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峡博物馆中，陈列着红岩英烈江姐留下的“托孤遗书”。这封遗书是江姐牺牲前三个月，在狱中把竹签磨成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就的。在信中，江姐把三岁的儿子彭云托付给了彭咏梧的第一任妻子谭正伦姐弟。这封字字戳心的遗书，充满了舐犊情深不忍舍离的慈母大爱，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以及九死而不悔的英雄气概。细读遗书，我们至少可领悟到五个方面的精神内涵：

一、矢志不渝：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内化于心的不灭灯塔，是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江姐托孤遗书的核心要义。这种信念主要体现在：一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使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江姐仍在遗书中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乐观态度：“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果然在三个月后，重庆解放，体现了江姐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以及对革命胜利必将到来的坚定信心。二是对党和革命事业绝对忠诚。1939年，江姐在回答为什么要入党时，这样说：“革命本身就不是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入党后，她迅速投身到党组织的各项任务中，冒着白色恐怖办《挺进报》，前往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被捕入狱后，誓死保守党的秘密。不仅如此，江姐更把毕生的信仰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她仍在遗书中嘱托后代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江姐把铮铮誓言与铁肩担当相结合，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对党的忠诚，这种如水滴石穿般的革命信念，产生了强大精神力量，将亿万同胞凝聚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二、家国情怀：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大爱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江姐的遗书，既传递着普通人对家庭的真情实感，更承载着革命者家国天下的革命情怀。这种情怀主要体现在：一是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甘于奉献。当革命事业与个人利益面临取舍时，江姐始终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摆在第一位。1946年儿子出生之际，为了在艰险的革命斗争中轻装上阵，江姐在行剖腹产手术时，强烈要求医生为自己做了绝育手术；为了前往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她把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亲友家里；当丈夫不幸牺牲后，悲痛不已的江姐谢绝了党组织的照顾，继续战斗在武装斗争第一线。二是淡泊名利、无私忘我的精神风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南方局对国统区党的工作提出了“三勤、三化”方针，江姐牢记党的要求，隐蔽在群众中默默工作。尽管丈夫是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但她不慕高位，只要革命工作需要，便随时更换工作地点、职业、姓名和身份。1944年化名江志炜考入川大后，她也没去学生团体中追逐响亮的名号，而是甘做绿叶，幕后指导进步学生运动。舍却小家、顾全大家，江姐用自己的人生抉择诠释着忠诚、大爱的内涵。这样的抉择本质上是担当，镌刻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三、舍生取义：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在狱中，江姐已预感可能会牺牲，她在遗书中写道：“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但她仍将生死置之度外，展现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这种气节主要体现为：一是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意志。在革命工作中，江姐顽强开拓、独立担当，无惧白色恐怖的高压。在川大求学期间，她以过人的胆识与谋略，指导进步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爱国运动；在狱中，她团结教育难友，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这种不畏强权、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予了难友们极大的鼓舞与信心。二是宁死不屈、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江姐被捕后，面对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难友们被她的坚强意志所震撼，革命志士何雪松写诗赞美她“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江姐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诠释了信仰的力量有多强大，革命志士的生命有多顽强。正是有无数像江姐这样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

四、渴求真理：勤学善思的进取精神

江姐在遗书中提到：“我们在牢里一直是不断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与时俱进、勤学善思是江姐短暂人生的鲜明特质，读小学时，她曾连跳三级，成绩仍然是全年级第一；在南岸中学读书时，获得过最高荣誉银盾奖。在川大求学期间，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还努力带动寝室的学习氛围；为了读懂来自列宁故乡的进步俄文书刊，还曾自学俄语。被捕入狱后，她凭借超群的记忆力，默写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为了系统总结重庆地下党工作的经验教训，江姐还起草了狱中讨论大纲，在她带领下，牢房变成了学堂。最终，难友们的讨论总结，由罗广斌脱险后写成报告，呈交给党组织，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著名的“狱中八条”。这份来自历史、又充满现实意义的思考，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增强理想信念的必修课。

五、优秀品格：克己修身的作风操守

纵观江姐一生，始终保持着关心他人、克勤克俭的作风操守。这种作风一是表现为艰苦朴素的家风传承。江姐在遗书中叮嘱谭竹安，“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她本人生活也十分朴实勤俭，在川大读书时，江姐与同学们自制印染布，以节约生活开支；她的衣着，老是蓝布旗袍外罩一件紫红毛衣。二是对他人的关心与体贴。鉴于幼子的养育需要累及他人，江姐在遗书中恳请谭竹安姐弟的明达和理解，感激、歉疚之情跃然纸上。关心体贴他人，是江姐团结群众开展工作的重要经验，在川大读书时，她就主动为家境贫寒的同学解决学习生活困难，争取了许多中间同学加入进步组织；在狱中，她为看守黄茂才织毛衣、拉家常，成功策反其为党组织服务。年仅20多岁的她，却因乐于助人获得了“江姐”的尊称。三是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在写给谭竹安的几封家书中，江姐多次提到儿子彭云，信中充满了舐犊之情。不仅如此，江姐更把这种母爱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她为孩子设想的人生之路，不是追求大富大贵，而是“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这种心怀天下的慈母大爱，书写了人性与党性相合共生的感人篇章，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特有的人性光辉。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江姐的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更是写给未来中国的。重温江姐遗书，我们看到的是为革命理想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赤胆忠心，看到的是将人民福祉和民族命运扛在肩头的家国情怀，看到的是身处艰难险境而坚守信仰的精神境界。时代不同，但责任相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江姐“托孤遗书”蕴含的精神内涵，在谋求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的精彩华章！

参考文献：

1、黄芬：《江姐在川大》，《锦江怒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2、赵锡骅：《江姐在四川大学》，《青春的脚步》，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8月

3、卢光特、黄桂芳：《江竹筠烈士——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党跃武、陈光复主编：《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丁少颖：《江姐真实家族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陈莎：《论江姐精神的时代特质》，《党史博采》，2019年第6期

6、郑小林：《新时代下江姐精神的深刻内涵》，四川大学档案馆微信公众号2020年6月10日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档案馆 毕玉、杨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