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4年蜀中画家吴一峰所绘《岷江胜概》（节选）四川大学望江楼校区图

三、民国时期国立四川大学的校地转移及建设的影响及意义

（一）国立四川大学的迁校重建促进了学校的迅速发展

四川大学望江楼校区的基本规模，按照当年任鸿隽校长与省政府的《合同》中规定的是2200余亩。1943年学校由峨嵋正式迁至此处时，已接收的面积大概有700亩左右。“勘定川大新校址，东以雷神庙至白药厂上河边为界，西以新村至培根火柴厂后面为界，北自培根火柴厂后面，南以白药厂为界，经白塔寺后，农学院至雷神庙合界。”^[1]经过黄季陆校长时期的苦心经营，学校的面积逐步扩大。1946年学校接收了三瓦窑的建国纸厂，把新生院由南较场迁入此地。1947年1月又接收了头瓦窑的军毯厂，把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由校本部列五馆迁建于此。校园规模的扩大为学校扩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学校从1943年初从峨眉迁回成都时全部在校生共1316人，至1947年第一学期已增加到5051人。这一规模已超过了当时号称中国第一的中央大学（最多时为5000人左右）和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2302人）。黄季陆校长更提出了在抗战后重振教育的形势下，“川大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所负的时代使命非常重大……不但要成为全国最高最完善的学府之一，同时还要努力使川大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完善的学府。”^[2]在其建校规划中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在三、五年内把川大办成“万人大学”的目标。

校地规模的扩建更促进了学校教学设施的完善和教学环境的改良。1947年3月，因学校之前多方反映学校校舍紧张，师生住宿教学施行困难，通过国民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将原成都五十兵工厂旧厂（今南光机械厂旧址）及成都白药厂（现解放军七三二二厂）拨借给学校，学校除将部分土地用于扩建学校校舍外，更在兵工厂的基础上建设起木工厂、翻砂厂、金工厂、锻铸厂等实习工厂，并将工学院迁建于此。而白药厂内则开设了四川大学中正实验厂及化学实验工厂，当年的《国立四川大学校刊》曾专文对新建的川大化工实验工厂这样描述：“临锦江，有航速之便，共有厂房294间，建筑为坚牢的砖石钢骨工程，可分为四区，即白药间、水塔区、中山院和工匠房。厂内马路纵横，塘池星布，流水潺潺，森林蔚蔚，中心区有巍峨之水塔，可收锦城全景于眼底……该厂之建设对西南化学工业之建设颇有贡献，国家民生益有所补益，校方成立一设计委员会，集本校化学大师于一堂，由张汉良先生任召集人，拟成方案甚多。”^[3] 学校实习工厂的设立不仅有益于学校完善学科建设，更能使学生拥有条件较好的能够学以致用的实习基地和实验场所。

图为改建为学校实习工厂的原四川机械局厂房

学校迁建扩张大大改善了学校教学环境。时人曾对川大新校区优美的环境进行了这样描绘：“新校址濒锦江南岸，负郭面流，土地平旷。校舍建筑样式，采用中西合璧，质料坚实，巍峨雄壮。锦江绕流于前，帆樯往来，沙鸥明灭。四周农田菜圃环绕，花木成林。江畔垂柳依依，倒影水中，江天为之生色。望江楼在其附近，为蓉首胜之区，青年学子，作息其间，对于身心上之进益，诚非浅鲜。”^[4]稳定良好的教育学习环境成为国立四川大学优越办学条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引众多学子来此求学，也如筑巢引凤般引得许多名师宿儒任教川大，至1949年有包括向楚、吴宓、钱穆、赵少咸、金尤史、谢文炳、冯汉骥、蒙文通、毛坤、彭迪先、吴大任、柯召、李光涛、刘为涛、陈秉良、何玉昆、邓胥功等多位专家学者在内的167名专任教授，教职工总数达1038人。成都当时的报刊对学校迁校建设的成果也进行了充满诗意的描述：“在望江楼附近的平原上，作为川大的新校舍，是非常够格的，她既具有乡野的风况，又有都市的优势。……新春的时节里，一排排的树木，一厢厢的花草，发出新鲜的嫩芽，夹着平坦广阔的道路，纵横罗列，俨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生活在这优秀的景色里，会使你精神愉快，会使你心灵和怡，会使你在安详中兴奋起来。……因此，川大为最安静之读书环境，实非过甚其词。”^[5]

