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无视我国的警告,将战火蔓延至鸭绿江边,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主权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枪。四川大学(包括原华西大学)师生积极响应抗美援朝号召,从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到组织增产节约、捐款捐物、参军参干、组织英文翻译队,川大人积极投身各项抗美援朝运动中。其中,原华西大学组织的两次志愿手术队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西南整形外科手术队
1951年4月,西南抗美援朝志愿整形外科手术队正式组建,这是由宋儒耀教授带队的一支战场医疗服务队。队伍在北京改编为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五大队第一队,是全国医疗队中唯一一支整形外科手术队,分配在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院整形科工作,于1952年2月工作结束返校。
西南整形外科手术队成员合影,1952年2月摄于新南门(注:照片由邓显昭之子邓长春先生提供)
1.队伍组建
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大量使用凝固汽油弹,使大批志愿军的面部、颌面等裸露部位遭受严重烧伤,对志愿军战士的身体及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当时的华西口腔医学在国内外名声斐然,特别是宋儒耀教授,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学习到很多关于战争中面部创伤的相关治疗知识。鉴于此,1951年4月,中央军委电令西南卫生部组建一支援朝整形外科医疗队,由宋儒耀教授担任队长并负责选拔队员。
接到命令后,宋儒耀教授组建了一支由4名口腔科医生、1名外科医生、1名骨科医生、2名护士、1名技工,以及1名秘书组成的队伍。根据档案资料显示,赴朝医疗队由宋儒耀(矫形外科教授)担任领队,邓显昭(外科医师)担任副领队,队员有:王翰章(医师)、曹振家(医师)、吕培锟(医师)、侯兢存(医师)、彭学清(护士)、杨泽君(护士)、吴银铨(秘书)、张连俊(助理员)。
同时,宋儒耀根据在美国时的所学,凭借记忆,结合自己的思考,画出在外科整形手术中所需要的医疗器械图纸,交由学校进行生产。在短时间内,校机器房的同志们利用简单的设备为他们制造出很多特别的医疗器械,这些器械在前线的医疗救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奔赴后方
4月26日,由方叔轩校长主持,华大全体师生员工为手术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在中朝两国的国旗下,手术队接受了学生会、工筹会、团总支和同学们的献词、献花和献章。宋儒耀教授在会上代表大家致谢,并介绍了手术队制定的三项公约:一、任何困难情形下不闹情绪;二、不与友队发生摩擦;三、彼此不闹意见,并要保证完成任务回来。
手术队于1951年4月30日从成都出发,随队携带应用器材5箱,途径重庆,奔赴北京。而后至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院开展救护工作。
在手术队全体队员1951年7月的来信中,我们看到手术队的行程是非常紧密的。5月30日从重庆码头乘船出发,6月1日在宜昌借宿一夜,次日清晨换乘江汉号轮船前往武汉,并于6月4日到达。6月5日午后乘列车北上,7日清晨抵达北京。因为等候山东、杭州、太原等地医疗队,在京共住20余日。6月27日,中国红十字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五大队编成(手术队编入第五大队第一队,为整形外科队)。28日午后离京,当日午夜出关,次日清晨到达沈阳。到沈阳后入住东北军区卫生部招待所。7月3日换上戎装冒着滂沱大雨离沈登车,继续前进。当夜到达工作地点。
3.在战场上
由于各志愿服务队工作期限3个月,为时过短,工作上刚熟习而又换班,来去浪费时间、人力,因此,1951年6月,为有利于工作和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延长志愿手术队工作期限为开始工作起6个月。
手术队所救治的伤员以烧伤为主,也有炸弹伤,不会直接威胁生命,因此往往将伤员拉到后方救治。手术队全体队员1951年7月来信写道,手术队是和来自上海和天津的医务工作者一起紧密配合开展工作的。由于大部份面颌整形外科伤员都在这里接受治疗,因此手术队的工作相当繁重。但志愿军伤病员的意志相当坚强,积极配合医疗队员的救治工作,因而手术队的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他们在信中表示保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不辜负学校和全西南人民的希望。
西南志愿整形外科手术队在后方救治伤者1000余人。开始,真正可以做手术的只有宋儒耀教授。白天,由宋教授主刀手术,同时现场指导青年医生观摩学习。晚上,宋教授还要编写讲义,并给年轻的医生、护士们培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年轻医生们可以主刀手术了,这时宋教授还是会在一旁监督指导。宋教授曾说:“虽然我不可能把我们最可爱的人变成最美丽的人,但我要尽可能使他们美丽一些!”
