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和社会中去，开展武装斗争和其他斗争

四川大学有向解放区输送革命骨干的传统。30年代末期，经党组织安排，大批革命学生奔赴延安。1945——1946年，又有一批中共党员和民协成员去解放区工作，为抗战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蒋介石也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法西斯镇压。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川大进步学生的觉悟日益提高，他们较早提出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的要求。1947年“六·二”大逮捕后，进步同学酝酿着下乡开展反蒋武装斗争。7、8月间，农学院学生陈万堂与李安澜 、罗永由等首先去大邑地区，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底至1948年初，中共川康特委决定在大邑、邛崃地区成立四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由特委所属雅乐工委领导。川大一大批进步学生先后到武工队参加斗争，成为骨干队员。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武工队的工作发展到温江、雅安等地区二十余县。与此同时，中共党组织还先后派李江景、何富华、杨俊、冉正芬去川北农村开展工作。次年又派何懋金、郝耀青、蒋开萍到万县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从事武装斗争。

1949年春，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人撤离成都以前，就向川大中共党组织传达了“积蓄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因而，中共川大党组织，估计到国共和谈必定破裂、敌人要下毒手，已开始做好撤退、转移的准备。最先通过市委关系，派华文江与邛崃、大邑地区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周鼎文接上头，接着又派唐思明前去做好撤退的具体准备。3月中旬，即将被敌人注意的一批同志陆续撤至邛、大地区。当时川大中共党组织决定：凡在斗争中已暴露的民协、火星社成员应即撤退；已被敌人注意的进步同学，也应说服并帮助他们撤离。民协成员谁走谁留，由小组讨论，经区代表同意，干事会批准。撤退地点，主要靠自己投亲靠友或回老家；自己无路可退的，由组织安排去邛崃、大邑地区。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撕下“和谈”的假面具，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民党反动派在抛开和平伪装的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法西斯镇压，是日深夜又一次在成都进行了大逮捕，川大一些进步学生被捕。中共党组织和民协干事会立即作了撤退的紧急部署，一面开展营救工作，一面有计划地继续撤退。4月至9月先后撤退至川西、川南和成都市区的川大进步师生达二百多人。撤退之后，中共川大党组织派人前往分头联系，他们和当地革命力量一起，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和迎接解放的工作。

由组织成批地安排去川西边临工委领导下的游击队的川大学生百余人。他们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农民抗租抗粮，开展武装斗争。在中心地区的大邑三岔、王泗一带，村村都有川大学生。不少学生成为由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扩大而成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司令、政委等主要领导骨干。其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斗争之艰苦，实为少见。

4月前后撤至简阳、石桥一带的川大进步学生，中共党组织派华文江前去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地学校团结师生，并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久，华文江调走，由付昭忠负责领导。

7月前后，华文江被调到乐山地区，将沐川、乐山、青神、马边、犍为一带的同志组织起来，以沐川为据点，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民协成员，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他们与当地中共党组织配合，建立了川西南军区游击队，人数达1200多人。临解放时，他们阻击国民党溃军，捕获一批特务。

撤至广汉、金堂、中江、盐亭、德阳、什邡、蓬溪、乐至一带的川大进步学生，主要是“火星社”的社员，也有部分民协成员。中共党组织派袁邦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了统战和策反等工作。他们在广汉民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农村，建立农民互助会，发展会员200多人，掌握近百条枪支，策反国民党武装力量，使广汉等县和平解放。

7、8月间，川大先后撤至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的30多名学生，在川大中共党组织先后派到雅安的同志（蒙绍全是主要负责人）领导下，与当地中共组织和民盟相互配合，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到刘文辉军部担任政工人员，在农村建立农会，在工厂组织工会并组织人民武装，配合解放军阻击国民党残部。

撤至西昌的民协成员由共产党员李时芳负责，与西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并打入敌人内部，作瓦解工作，发展民协成员39人。

撤退至成都市区的一些民协会员，由赵令哲、尹大成等人负责联系，进行活动。这些民协成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家庭教师或各种社会事业为掩护，做各阶层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还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和育婴堂等单位，做城市贫民、家庭妇女的工作。

还有一些民协会员回到家乡或撤至外地，由于地广人分散，组织上未能一一派人联系，但他们大多数都在当地利用一切条件，独立开展工作。撤到蒲阳发电所的民协成员，掌握了该所的武装，建立了护厂队，使解放时发电所免遭破坏。

总之，从1949年4月至9月，川大革命师生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农村和社会中去，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革命师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参加了当地的各种革命活动，特别是深入农村，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同时他们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迅速成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组织护校 迎接解放

1949年“四·二○”大逮捕后，川大大多数共产党员、民协、火星、民盟成员陆续撤退转移外地，留下少部分人在校内坚守岗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这时校内革命工作重点已经不是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是争取群众、调查研究、保护校产，迎接解放了。

9月以后，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合围成都，势如破竹，国民党残部似惊弓之鸟，望风溃逃，成都解放指日可待，反动派妄图做垂死挣扎。川大校内学生思想激烈动荡：进步学生欢欣鼓舞，反动分子惶惶不安，中间同学疑虑徘徊。

根据这种情况，中共川大组织和民协，继续扎根系级，团结广大师生，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针对中间群众受反共宣传而产生的疑虑，着重向他们阐明党的政策和主张，稳定民心；同时教育他们提高警惕，防止刽子手王陵基狗急跳墙，进行破坏和屠杀。对共产党员和民协成员，则教育他们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谦虚谨慎地继续战斗，努力学习知识、业务，精通本行，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为此，民协干事会还专门作出决议。

中共党组织和民协还关心同学生活，从多方面开展服务活动。民协干事会支持和批准农经系20级民协成员发动全系同学协助裴锡光教授办起川大师生消费合作社，集资储粮，安定群众生活。民协干事会还加强了对川大基督教学生公社的领导，广泛开展为同学服务的工作。该社免费借蚊帐给贫苦同学，筹办半费营养食堂，开展借阅书报和文娱活动。

为了迎接解放，中共党组织和民协干事会发动各系民协小组，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内容包括：各系教职工的政治态度和情况；敌特、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名单和情况；学校的图书、设备、仪器以及各种档案资料的数目和情况。同时协助校方清理校产，帮助图书馆职工封存图书，派人轮流值班守夜巡逻。这对于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川大起了积极作用。解放初各系级的接管清点小组大多数由民协成员负责。

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溃逃，传来了王陵基要“血洗川大”的消息。中共党组织和民协决定，动员组织各系大部分同学转移进城或疏散在学校附近，同时留下必要的人员留守学校。负责留守工作的杜德培，有秩序地组织安排保卫川大。他对当时还驻扎在校内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策反工作，动员他们也来看守学校，保护学校。

12月26日，即成都解放的前一天，原中共川康特委、成都市委负责人马识途、彭塞等同志返回成都，布置迎接解放的工作。中共川大党组织和民协干事会举行紧急会议，连夜通知各系同志立即返校，组织了盛大的迎接解放军进城和迎接军代表接管学校的活动。次日，全校师生集中举着四川大学校旗到盐市口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1950年1月7日，军代表曹振之（二月后为戴伯行）、鲁光、杨明甫来校和平接管川大，并公布成都军管会接受川大的公告与川大的共产党员、民协成员、火星社社员、民青成员150多人举行见面会。军代表鲁光兴奋地说：“经过这么残酷的斗争，还保存了这么多的革命力量，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至此，四川大学宣告回到人民怀抱！揭开了历史的崭新篇章！

（节选自：《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