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江竹筠在重庆因特务跟踪，由党组织临时安排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她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的政策和“三勤三化”的方针，始终以普通学生的身份，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坚持不懈，默默无闻地做群众工作。黄芬这篇忆念江竹筠的文章，写出了江姐在川大隐蔽期间，仍不忘扎根群众的真实面貌和革命精神。

1944年秋，我考进了四川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开始了我的大学新生生活。9月初开学，新同学纷纷入住，一片嬉笑和喧哗。与我同宿舍的有一位名叫李淑瑗的同学，我们原来在中华女中同班，她考上了川大师范学院化学系，老同学见面，一片惊喜，握手，跳跃。宿舍的新同学到齐后，相互介绍，两个住在右边靠窗上下铺的女生，她们是外地人，早已报到入校。住上铺的名叫江志炜（即烈士江姐），下铺的是董绛云，都是植物病虫害系的。江志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矮小灵活，头发微卷，眼睛炯炯有神。她常穿一双半高跟皮鞋，显得智慧超人，能干。而董绛云则老成忠厚，不善言辞。由于她二人读一个系所以出入总在一起。

一

当时，川大农学院一年级新生不分系别都念几门相同的基础课，如英语、普通化学、土壤肥料等。英语是分班的，而普通化学和土壤肥料是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教土壤肥料课的教授是农学院院长彭家元。因此，我和江志炜、董绛云经常一起去听课。植物病虫害系一个同学名叫王云先，在成都市邮政总局有份工作，是工读生。白天她找江董二人一起去上课，有时还住在我们宿舍，让江给她补课，因此我们也很熟悉。

时间长了，课余之后，我和江志炜闲谈，她告诉我她自己的童年生涯。她是四川自贡市人，幼年丧父，八岁那年随母亲去重庆寄居舅父家，常遭人欺凌和白眼。由于家境贫寒，她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报考川大前，有一位好心的老师给她补习功课，她以同等学力考上植物病虫害系。一年级读书期间，她因为没有上完高中课程，有的功课比如化学感到吃力，但她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在班上成绩并不差。

上英语课，老师要同学先预习。江志炜花了不少时间查英文单词。我记得有一次有一篇课文叫“The song on the river”（河上之歌），内容是描写拉纤河工在河边拉船时唱的号子。江志炜告诉我，河工如何可怜，冬天也赤脚在水里走，十分辛苦，赚来的钱勉强够糊口。社会上贫富悬殊，穷人受苦，我们应该努力改变这个局面。在川大，一年级的第一学期由于功课不太紧，晚饭后，我们常去锦江河畔的大路或望江楼公园去散步。散步回来，同屋的同学就拿出扑克牌打桥牌玩。江志炜有时也参加，她思维敏捷，每次玩桥牌都是赢家。输了的室友不知不觉，往往玩至深夜，影响第二天上课。江志炜就建议大家别再玩扑克牌，浪费宝贵时间，不如多复习功课或看课外书。这件事我印象很深，使我决心从此不再玩扑克牌，这个习惯保持到现在。

二

1944年，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秋末，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攻，快要打到贵州独山。10月31日成都发生市警察局武装镇压市中学生的事件。有数百人被殴打，数十人受伤，四十多人被捕。这件事激起了全民公愤，消息传到川大女生院，江志炜首先义愤填膺地对同学们说，国民党反动派不去抗战，却来镇压学生，真是天理难容，我们必须支援市中同学，并动员大家参加游行示威。她叫我去市中找一位认识的老师调查事件真相，回来向同学们介绍整个事件过程。

“市中事件”是我们进川大仅两月后参加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江志炜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组织作用。以后同学们都很敬重她，认为她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

从此，我就和江志炜更加亲近。由于她年纪比我大，就常叫我妹妹，我则叫她志炜。有一次，志炜问我中学在哪里念书，我对她讲了自己上初中时的情况。中学时，老师教我们唱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有一首歌叫《中华颂》。我随口就给志炜唱了几句：“啊，中华，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志炜微笑着点头，用饶有兴趣的眼光注视着我。直到解放，我才知道这首歌是《延安颂》。老师为了避开特务的嗅觉将歌词中的“延安”改成“中华”了。我还告诉志炜，李淑瑗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她在学校年终考试总是第一名，还参加全校的讲演比赛，得了冠军。志炜听后，对她印象很好，叫我要团结李淑瑗，多和她交流思想。从此，我和志炜的交往又加深了一步。

三

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生活很苦。四川大学是国立大学，可以申请公费，贫困学生可以申请全公费。享受全公费的同学，每个月除交伙食费外，还可节余一点零用钱。志炜申请了全公费，她平时很节省。为了节省伙食费，女同学自己办了伙食团，选举伙食团经理。每天都要派人轮流监厨，还要出去买菜，这样费用可以节约得多一些。我们伙食团的经理是地理系的同学陈光明，开始她不愿意干，怕耽误时间太多，是江志炜耐心地做了她的工作，对陈说：“我们进步同学要多做服务工作，伙食团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我们要做，而且要把它做好，使同学们相信我们是真正关心爱护大家的。如遇到困难，我们一定帮助你……”陈受到鼓励和支持，才乐意接受了这个任务。她认真负责管食堂，把伙食搞得很好，在全校都受到称赞，因而陈光明在同学中，特别是女同学中声誉很高，这就为她以后竞选学生自治会理事长，打下了群众基础。

川大学生自治会第一、二届理事长都不是进步同学，在历次学运中没有学生理事会的号召，动员中间同学参加就有一定困难。因此大家决定集中进步同学选票，选举陈光明为理事长。于是女生院进步的女同学忙着写标语、墙报，宣传陈光明的事迹。女同学还组织了拉拉队，高喊：“陈光明是理想的理事长”，“我们要选陈光明”。图书馆墙壁上，女生院内外墙上，都是宣传陈光明的标语。

志炜正值产假，不能到学校，她叮嘱董绛云多做女同学工作，一定要选上陈光明。此时，反动学生也在为自己拉票，他们在女生院外面墙上，画了自己的肖像，吹嘘自己。还有的贴出标语，上面写着“投我一张票，送你两张电影票”诸如此类的话，丑态百出。选举日期快到了，女生院的同学纷纷表态要选陈光明。特务们开始狗急跳墙，就在选举当天的凌晨4点，我出去上厕所，发现女生院过道上，宿舍墙上都是标语，上面写着“陈光明是共产党的走狗”“打倒陈光明”等反动标语。我一看吓坏了，赶快去敲游训天的宿舍门，把大家叫起，又叫了一些进步女同学，把反动标语都撕掉，将糨糊擦干净，不露一丝痕迹，致使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最后陈光明以多数票当选为川大第三届理事长。

志炜知道后十分高兴地说：“以后学运由学生自治会来动员，就好办多了。”后来，陈光明回忆这段往事时，很感佩地说：“我们当年在学生运动中，能出头露面做点事情，是依靠进步同学，特别是‘民协’组织的支持，也是与江姐对我们的精心扶持分不开的。她差不多在每一个关键问题上都给我出主意，态度谦和诚挚，在无形中给人以感染。她是那么平易近人，当时，我甚至未察觉到她的特殊作用。她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比我们高，但她宁愿去做抄写壁板等费力的工作。”

（改编自：黄芬《江姐在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