是在河北时因病牺牲了呢？

首先，结合部队送还给家属袁守诚的血衣和遗物并解释说他死于飞机轰炸的情况来看，袁守诚肯定不是病死的——病死的一是没有什么好向家属隐瞒的，二是也无法解释袁守诚的血衣来自何处。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60军先期入朝的人员：原61军军长韦杰确实提前入朝了。事情是这样的：原60军军长张祖谅因为胃病，不适合入朝作战，再加上四川的匪患未除，也需要他留下剿匪，因而中央决定张祖谅留守成都，调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原61军军长韦杰任志愿军60军军长，入朝作战。接到命令后，韦杰直接从南京先期入朝。那么韦杰可不可能带袁守诚入朝呢？笔者认为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可能。第一：韦杰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根本不需要带翻译，也不可能提前预料到自己要被派到朝鲜战场。况且他当时的身份是第61军军长，怎么可能带60军的一个刚应征参军的一般人员去，61军也有征召有英文翻译。第二，60军入朝是第二批入朝部队，是入朝替换先前作战部队的，在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地面上是由我军控制的。此时也是处于双方相持的阵地战阶段，入朝途中没有向前穿插、执行侦察、抓舌头了解情报因而需要英语翻译的客观需求；他先期到朝鲜也只是到友军中去解情况，为大军到来以后的作战行动做准备，而不是先期去执行侦察或者作战任务，因而也暂时不需要英语翻译。第三，即使是他入朝需要英语翻译随行，也不可能调已分到180师的袁守诚。原因有二：其一：当时英语教员的分配是按入伍测试时的英语水平分配的，水平最高的7人是留在60军总部服务，其他人则分到了师里，而袁守诚正是被分到180师的，说明他的英语水平在这些人当中不突出，韦杰即使是调人也不可能在还不了解60军和袁守诚其人的情况下，放弃水平更高的军部英语翻译而直接向180师点名要袁守诚，从而带袁守诚先期入朝，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其二，韦杰入朝带的人员并不多，在韦杰及其他同行人员的各种回忆文章中，没有人提起他们入朝前带了英文翻译，或者路途中被美机轰炸并出现人员伤亡这些情况，更没有人提起袁守诚。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个年代，战友在战场上牺牲，实属正常，大家没必要都异口同声地不提这件事。那么会不会是袁守诚参加了180师自己组织的先头侦察部队于2月初就入朝了呢？我认为也不会。因为当时中美双方已经进入阵地战相持阶段，与美军的作战方式、经验和教训，我军先前参战的部队也已经及时进行了总结并向集结的志愿军进行了传授，180师没有必要再组织人员提前这么长时间（近两个月）入朝去侦察这些情况。

综上所述，既然排除了袁守诚先期入朝并死于敌机轰炸以及病故的可能，那么他1950年2月4日这个时间点必然是和全师的其它成员一起在河北沧县泊头镇。

我们再来看看从解放军到志愿军长期坚持的一个传统，就是一般军人牺牲都是就地掩埋的，一般不作长途转运。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绝大部分都在朝鲜就地掩埋或者战后相对集中入烈士陵园，很少有运回国的，运回国的烈士都是团级以上军官及著名战斗英雄，或者运回国治病的重伤员因医治无效在国内死亡的。

志愿军烈士在朝鲜主要分布在8个墓地。1953年朝鲜停战后，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它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约183000人；

国内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则分布在三处，分别是沈阳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丹东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和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这里面他并无河北沧县。团以上很多军官烈士及著名英雄的遗体运回国安葬在沈阳，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等共123人；或者丹东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人数也不多。此外还有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142人，赤壁市这个陵园是回国治疗时未能治好伤重死亡的烈士。

上图中的烈士证存根显示：袁守诚的墓地在“河北沧县泊头镇西关铁丝墓”，而袁守诚如果是在朝鲜战场牺牲的，那么不仅时间上是前后矛盾的(如上文所述)，而且将他的遗体运回国并安葬到河北也是不可能的——他不符合中国志愿军牺牲军人遗体的处理方式，他还没有达到须要运回国内的地步。并且不是安葬在志愿军烈士陵园而是单独安葬在河北沧县泊头镇这一60军180师出国期间集结整训的地点说明袁守诚并未出国赴朝，而是牺牲于河北沧县。

这一点从三位同期被征召作为翻译人员到60军的服役的几位老同志的回忆中能够说明问题：原华西大学被征召的刘开政知道袁守诚，并且在回忆的文章中写了袁守诚的名字（见上文，刘已经去世）。其他仍然健在的两位:华西大学1949级学生唐正松（今年已90高龄，但身体很好，可自己走路、做饭、洗澡、锻炼，能够独自照料自己的生活，思路清晰。）说他不认识袁守诚，而从成华大学1950年11月应召入伍的陈世刚（96岁高龄，除听力不太好，行动不太方便外，其它方面都无大碍，说话写字都可以，1977年转业进入川大外文系任教至退休。）说不知道有袁守诚这个人。而从各种资料来看，袁守诚确实是当那个时间作为翻译应征入伍了。这就说明了袁守诚在军队的时间很短，由于军队中严格的纪律，战时串门找老乡、同学，这种机会很少，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渐了解、接触，其他的战友们在军中相处了两年半，而他因为在军中的时间很短，导致很多人对他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这也很正常。

至于袁守诚牺牲的真正原因，根据同期的人都不谈论或者不了解的情况来推断，应该是在练习使用新武器中失误或者军事训练中被误伤等意外情况所致。这也可解释为何烈士证存根关于他因何牺牲一栏中只有很笼统的几个字：“1951年2月4日在抗美援朝工作中牺牲”，这里的“抗美援朝工作”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表述是有区别的，抗美援朝工作的涵义要宽泛得多——可以包括国内的抗美援朝的宣传、组织、抗美援朝运动等等，而“抗美援朝战争”才是指战争中牺牲的。当然这些只有存疑，有待于进一步的史料披露才能揭开这个谜底了，但袁守诚没有到过朝鲜战场，是在国内牺牲的，也不是死于美国飞机轰炸或者激烈的战斗应该是确认无疑的。

袁守诚和未婚妻刘志彬的合影，也是袁守诚牺牲时贴身存放的照片（1947年1月，由袁瑞英提供）

“同年（1951年）3月，部队来人将袁守诚的血衣，连同他口袋贴身保存的他和未婚妻刘志彬的合影、他父母的照片以及两万多旧人民币（合现存的人民币2元多）交给资中县人民政府”并转交给了家人（罗蜀毅、罗瑞英撰写的手稿第三页），内江行署也于当年4月31日确认了其烈士身份并予以及时的抚恤。一位川大外文系的热血青年，怀着对父母的深深的爱，于国家需要之时挺身而出，投笔从戎，本想以自己的才华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上挥洒青春，建功立业，却未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父母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川大也痛失了一位优秀的校友。值烈士去世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特发此文，以示纪念吧！

本文作者：王金玉，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