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各种抗日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独裁高压统治，许多救亡刊物遭到查禁、封闭，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却是摧残不了的。这些进步救亡刊物向广大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对于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和鼓舞作用。在这些刊物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国立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前身）进步师生做了很多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艺月刊》

“一二·九”运动之后，国立四川大学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逐渐形成。原由外文系学生李伏伽、何仁（何白李）等创办的《文艺月刊》，1936年由中文系张宣、陈思苓接手主办，他们在系主任刘大杰教授的积极支持下，思想倾向性越来越明显，变成了一个政治性较强的进步刊物。同时还与校外文艺界人士主办过一个刊物《春天》，该刊在同一时期亦倾向进步，曾刊登过悼念鲁迅和宣传抗日的文章。

《前进》

1936年11月1日，中文系主任刘大杰教授和外文系主任谢文炳教授等编辑出版了一个以教师为主要撰稿人的《前进》半月刊。这是一个倡导民主，反对专制，主张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不过，教授们的阅历毕竟和青年学生不同，他们并不是锋芒毕露，而是在谈古喻今中深刻地揭露蒋介石政府禁锢思想、取消民主和言论自由、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从目前仅能找到的《前进》第一、四期看，其中重要的诗文有：石璞的《前进曲》，刘大杰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浪漫主义》《清代的文字狱》《日本民族的健康》，谢文炳的《谈尊严》《谈城墙》。这些文章的中心内容是严厉谴责专制主义，一致要求开放言论，严惩汉奸等等。

《活路》和《成都新闻》

成都民先队成立后不久，由韩天石、周海文等主编的民先公开刊物《活路》旬刊创刊。《活路》得到共产党员车耀先的支持，他从自己在祠堂街开设的“努力餐”楼上自己的住房中腾出一间房子供编辑部使用，经常对《活路》予以指导。在《活路》上撰稿的主要是参加民先队的国立四川大学学生。

当时在国立四川大学任教的德语教授、捷克人魏璐诗思想进步，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她办了英文刊物《成都新闻》。“西安事变”后，为了加强对外宣传，民先队派邓照明、尹智祺和魏璐诗每周联系一次。邓照明撰写了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报道，经魏璐诗的推荐在国外青年刊物上发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学生英勇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

《大声》

《活路》旬刊遭到查封后，车耀先对国民党压制青年的爱国热情，“既不准他们起而行，又不许他们坐而言”的专制行为十分愤怒，鉴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他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版公开刊物《大声》周刊。但车耀先知道，仅靠他个人的力量是办不起来的，于是他向周海文提出，要办《活路》旬刊的原班人马全部参加撰搞。周海文当即向民先队汇报了车耀先的意见。经讨论后，决定全力以赴支持车耀先办好《大声》周刊，并指定周海文代表民先队与车耀先联系和参加编辑工作。1937年1月17日《大声》创刊号出版，车耀先任社长。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在《大声》周刊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经常给《大声》周刊撰稿的有周海文、彭文龙、张宣、熊复等。

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在《大声》周刊上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敏锐的观察力，发表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的见解，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唤醒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使《大声》周刊成为四川地区影响很大的名副其实的旗帜鲜明的救亡刊物。

彭文龙在《大声》周刊上有一个特殊贡献：他一个人主持和撰写了“通俗哲学”专栏的全部文章。在安排《大声》周刊的栏目时，车耀先、韩天石、周海文等一致认为应当开辟一个“通俗哲学”专栏，向广大读者灌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群众一个认识抗日战争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既通俗，又现实，特别是从世界观上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指导，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车耀先的高度评价。

抗日救亡运动在冲破重重障碍中发展，为抗日救亡助威呐喊的《大声》周刊却遭到了顽固派的打击。1937年4月17日，《大声》出了13期后被迫停刊。车耀先和周海文等人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合法斗争。5月，停刊一个多月的《大声》改名《大生》，继续出刊。

6月，国民党查封了仅出刊一个月的《大生》。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车耀先和成都民先队决定改出《图存》周刊。发表了《炮火，惊醒了成都的青年》，记述“七·七事变”给青年学生的极大震动，以及成都青年学生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反映了成都民众高昂的爱国热情。