长春军医大学(即第三军医大学)整形外科是初建,物资条件较差,宋教授和手术队的同志们能够积极提出建议,并想办法克服困难,如:帮助医生们研究业务,整顿整形科病房工作制度,当护理人员忙不开时,他们就亲自动手给伤员打水喂饭,整理病床等。在医院管理上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大家在出发时,原本准备过江去工作的,因此准备的医疗器械是比较简单的,到达工作地点后,就遭遇了一些困难,手术队的同志们创造发明了一些手术器械和六个技术方法,解决了这些难题。
所有队员都全身心的积极投入救治工作。邓显昭时常在深夜照看病伤员,对病危及严重上患者亲自守病,建立医病制度,减少了医疗事故,解决伤员的思想、生活、医疗等问题,热心帮助工作人员学习,在工作人员中具有较高的威信。曹振家在伤员施行手术后,不醒不下班,并提出建议,制订了住院医师应守候全身麻醉病人至全醒的制度。张连俊在整形科换药室工作时,每日工作在10小时左右,伤员用过的纱布及绷带,都亲自洗涤,每周节省纱布80张,绷带20卷。
在长春军医大学1951年10月给华西大学的感谢信中,我们也能看到手术队勤奋工作的身影。信中写道医疗队到达后立即开展了突击治疗,早起晚眠,几乎牺牲了所有的假期,精心设计治疗方案,精准实施手术治疗,同时做好术前安慰和术后照顾。宋儒耀队长更是不辞辛苦,经常在手术室从天明忙到半夜,最多时曾一天给6名伤员进行手术治疗,为他们及时解除痛苦,快速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伤员们反映说:“华西医疗队同志对我们像亲兄弟一样。”
4.载誉而归
1952年2月,西南志愿整形外科手术队工作结束,返回学校。宋儒耀队长于2月12日午后抵达华西大学校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宋队长说,全队同志们都非常健康,工作非常愉快。因在抗美援朝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手术队集体记小功一次,宋儒耀队长记大功一次,邓显昭副队长记小功两次,队员张连俊、彭学清、曹振家各记小功一次。在抗美援朝医疗工作中,西南志愿整形外科手术队是唯一的一个集体记功单位,这是非常难得的。
2月1日上午,全校师生员工在第二广场举行了欢迎手术队立功返校的大会。到会的除了本校和附中师生外,还有济川中学的师生。宋儒耀队长、邓显昭副队长,分别代表手术队全体同志向时任华西大学校长刘承钊献锦旗和奖状。其中锦旗是志愿军伤病员亲手做成送给手术队的纪念品,奖状是志愿军后勤部颁发给手术队的,是无比珍贵的纪念品。大会上,宋儒耀队长、邓显昭副队长和王翰章、曹振家、吕培锟、侯竞存、张连俊五位队员为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报告。
由于烧伤后的整形治疗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治疗和手术,1952年3月,宋儒耀教授重返前线工作,对已被转送至北京的伤员进行后续治疗。同行的还有牙学院预防牙医学系王巧璋主任,口腔外科学系助教王模堂同志等人。
在战场上成长的西南志愿整形外科手术队,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口腔医学的发展。宋儒耀教授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在第三军医大学及北京协和医院开设整形外科培训,为我国培养第一批专业的口腔医学人才,促进了我国口腔医学的迅速发展。1957年,宋教授创办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在宋教授的言传身教下,经过战场洗礼的手术队青年医生们快速成长,在返回后很快成为了口腔医学院的中坚力量。不久,口腔医学从一个医学类中的二级学科上升为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等比肩的七大医学一级学科之一,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腔医学打下了基础,让华西口腔医学享誉世界。
二、四川外科手术队中的川大人
