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介

吴庚舜（1932～2012.11.27），笔名挚谊，四川安县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文学所学术委员，杜甫学会、李白研究会、苏轼学会、元好问学会理事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学术会议期间与友人话及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时，有的痛感“文革”的冲击，弄得某些学生连值得自己民族骄傲的古今大作家也不知道了；有的文科毕业生进研究所老师让他读《後漢書》，他到图书馆转了一圈说：“没有这书。”一查原因，才知道他不识繁体，《后汉书》就在眼前，他对面不相识。像研究外国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须掌握外语一样，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也必须掌握古汉语和繁体字，否则将不得其门而入。鉴于一些学生专业基础知识薄弱，有的朋友曾设想建议有关部门可办一些专门学校，从小专学古代文史知识。但这样做是有利也有弊的，而且弊大于利。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还是应当全面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课外多读书才能胜任古典文学研究。因为搞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需要综合素质。有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有交叉，互不了解将大受限制；基础全面才能有所突破。譬如竺可桢如不研究古典诗歌等古代文献，他就不可能写出名扬中外的《物候学》和《中国五千年来物候的变迁》。李约瑟如不深入研究中国古籍，他也无法写出《中国科技史》。

知识须厚积，开拓靠勤奋。回顾六十余年的历程，没有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特别是母校四川大学的培养，我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将会困难重重。

早年读书生涯

我出生在一个清贫而富有文化气氛的家庭。我家世居邛崃，清末民国初年迁居安县。高祖、曾祖都是书法家和诗人。祖父早逝。父亲也以能诗擅书闻名于乡里。我家客厅和卧室都悬挂有书画，是邓廷桢、张之洞、丁宝桢、孙桐生（著有《国朝全蜀诗钞》《卧云山房诗钞》多种）等写给我曾祖父吴宗兰的。大量书画作品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王冕那首“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和王沈《魏书》所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释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等，都是从墙上悬挂的书法作品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家庭藏书也给我提供了课外阅读之便。小学时，我已开始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镜花缘》之类小说，及至到了初中、高中，识字渐多，而小城文化娱乐活动又少（当时除川戏、傩戏外，街头偶尔有演木偶戏、灯影儿戏和讲圣谕、请佛经的），我便乱翻家里的书看，像《唐诗三百首》《唐宋诗醇》《白香词谱笺》《古文观止》《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汉魏丛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饮水词》《佩文韵府》《国朝全蜀诗钞》《圣经》（我大姐读教会学校育德中学，学校发的）等等，我都接触过。当然，有的字认不得，有的句子读不断，有的意思读不懂。能读懂的，自然津津有味；半懂半不懂的，便囫囵吞枣；完全不懂的，也开了眼界，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书。嗜读书无形间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我读线装书《唐宋诗醇》因为书上没有标点，就用小字笔的竹笔帽蘸上印泥去断句，书上红圈、黑字分明，看起来挺惬意。这原本是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但却无形间提高了我的断句兴趣。

家庭熏陶与学校教育是相铺相成的。我的故乡安县，位于绵阳、绵竹、江油、北川之间。那里山清水秀，到过的人有说它像小三峡的。李白故里青莲乡，离安县县城只有几十里。李调元的出生地和墓地都在安县宝林乡南村坝（旧属绵州罗江县），沙汀则出生于县城。我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就是沙汀受其舅父之托而筹办的私立汶江小学。学校汲取了“五四”以来的先进教育思想，一切都那么新：教学环境新，老师思想新，教学方法新。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鼓励动手动脑。如美术课老师教我们写生，画图案，用树枝杈丫削成雕塑工具搞泥塑，用模子翻石膏像，采芭茅（芦苇）杆制作小椅、小凳、小桌、小床工艺品。音乐课教授简谱、五线谱。《黄河大河唱》是沙汀夫人黄老师教的。自然课传授科学知识，和老师一起配料制肥皂，用厚纸板制作照相机模具，观察“倒影成像”的原理。国文课除读、说、写（书法）、做训练外，老师还经常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给大家讲《鲁宾逊飘流记》《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人猿泰山》等。课外活动排演话剧《苏武牧羊》及抗日独幕剧。几十年后我写《王伯祥传》（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才发现汶江小学与二十世纪初叶圣陶、王伯祥等在苏州任教的角直小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堪称小学教改的典范。

安县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四川省立江油高级中学。那时交通不便，出安县没有长途汽车，连马车也没有。坐鸡公车（独轮年）绕道绵阳去，一天又到不了，于是只好靠步行。好在江油是邻县，走小路，经过彰明县青莲场，当天就能到达学校所在地三合场（今江油市区）。每次经过李白故里，我都带着好奇而崇敬之心去参观遗址。我的一首古风叙及当年情景：

