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江竹筠在重庆因特务跟踪，由党组织临时安排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她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的政策和”三勤三化”的方针，始终以普通学生的身份，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坚持不懈，默默无闻地做群众工作。黄芬这篇忆念江竹筠的文章，写出了江姐在川大隐蔽期间，仍不忘扎根群众的真实面貌和革命精神。
四
成都《华西晚报》是一份进步报纸，经常登载支持学生运动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就在英美苏召开旧金山会议时，有人煽动川大先修班不明真相的学生，借口登载了先修班的问题，组织一批人去砸了《华西晚报》营业部，借以制造事端，封锁进步舆论。为此，川大进步学术团体发表声明，支持《华西晚报》。
志炜对我们讲了进步舆论的重要性，说明应该支持《华西晚报》。所以当师范学院史地系同学唐万宇来约我去春熙路一个会场参加辩论的时候，我马上跟着去了。到了大会会场，反动分子气焰嚣张，大放厥词。唐万宇跳上台去驳斥他们。我们在台下拼命拍手大声叫好。不少同学纷纷发言，反动学生才灰溜溜地走了。回校后我把开会的经过告诉志炜，她高兴地说：“干得好，唐万宇是好样的。”以后我和唐万宇成了好朋友。
上学的第一年，川大进步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志炜参加了“文笔学会”，后来又参加了“女声社”，都是普通成员。”女声社”是川大女生院的进步组织，以墙报方式宣传进步思想，并为女同学谋福利。我记得“女声”墙报的报头是画了一位妇女手持火炬正在大声疾呼，很有感染力。志炜对这个墙报花了不少心血。川大女生院还有女同学组织的进步团体叫“自由读书会”，我是“自由读书会”的成员。它的活动是购买进步书籍供女同学阅读和讨论，每次开会气氛十分热烈，女同学们受益不少。我们看过的书中，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妮娜》等等。志炜对我说，这些书是二十世纪世界名著，你要好好理解书中内容。
有一天报纸上登载新明电影院上映美国电影《妮娜倚嘉》，是好莱坞著名女影星主演，名字记不清了。我约了志炜，唐万宇还有姐姐和几个同学一同去电影院。电影上映不久我们就发现不对头，它讲的是一群苏联男女去美国旅游，到了纽约，他们看到了高楼大厦，商店林立，一片繁荣景象。影片把苏联人描写成乡下人，土头土脑，大出洋相，极尽污蔑之能事，令人气愤。我们马上决定退场，走出时坐椅一片响声，带动了一些观众也退场了。回到学校，志炜向其他同学介绍电影内容，还模仿电影里演员的动作，气愤地说：美国政府反苏反共，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拍这样愚蠢的影片，可笑极了；并叫同学们千万别去看。
五
志炜平时并不公开参加进步活动，只在女生院做女同学的工作，有时还带我们去工厂参观。有一次她带我们去一个纺织厂。这个工厂的工人全是女工，一位小组长带我们去看工人织布。那时都是手工操作，工作辛苦，效率很低，织出来的布质量也差。工厂环境恶劣，拥挤不堪，没法久留。志炜说这就是中国工人的现状。她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工人们的痛苦生活。志炜还有一个朋友名叫庞佑宗，他在成都市东门外重庆银行成都市分行一个办事处工作。志炜常常带我和董绛云去找庞佑宗。她和庞在里面小屋说悄悄话，我们二人在外面等，时间长了，我们和庞也熟悉了。
川大女生院的同学中，不少是靠领学校公费维持生活。当时的棉布很贵，买一块布要花不少钱。志炜就动员同学们去买白布和染料，自己染布。我们买了苹果绿和克里登（浅蓝色）的染料，将染料放在脸盆里，加上冷水搅匀，泡上白布，将脸盆放在炉子上煮开，不断搅拌，慢慢将白布染上颜色。用这个办法染的布，做成的衣服老是掉色，弄得大家垂头丧气。志炜见状鼓励大家去向有经验的人请教，重新再染。后来我们在染布时，加了盐和醋，染出的布就好多了。大家穿上自己染的衣服，十分高兴。
六
1945年暑假，志炜回重庆结婚了。我们的宿舍也进行了调整。志炜和绛云搬到另一间宿舍。我和志炜虽然不在一间宿舍，但我们仍经常在一起。志炜常鼓励同宿舍的同学参加进步活动。
1946年3月，川大图书馆大楼前左边墙上出现了一张墙报，标题是”新民主”，内容写的是“张滥”（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主编“狸像狐”（指李相符，川大森林系教授），“盆底现”（指经济系教授彭迪先），“逃到蓉”（指经济系教授陶大镛）。墙报充满污蔑谩骂之词，骂张澜“吃铁吐火”，污蔑他贪污修铁路的钱。骂三教授“吃卢布”、“主张东北自治”等。这篇墙报，激起了广大同学的公愤。志炜那时已怀孕快临产，行动十分不便。她鼓励我们到图书馆声援三教授。
当我们来到图书馆的时候，特务学生正在大闹图书馆。他们扔石头、泥块，气焰嚣张。李相符站在图书馆大门台阶上，驳斥他们的一派胡言。李相符教授的脸色苍白，以事实揭露了特务们的无耻谎言。同学们不断鼓掌，齐喊口号：“打倒特务！”“特务们滚出川大！”在一片正气冲天的喊声中，特务们灰溜溜地走掉了。事后，进步学术团体、各系级纷纷出墙报，发表声明，支持三教授，要求学校严惩肇事分子。全市大学教授也联名发表声明，支援三教授。“三教授事件”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志炜高兴地对我们说：“对反动势力只有坚决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川大发生“三教授事件”不久，志炜有一天感到腹部阵痛。同学们判断可能是临产信号，董绛云和几个女生连忙把志炜送到华西坝新医院。经医生检查，住进产科病房。
4月上旬的一天，医生告诉我们，江志炜盆骨狭窄，生产有困难，必须剖腹产。但剖腹手术也可能有危险，一定要家属签字。那天我正好去医院，问医生，“家属不在怎么办?”医生说，“实在没有家属，只好请人代签。”我说，“好吧，我签。”于是，医生拿来一张印好的纸，上面填有江志炜的名字。手术内容：剖腹取儿。我在亲属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两三天后，志炜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彭云。同学们纷纷去医院祝贺。不久志炜就由董绛云等同学陪同出院，在外面租了一间小屋，照顾云儿。有了孩子，志炜仍坚持上课，密切注意学生运动开展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
1946年暑假，志炜带了云儿回重庆了，临走前把她的行李和借书证放在王云先家。1946年9月学校开学，志炜没有回校，后来听董绛云说，志炜休学了。从此，我们和她中断了消息，但是我们一直惦记着她。川大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志炜就和我断绝了音信。
1950年1月18日，在学校礼堂为殉难烈士举办的追悼会上，我看见挂在礼堂正中的遗像竟然是江志炜，我禁不住痛哭失声。我不相信我的眼睛，真的是志炜吗？当大会主持人向大家介绍志炜英勇牺牲的事迹时，全场一片哭声。我在心里默念：“亲爱的志炜，安息吧，你未完成的事业我们一定能够完成。
（改编自：黄芬《江姐在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