1953年1月15日,四川抗美援朝志愿外科手术队在成都正式组队,到北京后改为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十二队。在朝鲜期间,队伍在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四前沿兵站医院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基地医院工作。此次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支队伍工作地点在朝鲜,并且队员不全是由华西医生组成,有杨振华和敬以庄两名华西医生,其中杨振华担任队长。
杨振华医生与敬以庄医生合影,摄于第十四前沿兵站医院(注:照片由杨振华之子杨光曦先生提供)
1.组队赴朝
1953年1月,为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四川省人民政府卫生厅致信华西大学医学院等单位,组织抗美援朝手术队一队,赴朝鲜为“最可爱的人”服务。手术队队员包括四川省人民医院谢锡瑹、华西大学医学院杨振华等同志。
1月12日,杨振华接到校长的通知,得知上级和抗美援朝会核准了申请,将于15日去卫生厅报到,参加志愿手术队工作。杨振华立即进行准备,将教学和业务工作向医学院及医院商好接替办法并做好交接,准备尽全力去搞好手术队的工作。
根据上级指示,四川省组织了一支抗美援朝外科手术队,人员大部分由省直属单位指派,其中有:四川大学校友、省人民医院院长谢锡瑹队长,华西大学医院医生及胸腔麻醉师杨振华副队长,队员有:党新民、陈树德、萧庆叙、吴志安、薛露华、萧玉曾。在入朝前,增补了华西大学外科医生敬以庄。
1月15日,四川抗美援朝志愿外科手术队在成都组队,共9名队员,有医师6名,护士2名及消毒员1名。队伍经由重庆、武汉,赶赴北京。组队以后大家订立了公约:保证要在党和上级的领导下完成一切任务,要抓紧急救,搞好治疗,不使伤员多流一滴血,多受一分钟痛苦。到北京后,抗美援朝总会答应了手术队期望被派到最前沿去工作的请求,四川外科手术队是1953年首先入朝的医疗队。
2.救死扶伤
四川外科手术队在三月初入朝后分配到位于第十四前沿兵站医院,属于最前线的上甘岭地区。队员们随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入朝后,谢锡瑹队长因身体原因回国接受治疗,便由杨振华改任队长,继续带领大家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在备战期,伤病员不多,手术队配合了备战任务,在医院里进行了教学工作,藉以提高医护同志们的理论和技术水平。到了六、七月,随着反击战的开展,杨振华所在的医院是接收伤病员较多的一个,工作变得紧张而繁忙起来。在大家的努力下,医院胜利地完成了反击战的巨大任务。
1953年9月,华西大学外科医生杨振华、敬以庄在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后给院长寄来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手术队工作的兵站为所有骨折的伤员都做了石膏固定,共约1000个石膏固定,且没有发生任何循环障碍的合并症。同时,在治疗方面手术队介绍了一些技术,改进了一些方法,使在兵站工作的同志们能精确地诊断紧张性气胸,会利用简单材料自制胸腔水压表。为了减少胸部伤员的痛苦,,手术队根据朝鲜战场的条件改进了苏联的胸腔积极引流法,缩短治疗时间,降低了致残率。同时手术队也开展了战伤外科的学习,认识到现代战场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伤员经过初步处理后,需要被转运到后方。经过了妥善的处理和仔细的检查,在转移的过程中没有一名伤病员死亡,安全到达后方医院24小时以内也没有发生过死亡,这与手术队的前期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在前方手术队工作的医院里的死亡率也只有0.6%,且都是严重的伤病员。在敌机猖狂的时期,工作愈见紧张。为了安全,伤员的接收和后送都在黑夜里进行,手术也在夜里做,夜间成为最宝贵的时间。在反击战的紧张阶段,杨振华所在医院一个晚上就要收入和转出八百名伤员,还有二三百名留院治疗的伤病员。他们在救治伤员的同时,每天夜里要搞好新收入院伤员的分类,既要将抬到分散在山沟里的病室里去,又要将后送的伤员抬上汽车,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白天若有空袭更要加快把伤员背抬到坚固的防空洞内,在那里还照常进行必要的治疗。