“忆昔少年日，偶过青莲里。长揖问父老，欲寻李客邸。谓吾古碑在，可怜生荆杞。麻鞋阡陌间，多逢女饥啼。人世悲疮痍，荒凉见颓壁。喟然兴长叹，寂寞越千祀。魂魄招不得，暝色匡山起。潸然含泪别，四顾无人语……”（《闻李白纪念馆建成有感》）（《秋韵诗词选》）。

时我的理想是多读书，将来成为作家。这是一个极其普通、极其质朴的梦想，许多孩子都做过这样的梦。可是在那国弱民贫的旧时代，家无立椎之地的我“读完高中读大学”的梦很快就破灭。此后长期为失学、失业所困扰，全家十口在饥饿线上挣扎。父亲病死，为了全家生存，我十六岁就站上了小学讲台。即使在这样困苦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放弃读书。除了从亲友家借到新文艺作品、外国文学作品《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载《新小说》)、《欧根·奥涅金》《施公案》《彭公案》《儒林外史》等外，就读家里的古书。新中国成立后，故乡解放，我考取了人民教师，当过教员、教导主任、校长。阅读范围转向解放区文艺、苏联、俄罗斯、东欧名著以及《牛虻》等。这十多年课外与业余读的书，有不少是后来上大学中文系必读的，我先读了自然就腾出时间去读欧美和我国古代更多的文艺作品了。

川大求学

四川大学是我仰慕已久的大学，一九五五年报考填志愿时又听说它是全国直属教育部的七所大学之一，图书馆大，知名的专家学者众多，我当即将它作为我的第一志愿，后来果然被川大录取。当我持报到通知书迈进锦江之畔的校园时，它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美好。宽宽的林荫道，法国梧桐枝繁叶茂。林荫道的尽头是荷花池、图书馆。那时农学院还没有分出去，到了金秋时节，校园里到处摆放着菊花，千姿万态，令人目不暇接，它让人不由不惊叹人类的创造力。花木之外，校园里还有小麦实验田，夜里灯火一片，它的优质高产，也使人想到世界需要不断地创造。

然而予人最大启迪的，还是老师的教导。入学前我的知识面虽然较广，但却杂乱无章，颇多空白。入学后才学到系统的知识，才对我们伟大祖国及世界各国文学有了基本认识。杨明照先生的文学史课、文献学课将我引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我曾长期担任杨先生文学史课的课代表。先生的博学和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我。此后，其他老师如林如稷、华忱之、石璞、李梦雄、张怡荪、庞石帚、甄尚灵、任二北、陈志宪、曾君一、颜实甫、杜仲陵、陶道恕、赵振铎等先生先后为我们开专业课或作专题讲座，为我们掌握专业知识打下了基础，使我们有可能选择任何课题写论文。仅我个人写过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就有《蒲松龄鼓子词研究》《论莫里哀的喜剧》《论沙汀的短篇小说》。大学期间，我们虽也受到过运动的干扰，但在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下，读书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记得彭迪先校长曾在一次大会上风趣地说：“大家生活上可以简单点，能维持生命就行了，但书不可不多读。”周菊吾先生讲到读好书打了个比喻说：“应如商贾趋利，闻风辄趋。”老师们的求索精神对大家很有吸引力。张怡荪先生青年时期勇于写文章与梁启超商榷，林如稷先生早年与他们“沉钟社”友人受到鲁迅先生赞许的事，在同学中传为佳话。当时图书馆座无虚席，我和加伦、明仪等往往提前去“争”座位。由于我在校期间特别喜爱古典文学，所以毕业前系里让我参加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我写的文章曾送北京展览。这是一次有益的锻炼，它使我一进文学所就能胜任工作。

初到文研所

难忘的一九五九。这年的九月十五日由母校包的专列把我们送到了北京。下车后，有的去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有的去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新建设》杂志社，有的去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我和连休、尊岷、熙治、之俊、德容（川大中文系研究生）一行则直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它是享誉国内外的我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机构。第一任所长为郑振铎，第二任所长为何其芳。他们领导科研工作都有雄才大略，有远大抱负，而且爱才如命，在不足百人的文学所里，仅著名学者就有好几十位，如王伯祥、俞平伯、余冠英、钱钟书、吴世昌、孙楷第、陈翔鹤、唐弢、卞之琳、罗大纲、李健吾、毛星、蔡仪、吴晓铃、戈宝权、力扬、贾芝、罗念生、范宁、陈友琴、潘家洵、缪朗山、叶水夫、石素真、何家槐等。他们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既善于总结古今中外文学经验教训，又能以优美的文笔把理论文章写得富有魅力。他们既是做学问的榜样，又是催人奋进的压力。记得在文学所六号楼三楼大会议室召开的国庆联欢会上，我和川大来所的同学们坐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众多平素敬仰的人，情绪之激动实在难以抑制。那天，我正是以这种心情在会上代表初到所的大学生、留学生讲话的。

