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1886－1961年），字叔永，化学家和教育家。康乃尔大学化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曾任中国科学社首任社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干事长，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任鸿隽

任鸿隽与四川大学的渊源极深，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的他对家乡怀有一份天然的眷念，学成归来后更加关注四川的教育，认为大学教育在西南地区极为重要。1919年，任鸿隽向省长杨庶堪建议仿美国州立大学模式办一所大学，因政局动荡，议案未能实现。1922年，全川教育会在成都召开，会上他再次提出筹办国立四川大学的议案，因资金问题被搁浅。此后，在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期间，任先生仍关注着四川的教育，以基金会的名义，赠送图书仪器，资助留学生，并从北京、上海聘请周太玄、魏时珍等知名的教授来校任教等等，竭力地支持学校的发展。1931年回四川考察国立成都大学时，他还专门为师生做了重要演讲，期望四川的文化能与世界潮流并驾齐驱。1932年11月任鸿隽在《独立评论》的第26号发表了《如何解决四川问题》，可见他对四川局势、教育的重视。改革川大的办学状况，将其建成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名牌大学一直是他的心愿。1935年8月，当国民政府拟委派他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时，任鸿隽立即辞去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一职，欣然接受这一重任。他决心要办一所理想的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立四川大学在三至五年跻身中国文化之林，使自己毕身为之努力的“科学救国”之梦能最终成为现实。

以任鸿隽的资历和名望，尚未到任，四川舆论界就称道这是四川教育界的“福音”，是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吉兆。面对如此的厚望，任鸿隽满怀信心来到国立四川大学。一上任，他就多次在各个公开场合宣讲了他对川大的教育改革思想，揭开了四川大学现代化、国立化的大幕。“国立化”是教育改革的重心。他认为，国立四川大学应以全国为目标，无论是人才造就还是学术探讨都应与全国有关系，不仅要造就乡人，更要造就国家。“现代化”是指文理科均应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准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四川大学的使命》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他的主张。强调要实现川大的现代化和国立化，必须完成三个使命：第一，要输入世界的智识。第二，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在当今国难严重的情况下，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任鸿隽《四川大学的使命》

为了开阔视野，任鸿隽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学界名师前来任教，只要思想新，知识新，有拿得出手本事的都欢迎来校授课。一时间，张颐、吴大猷、毛仲良、钱崇澍等响当当的名家从四面八方汇集成都。他还邀请马寅初、顾颉刚、张伯岑、黄炎培等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不同流派、观点交锋撞击出绚烂的火花，让学生们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生源。1936年，川大首次派人或以登广告的方式，在北平、天津、上海、宁波、两广等地广泛招生，并将学费从20元减为12元，在学生贷款或奖学金方面多对学生予以照顾，其夫人陈衡哲每年还用自己的著作版税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四川大学的外省籍学生人数从以前4%左右一度达到45%以上。新师资和生源所带来的民主自由的新风气和新思想，为国立四川大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显得很有生气，向“属于整个国家的大学”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任鸿隽与夫人陈衡哲

任鸿隽重视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主张教学与时代接轨，很想把学校的功课尽可能的与社会实际发生联系，认为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否完成，不必等到学生毕业才能检验，学校的教授方法至关重要。他的一句话曾在川大广为流传：“学政法的，我们可以让他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将他们去调查商业状况和农村经济；学农的，可以叫他们去改良种籽；学物理化学的，可以将他们调查及改良土壤工业之类。”在他的倡导下，农学院的学生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调查省内 150多个县的农村经济状况。任先生还亲自带领师生到灌县灵岩山川大实习林场造林200多亩，和地方联合开办试验场，对水稻、柑桔、甘蔗、棉花、生猪生产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副业进行联合研究，组织理学院师生对四川兵工、石油、天然气、井盐、化工等进行调查研究。法律学系成立了法律顾问处，学生向大众宣传法律常识，搜集社会上所发生的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学习课本以外的专业经验知识。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体会到了书本没有的成就感，同时也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大学应有贡献。

在教学方面，任鸿隽推崇启发式和大纲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研究能力，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完全废除。学生自己寻找一些材料来完成讲义，减少专任教授课堂授课时间，增加教授和学生共同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时间。砍掉了一些不合时宜、用处不大的课程，增加了一些扩大知识面的课程。比如中文系有的学生不知世界变化，“不知萧伯纳是谁”。任鸿隽聘请刘大杰教授作系主任后，要求他另辟蹊径，用“独走新路”的思路改革 。为此，中文系一反读经为主的做法，给学生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两门课程，用五四以来的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此外，他还认为高深的学问必始于坚固的基础，课程标准必须实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二年级打好基础，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三四年级再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骛远，一无所成。任鸿隽的这一系列国立化、现代化的建校方略使国立四川大学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是国立四川大学成立以来的黄金时期。教育部曾派专员来校视察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学校精神振作，工作效率很高，学生勤奋研习，殊为可嘉。”而有远见的他更是在1937 年做出了迁校望江楼旁的重要举措。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任鸿隽接管国立四川大学时，学院分散，本部在老皇城，理学院、农学院设在南较场与外东白塔寺，房舍几经战乱也早已破败不堪，严重阻碍川大的进一步发展。任鸿隽决心来一次“大手笔”， 将成都市中心的皇城建成雄踞西南的大学城。他以德国柏林大学为蓝本，草拟了改造旧校舍的三年计划书。但由于经费问题，校舍改造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加之皇城地处市中心，地域狭小，改造成本大且不能解决本质问题，不能满足川大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于是任鸿隽萌生了在环境优美、清静的城外另建新校的想法。1937年4月，任鸿隽多地考察后，最后决定将校址选定在锦江河畔的望江楼附近，遂向省政府提议愿意让出皇城旧址，由省政府在望江楼附近划拨2000亩地给川大，并拨补助费66万元作迁校费用。经协商，国立四川大学和省府签订了迁校合同，并先划拨500亩动工，其余部分在两个月内完善手续。1937年6月16日，任鸿隽主持了新校舍破土动工典礼，先行建设望江三馆：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这三座建筑，特别是图书馆，成为了40年代川大的象征。

国立四川大学全景

正当四川大学蒸蒸日上之际，任鸿隽校长却由于诸多原因而辞职。在执掌川大的近两年时间里，他深得从前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的遗风，为四川大学能实现快速转型而四处奔波，竭力做他想做的事。虽然时间短暂，没来得及实现拟定的三至五年使国立四川大学跻身于中国文化之林的目标，但他在学科建设、校舍规划等方面为四川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正如胡适在《独立评论》上的评论：“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2.《四川大学历史精神使命》罗中枢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3.《四川大学史话》党跃武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

文：高霏

图：四川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