《救亡》周刊

以四川青年救国会名义办的《救亡》周刊，由国立四川大学学生熊复、吴德让主编，它也是国立四川大学学生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舆论阵地。《救亡》以通讯报道和政论文章，记述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前进》一文中，作者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号召青年“继续鲁迅先生反日反汉奸的精神，确定自己战斗的人生观。抱着刚毅和坚强的意志，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面向正义和真理的道路前进”。“一切不愿做奴隶的同伴们，起来，继续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完成鲁迅先生未完成的任务——中华民族解放的任务”！

1938年5月，《救亡》周刊改为《战时学生旬刊》继续出版。康乃尔任旬刊社社长，参加编辑的全部是国立四川大学学生。该刊以讨论学生生活，读书及研究战时工作为目的。内容为短评、时事、分析专题、各种顾问、生活园地、文艺等。

《星芒》周报和《星芒报》

1937年9月18日，成都民先队下属的星芒通讯社主办的《星芒》周报出版。《星芒》周报出了8期，1937年11月6日被迫停刊。11月13日，《星芒》周刊和《救亡》周刊合刊，出版《星芒救亡联合周报》。其中有的文章反映了国立四川大学的中共党员扎扎实实发动各班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川大党组织不仅注意发动持各种政治态度的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且注意总结发动群众的经验，这正是川大爱国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

1938年3月5日，《星芒救芒联合周报》改办为发行面更广的《星芒报》，仍由民先队主办。《星芒报》出版后，在全川发行。在当时四川报界发行量中居第一位。四川各县差不多都有《星芒报》，只要有《星芒报》的地方，就有《星芒报》的发行站和宣传员。该报每三天出一期，每期约一万字。这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大众化的进步报纸。其社论名曰“正经话”，它用比较简洁的语言评论当时为众人所关心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严肃问题。当时国立四川大学的许多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都参加了星芒报社的活动，为《星芒报》撰写了不少稿件。《星芒报》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手段。因此，《星芒报》被迫四次改名，曾先后以《蜀华报》、《新民报》三日增刊、《通俗文艺》旬刊等名称出版。

《四川日报》

由刘湘资助的《四川日报》，主编是共产党员杜桴生。他聘请了不少国立四川大学学生为该报撰稿并主持副刊工作，分别编辑或为该报的《政治与经济》《现代教育》《青年文艺园地》《大众科学》副刊撰稿。

《金箭》月刊

1937年8月15日，由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陈照藜(思岑)主编的《金箭》月刊创刊。这是一份由川大学生在《文艺月刊》的基础上，吸收校内外进步文艺作者共同创办的，在国立四川大学编辑出版，向全国及港澳发行的刊物。该刊“以文学之工作唤醒同胞，共匡大局”为宗旨。《金箭》上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一类是反映国统区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遭受着官僚、地方残酷剥削、压迫，以及在兵匪、灾荒、饥馑的无情袭击下的悲惨生活；第二类是反映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第三类是纪念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最后一类是歌颂革命者、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此外，成都地区大学教授1942年1月创办了《大学月刊》。川大进步教授黄宪章、李相苻（中共党员）、彭迪先等是主要编委，他们在该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顽固派对川大师生在救亡刊物中的活动十分害怕，他们窥测时机，准备一有机会即予以迫害。省会警察局侦缉队曾秘密报告韩天石、康乃尔、彭文龙等人在《大声》周刊的活动。1938年春天，王广义因携带《星芒报》的稿件被学校当局发现并扣留，因此被开除。顽固派对国立四川大学进步学生在救亡刊物中的活动极为恐惧和密切注视，从反面证明了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在救亡刊物中的重要作用。

川大师生以笔杆作刀枪，以刊物作战场，教育了民众，团结了朋友，孤立了顽固派，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省和成都市的抗日救亡运动，社会影响深远。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重庆前，国立四川大学是四川地区抗日救亡的舆论中心。

（节选自《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