所里分配工作做得很慎重，大约是为了了解我们，大家并没有马上分配到研究室，而让我们为准备上架的线装书编目。文学所的图书管理机构虽然只称图书室，但它的藏书量比好些大图书馆还多，有四五十万册，在文学类专业图书馆中堪称第一。为给研究提供方便，采取开架方式。我们入库浏览，犹如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

不久，其芳同志召集我们川大来的六个人在二楼会议室开座谈会。大家围坐在他四周的沙发上，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便让我们各自说说平常喜欢读哪些书？今后愿意做什么工作？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我们一点也不紧张，大家自由自在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然后说等所里再研究一次就通知大家到组室去。很快熙治去了《文学遗产》编辑部，连休去了民间文学组，之俊去了现代文学组。我们其他三人去了古代文学组，尊岷、德容分在元明清段，我分在唐宋段。分配结果，大家都有一种“得其所哉”的感觉。如无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员调动和照顾家庭等原因大家都会在各自专业岗位上大有作为的。以尊岷为例，他是一位勤奋而敬业的人，在来文学研究所前他对元、明、清文学已有根底。他还会唱川戏，唱腔知识方面知之甚多，笔头又快，写文章写剧本都有功夫。他的精力旺盛，个头虽小，能量却大，我们是必睡午觉，他却可以拥书而读。他常去琉璃厂书店、东安市场旧书摊淘书，每有所得喜不自胜。可惜他离开了文学所并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不然他肯定会成为大家。

古代组号称文学所第一大组，前辈多，名家多，民主人土多，所以其芳同志、棣华同志常来参加组会，会议学术气氛很浓。

其芳同志很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标举德才兼备。他亲自开书目（分“必读”和“参考”两大类），强调独立研究能力的重要，鼓励大家为国争光。早期的文学所培养年轻人有导师制度。在研究工作中导师绝不越俎代庖，只起引导作用。我的第一位导师是王伯祥，他在文史两个领域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详见拙著《王伯祥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在谈到读《全唐文》时，他称赞《全唐文纪事》，说这是一部好书，不可不读。他原计划和我一起编纂《中国古代文论长编》，后因运动干扰而未能实现。他经常讲一些掌故给我听，如游香山时他指着满山红叶（黄栌、枫叶）对我说那是从秦岭移来的。他知道我喜欢书画，便选了毛泽东“俏也不争春”那首《咏梅》词写了一张条幅送我。虽然经历“文化大革命”劫难，我至今还珍藏在书房中。王老待我如子侄，看到我很瘦弱（当时我体重仅九十余斤），经常用带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问我：“庚舜同志，你怎么还这样清癯？”我结婚的时候，他不顾年迈，晚上从小雅宝胡同寓所赶到所里参加婚礼，做主婚人。

我的第二位导师是钱钟书。他的指导有言简意赅富于启发性的答问，而更多的则是潜移默化。有一次在所会议室开组会，我和他并排靠窗而坐，谈到研究，他一边在自己左裤腿的膝盖上方用指头画了一个小圆圈，然后又画了一些放射线，像平日人们画太阳一样，一边说做研究工作应当这样，先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再向外扩展开去。这是经验之谈，看似简单，实则至关重要。它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说句实话，在钱先生与我聊天之前，我对怎样做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一方面是什么文章都想写，一方面又觉得应像有的专家那样只研究一个作家，或者就诗论诗，就文论文，就小说论小说，研究唐、宋就不进一步去探索唐前宋后，那么就必然会陷入驳杂浮浅而不深了。对于研究对象，钱先生主张要花大力气去熟悉它们。他在一次谈天时无意间谈及他曾通读《全唐诗》五遍，这给我的印象极深。这种治学态度和那些仅凭选集写文章、浅尝辄止的人相比，高下自明。我那时想，像钱先生这样博闻强记尚且要反复读《全唐诗》，我不读更多遍怎么行呢。我本来就以读书为乐，从此以后更不敢懈怠了。《全唐诗》《全唐文》《太平广记》《敦煌变文集》《乐府诗集》等我都通读过，《全唐诗》通读则超过了五遍。

此文节录自李镜主编《那年那月》，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