同时,杨振华和他带领的队员们,在战斗中发挥医务工作者忘我的工作精神,把伤病员的痛苦当为自己的痛苦,把治疗任务当作战斗任务一样看待,顽强的克服工作中的各项困难。他们利用汽油桶创造了消毒器,克服消毒灭菌的困难;他们为了攻克创伤性休克这一重要的死亡威胁,加强对休克的理论学习,并且贡献出自己的鲜血来抢救休克伤员。在某次战役里全院每个同志都献过一次血,个别同志献到三次之多;他们用玻璃瓶制成大漏斗,把纱布反复洗净消毒后用来替代滤纸,解决了因缺乏大批漏斗和滤纸而造成的输血输液困难,用此方法后,在12小时很容易给伤员们静脉输入三、四万毫升液体,既使伤员得到了及时治疗,又节省了人力;他们还把打车胎的气枪的活瓣改变方向用来作吸引器,克服了手术室内因没有吸引器,在紧急手术时的许多困难和不便。
3.光荣返校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此次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医疗技术水平,开办了短期军医训练班。并抽调部分医疗队来完成这项任务。1953年9月,杨振华所在的第十二队接到命令,到第二基地医院报到,与第八、第十三、第二十二队共同举办军医训练班。杨振华担任训练班副主任。经过3个月的培训,100多名军医在整体业务水平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获得了上级的肯定。杨振华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1953年9月荣立三等功,并经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第九大站政治处批准,获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1954年2月25日至3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年卫生工作总结大会”,谢锡瑹、杨振华代表四川外科手术队参加大会。会议结束后,杨振华经安东、大连、北京、汉口、重庆返回成都。
1954年4月,杨振华医生返回学校。杨振华利用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正式组建了胸外科。华西外科由原来的大外科,开始陆续组建胸外科、骨科、肝胆科等科室。杨振华在战场上处理胸部战伤的实操经验,也被他搬上课堂。在他的教导下,我国下一代的青年医生们也在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王翰章《翰墨荃馨——一个医生的历程》,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2]王金玉,《揆文奋武——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川大英烈》,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
[3]原华西大学馆藏档案1951XZ110010、1951XZ120018。
[4]《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了!我校矫形手术队赴朝》,载于《新华大》1951年5月15日刊第1版。
[5]《我校援朝矫形手术队已抵工作地开展工作——来信保证完成庄严任务》,载于《新华大》1951年8月10日刊第4版。
[6]《光荣的工作 长春军大来信表扬我校医疗队》,载于《新华大》1951年11月15日刊第4版。
[7]《全校师生员工集会 欢迎援朝手术队立功返校》,载于《新华大》1952年2月5日 刊第1版。
[8]《我校抗美援朝手术队宋儒耀队长立功返校 全队同志抵渝日内即可返校》,载于《新华大》1952年1月17日刊第1版。
[9]《宋儒耀队长重返前线服务》,载于《新华大》1952年3月15日刊第1版。
[10]《我在朝鲜前线的时候》,载于《四川医学院》1954年4月21日刊第4版。
[11]《来自朝鲜的一封信》,载于《四川医学院》1953年11月3日刊第4版。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档案馆 杨胜君、王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