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庸生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国文部1923年毕业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四川早期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在四川开拓民主革命的新局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具有“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很强的活动能力”的革命者。

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成长

童庸生又名童鲁，1899年生于四川巴县一个濒临破产的地主家庭。其父曾在山西做过县知事，希望儿子走“学而优则仕”的功名利禄之路，童庸生却对变法维新、“废科举、兴学堂”之类很感兴趣。辛亥革命后，童庸生考入巴县国民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传授西方教育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新制学校。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学生，也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不顾一切地为姐妹争取上学和不缠足的自由。

1918年，童庸生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其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童庸生一进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即投入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最初，他参加了高年级学生张秀熟、袁诗荛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参加出版进步刊物《四川学生潮》，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认识了四川马克思主义先驱王右木，参加了由他发起的马克思读书会和《人声》报的工作。除了协助王右木做一些具体工作外，他还积极学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听王右木讲授《资本论》、《唯物史观》等。在王右木先生的感化下，树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无产阶级事业联系起来。

立足学校，鏖战蓉城

1922年春，童庸生在王右木的指导下邀约几位革命青年——李硕勋、阳翰笙、廖恩波、刘亚雄、刘弄潮等，自发组织起四川最早的社青团组织——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童庸生任书记，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基地开展活动。

这年暑假，王右木去上海与团中央联系，带回了团的“一大”文件。这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委员会经中央同意正式定名。10月15日，在王右木家，13人投票选定童庸生等5人为现任执行委员，童庸生为书记。

1922年10月，童庸生在讲到建团动机时说：“办报来宣传和学会来研究，固然好，但没有一种真正做革命事业的团体，这精神终究不能结合来实施。”正是基于这种重视组织和实践的认识，童庸生把建立“真正做革命事业的团体”当作自己“实施”马克思“精神”的第一步。

在童庸生看来，空谈革命毫无意义。1920年起的两年间，四川的教育经费仅占全川税收2％，并且经常被军阀们侵占，危及学校生存。1922年夏天，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委员会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川师生员工团结起来，维护教育事业，改革教育进而改造社会。6月10日，童庸生等推动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园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军阀们侵占教育经费的事实。6月18日至21日，重庆等地学生纷纷响应，迫使省议会通过学生代表的提案，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1922年下半年，四川省一中进步校长陈光普被无故撤职，童庸生与阳翰笙等带领各校学生，反对政客严恭寅接任校长职务。四川军阀刘成勋令各校开除进步学生，阳翰笙、李硕勋等被开除，于当年冬天先后离开成都。童庸生仍坚持留在成都。

1922年8月，吴玉章被任命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了不少具有新思想的人执教，使学校的进步力量进一步发展。吴玉章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委员会的同情者和保护者。童庸生前去拜访时，受到了吴玉章的热情接待。他很赏识这位志趣不凡的学生。二人结为忘年之交，并成为亲密战友。同年，童庸生还结识了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的杨闇公，并很快成为挚友。

展翅搏击在渝州

1923年初，童庸生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重庆，任教于母校巴县师范学校。他一入校便投入了团的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组织虽于上年10月成立，但屡经变更，且未经中央批准，领导无力，工作也无法开展。童庸生接手后，一面自动按团的宗旨积极开展活动，一面写信将组织状况和工作布置汇报给团中央。他还提出“相机活动，务以实力充分，渐渐发展”的工作方针，征求中央的建议，清楚表明了他的实干精神和领导才能。

童庸生成为重庆地方团组织“真正革命”的中坚人物。无论在团组织中身居何职，他都主动承担与团中央联系的工作，并具有培养团的骨干，训练新团员的责任意识。童庸生向巴师学生讲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学生团员，于1924年初在巴师、巴县中学建立团支部。同时，他也在江津中学等校开展宣传组织工作。

1925年1月，童庸生转为中共党员。3月上旬，童庸生去北京出席国民会议全国促进会，支持孙中山结束军阀割据的主张和国共合作的思想，会议期间，他聆听了李大钊、赵世炎的教导，并按组织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开展活动。会议期间，他遇到了吴玉章。他向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赵世炎反映吴玉章的情况，并与赵世炎共同介绍吴玉章入党。

1925年春，重庆建立起由杨闇公负责的党的基层组织。童庸生作为团的主要负责人，与杨闇公积极合作。9月、10月，四川各地党团负责人聚会重庆中法大学，酝酿成立四川党的领导机构。

1926年初，童庸生和杨闇公同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成立全川党的领导机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指定杨闇公任书记，指定童庸生任共青团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他立即将十多个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党领导团的体制正式形成了。

11月初，他来到广州，以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等待开会期间，童庸生执笔写了《介绍重庆的“四川平民学社”》和《右派的三民主义》两篇文章。大会期间，他除了协助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工作外，还以《今后之本党》为题发言，指出右派破坏国内外反帝联合战线的愚蠢行为，主张把国民党“革命化”为一个“统一的，建立在左派理论和策略上”的“纪律严密的组织”等。

国民党“二大”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示左派成立新的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左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童庸生任左派省党部青年部长，再度成为军阀和右派谋害的对象。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决定将童庸生转移他处，并赋予新的重要任务。

踏遍巴山蜀水

1925年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后，即派遣童庸生去自贡、内江、宜宾、荣县等地视察了解各地中央党组织及国民党左派党部的建立及活动情况，传达中央的指示。童庸生靠双脚步行数千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任。

次年春天，童庸生即被派到江津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在当地开展工作。他到校不久，就开办了星期日讲座，向听众分析社会形势，指出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的政策和真理，使群众耳目一新。接着，他在江津中学内组织“励学读书会”，又介绍会员入团，建立了团的江津小组。

随着北伐军的组成，军阀之间出现了分化。6月，童庸生又被派去协助吴玉章、刘伯承做争取川军的工作。他携带刘伯承的介绍信去泸州与赖心辉部旅长袁品文、陈兰亭取得联系，说服二人参加国民革命军。半年后，工人在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四川第四、五路军。接着，他又去南充和张秀熟、袁诗荛等人一道在当地进行革命活动。同时，他与驻军何光烈师联系，争取何及其旅长秦汉三、杜伯乾。秦、杜后来参加南充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二、三路军。在去南充途中，他于合川与有参加革命愿望的黄慕颜见面，介绍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黄慕颜任顺泸起义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

7月下旬，童庸生起草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调查》，并上报中央。中央因此发出《致重庆信》，指示地方委员会利用军阀分化的机会，开展民众运动，培养新的力量。8月下旬，童庸生又持朱德介绍信赴万县见杨森。9月上旬，他代表杨闇公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重庆地方委员会的全面工作，提出“造成一系军队”的设想，中央赞同在四川“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这就为顺泸起义确定了战略方针。

令人遗憾的消逝

童庸生返渝不久，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依中央计划派他和邹进贤、张锡畴赴苏联学习。三人赴苏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据他的同学杨尚昆、张锡畴回忆，他在苏联学习期间，表现很不错。

1930年，党派童庸生与罗世文回川。途经九江，童庸生下船买香烟就再也没有回船，他失踪了。党调查他的下落长达15年之久，在全面地确认了他在党团组织建设的突出成绩之后，终于1945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改编自：任吾祖　陈光复《童庸生烈士——披荆斩棘的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