图为当时三瓦窑附近学校新校舍鸟瞰图

图为保存至今的曾作为川大工学院校舍的原白药厂厂房

(二)国立四川大学的迁建促进了成都城市发展

国立四川大学的搬迁及建设不仅对于学校本身是一场决定前途命运的大事，对整个成都市的城市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国立四川大学校址搬迁建设及房地产管理的案例，在民国时期全国高校迁校建设的案例中极具代表性，同时也是影响城市房地产管理及发展的重要工程项目，对于推动近代成都城市开发建设，特别是推动城市的文化教育发展尤为重要。

国立四川大学在望江楼附近的扩张建设使几年前还被视为荒郊野地的成都东南郊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昌明的都市。学校新址位于成都东南郊，在学校迁建开发计划落定之前除有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古迹外，周围多是荒坟田亩。下表为1937年3月时任华阳县征收局局长的胡炯造呈的《望江楼附近田土价值表》，反映了该地区从1932年到1937年田土价值的变化。

图表 3：《望江楼附近田土调查价值表》（单位：元）^[6]

民国廿六年三月十八日 局长：胡烔

表后还专文旁注：“此表根据当地田土价值，专人实地调查所得，照历年民间买卖价格填列。土价较田价尤高，因四季均可栽种，至本年田土价较廿五年价值，约再高四十元之谱，合并呈明”^[7]由此可知，望江楼一带的田土价格在几年内逐渐上升，并已达到田土收购价格中较高的标准。1938年，四川省政府因成都“新村”建设征购附近地亩，当时所给的征地费为每亩旱地210元、水田190元。相较于当时成都市各城区的房地价格，这一地区的土地价格仍然是非常低的。

下表为1938年成都城区地价分布状况简表^[8]

而当时与九眼桥、望江楼地区相接近的牛王庙、均隆街一带的地价调查情况见下表：^[9]

由上表可知，当时学校迁建初期，成都东南郊望江楼一带虽毗邻市区，但多为孤坟田地，土地价格是相当低的，国立四川大学的迁建为当地房地开发带来了契机。下表为1943-1944年成都市各镇街评定地价册^[10]中所载九眼桥、望江楼一带地价情况。

由地价变化的情况可见，学校的迁建拉动了城市周边土地价值的增长。而在这一基础上，更推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几乎与川大望江楼校区建设同步，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制定了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楼新校区和华西协合大学之间建设成都“新村”的计划。成都“新村”一期项目“北临锦江南岸，南抵小西天一带，东至安顺桥，征地面积为746.359营造亩，约0.5平方千米。”作为近代成都房地产管理中的重大项目，体现了当时的省市政府对于这一地区房地开发的信心，其中周边两所重要高校的影响不言而喻。“新村筹委会”聘请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为常务委员，[11]将新村建设涉及区域的两所最大的单位，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延揽入会，即是希望能调动两所学校的积极性，充分配合新村建设工作，使得新村建设和学校校园建设发展实现双赢。

在20世纪30年代城市设计热潮兴盛之时，为解决成都城市发展问题，按照城市设计专家陈乐桥的“都市计划”合理规划城市布局计，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对于未来成都市区的城市布局与建设进行了最初规划：“城奁内及城东牛市口、沙河铺一带划为商业区；城区北边以火车站为中心，附近一带划为工业区；城区内南边划为居住区；城东南华西坝至九眼桥一带规划为文化区。”^[12]作为这一计划最初的重要实践，除了由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主持进行的成都“新村”建设项目外，就是国立四川大学的搬迁和望江楼校区的开发建设了。

从1937年7月国立四川大学成立“四川省政府办理川大迁移校地委员会”开始，到1947年前后川大在借拨兵工厂、白药厂房产基础上建设工学院和理学院，征购建国纸厂建设新生院，接收头瓦窑的军毯厂等，国立四川大学陆续完成了望江楼附近2000亩土地的征地工作，校园建设亦同步进行，此时的川大初具了“万人大学”的建校规模，加之毗邻的西南地区最大的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在城南华西坝拥有大片土地和建筑宏大典雅的校舍。抗战爆发后，更有金陵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私立东吴大学等多所国内著名高校先后迁至成都，它们多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教学医院、实验室及图书设备等，与华西协和大学合作办学。这些内迁的国内高校与华西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学校齐聚一堂，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到东南郊九眼桥一带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学文化教育区，新的文化区的出现不仅使成都城市建设突破了城垣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实现着陈乐桥心目中“建设新成都的都市计划 ”^[13]。

文：甘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