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国立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抗敌后援会领导权被顽固派篡夺后，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这以后，在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文、法两院一年级学生组成的抗宣二大队和以理、农两院一年级学生组成的歌咏团。

1938年春季开学后，原抗宣二大队的负责人郭治澄、喻厚高、孙德辅等商量，准备恢复宣传队的活动。他们针对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把抗宣二大队改为“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参加者主要是国立四川大学的学生，此外还有华西坝五大学及中学的学生。分散在这些学校里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是这个团的骨干，由于他们积极工作，相互串联，宣传团人数很快达到三、四百人。这年春假，宣传团去灌县（今都江堰市）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

由于跨校的组织形式不便于统一领导，不适于组织精干的宣传活动，决定在各校成立分团。4月24日，国立四川大学文、法学院以原民先队和抗宣二大队成员为骨干的“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第一团”在少城公园召开了成立大会；接着理、农两学院的学生组成了第二团。一团团长先后是共产党员喻厚高（于北辰）、胡朝芝（女），副团长先后是甘贞信（女）、孙德辅（孙孝实）、卢济英（女）、张文濂等。抗宣二团团长是王天徽，副团长是李常五、喻季姜（女、后为团长）。共产党员邓照明、王维章等在二团起着领导骨干作用。

抗宣一团、二团在川大抗敌后援会已蜕化为官办组织的情况下，继续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发挥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作用。队伍更加团结壮大，活动更加活跃深入。他们印发传单，编办墙报，排演各种抗日救亡戏剧，深入本市大街小巷宣传演出，也利用城郊乡镇群众赶集的机会，前去开展宣传活动。例如，1938年2月初，抗宣一团数十名同学到温江、郫县宣传，声势浩大，为这些县份“抗战以来所未有”。

与国内、国际学生运动的联系

1938年3、4月间，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国立四川大学学生胡朝芝以“战训女同学会”的名义参加。会议期间，抗宣一团发去了以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名义的贺电，电文如下：

“敝团谨以真挚的热情向贵会及世界学联致民族解放的敬礼”，并提出希望数点：“（一）希望于贵会者，一、全国应广泛地发展学生联合会组织，更由各地学生联合会产生全国学联总会，继续过去学生联合会之光荣，领导学生运动，完成民族解放之任务；二、学生联合会应在抗日第一的共同立场上，与一切抗敌救亡团体紧密携手；三、经常出版一刊物，报道全国及世界学生动态；（二）希望贵会建议于政府者，一、请政府立即普遍实施战时教育；二、请政府明令取消会考制；三、请政府尽量救济失业学生；四、请政府明令全国学校招收学生，减收学费以减轻学生之负担，增加学校内公费、免费名额，使寒苦者均有入学机会；五、请政府尽量开放民众运动；六、请政府派遣国民使节，励行国民外交；七、请政府肃请贪污，整顿保甲制度；八、请政府在一切服从抗日之下尽量改善人民生活；九、请政府严厉肃清汉奸及土匪”。

电文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全民抗战，实行战时教育，受到大会重视，并肯定了以国立四川大学为代表的成都地区抗日救亡活动。在武汉，胡朝芝还见到了邓颖超，并向她汇报了国立四川大学及成都地区学生运动的情况。回到成都后，成都市学联在少城公园召开了欢迎大会。胡朝芝汇报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精神以及在大会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等情况。

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始终受到学生的密切关注，成都民先队有专人负责对外宣传、联络，每周有专稿报道四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寄往国外发表，引起海外重视。

1938年6月，世界学生代表团包括美、英、法、加拿大的柯乐曼、傅路德、雅德（女）、列斯一行四人到成都访问。川大进步学生韩天石、邓照明等积极参加了欢迎活动，并向国际友人介绍了中国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起到了互通信息、互相鼓舞、增进友谊的作用。会后，通过他们转送的四川抗日救亡运动情况的报告，刊载于当年8月在美国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反法西斯大会会刊上。

上街下乡深入民众宣传抗日

1938年12月9日，由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一至五团发起，在皇城保育院礼堂举行全市学生“一二·九”三周年纪念大会，川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抗宣团员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大会原定由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叶麐和朝阳学院教授马哲民作报告，并请作家萧军和邓初民教授等参加。成都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武装便衣冲进会场，严令禁止集会，引起了广大学生极大的愤慨，学生们坚决支持会议主席团喻厚高（于北辰）、胡朝芝、周曼如等按照原定计划宣布开会。群众对军警的抗议和要求开会的呼声十分强烈，军警头目迫于形势，允许一位教授上台讲话。结果叶石荪教授和邓初民教授都冲破阻力发表了演讲，并且在学生的要求下，马哲民教授也作了长篇讲演。军警多次想打断他的讲演，都被学生哄赶下去。作家萧军在学生的热烈欢呼声中讲了话，他的讲演富有鼓动性，又十分俏皮、辛辣，弄得军警哭笑不得，狼狈不堪。

嗣后，抗宣一团、二团在春熙路发起义卖和募捐活动。为了扩大宣传，借中央银行地址招待新闻界人士，并将捐款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日将士医药费用。1939年2月4日，蒋介石也不得不命令贺国光电谕嘉奖国立四川大学抗宣一团、二团。1939年5月7日，以成都抗敌宣传一团、二团为主力，在成都市内组织了声讨汪精卫叛国抗敌的火炬大游行。这是抗战开始后市内举行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火炬游行，其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投降派，同时也是对隐藏在国民党内部尚未暴露的“张精卫”“李精卫”之流的一次严正警告和声讨。

1939年5月，川大准备迁校峨眉。由学校当局召开的有各党各派各团体代表参加的“半月座谈会”，做出了利用迁校机会成立“1939年川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团”的决定。服务团正副团长皆由程天放指派，中共川大党组织通过抗宣一团、二团，并动员了大批进步学生参加，因此团内进步力量占了多数。全团共70余人，分设了6个组，各组组长分别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担任，基本上控制了服务团的工作方向。由于这次活动时间较长，经费有保障，在沿途城乡影响巨大。

这次农村服务团虽然仍然采用了过去的某些宣传形式，如一般的宣传，演街头剧、办识字班等，但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设立夜校、教育辅导站、流动图书室和群众问事代笔处等。

服务团自编的团歌，歌词朴实，曲词雄壮，给人以一种自豪感和号召力。这首歌的词曲是到过延安的共产党员刘志皋创作的：

川大青年，民众先锋。

服务农村，为国效忠。

不怕风吹雨打，不怕烈日当空。

我们亲爱团结，我们努力做工。

团结，做工！

民众代笔处为农民群众代写申诉材料，控告土豪劣绅横行霸道、强拉壮丁、欺压百姓的行为。服务团里由程天放派来的“指导”和国民党的正副团长虽然想方设法限制进步学生的活动，但是服务团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服务工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青神工作期间，适逢“七·七事变”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服务团举行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盛大火炬游行。服务团成员、夜校学生、少年夏令营、女青年营组成的数百人的队伍，高举火炬，踏着雄壮的步伐，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穿街越巷，小小的青神县城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服务团离开青神那天，当地国民党党政机关没有一个人前来送行，但群众却挤满了岷江岸边，有的一直沿江送出数里之遥。川大暑期农村服务团在群众中播下的抗日救亡种子已深深地埋藏在他们心中。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那种大张旗鼓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形式，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要求。留在成都的抗宣二团在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压迫下停止了活动。鉴于这种情况，已到达峨眉山的抗宣一团在新开寺举行了一次集会后，宣布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特别是由川大学生组成的一团、二团，在国立四川大学和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城乡广大民众传播了抗日救国的道理，锻炼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为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节选自：《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