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培（1899——1983），四川忠县人，是我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在槭树科和杜鹃花科的分类研究上有重要的成就。他长期致力于标本的采集工作，采到标本11万号，100多万份，大大的丰富了我国各大植物研究所的标本藏量；方先生创建了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这些植物标本的储量居全国高校之首，川大标本馆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标本馆之一。方先生一生著作很多，《峨眉植物图志》《中国植物志》《四川植物志》《中国树木志》等专著颇具分量，其中《峨眉植物图志》获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授予银质奖，《中国植物志》在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上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个奖项在过去的十年中曾空缺7次之多。

方文培

立志编著中国自己的植物志

方文培8岁入私塾，从小就热爱学习；中学在距家120里的学校读书，他徒步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这些让他养成了刻苦与热爱自然科学的精神。1921年，中学毕业的方文培考取了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东南大学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设有生物系的大学，我国第一代植物学家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等知名教授都在此任教。方文培在学校里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成绩优秀，很快就得到了同学的钦佩和教授们的赞赏。

有一次，方文培在图书馆查阅图书时，在外文书架上翻到了有关中国植物的两部英文著作，一部是《华西植物志略》（Sargent C.S.，Plantae Wilsonianae）、另一部是《中国植物名录》（Forbes F.B. &Hemsly W.B.，Index Florae Sinensis）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居然都是外国人。自己国家的植物没有国人去研究，反而是外国人千里迢迢的来到中国研究，并著书立说，想到这里，年轻的方文培愤慨的说道：“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植物志”。

方文培把这两本书借了出来，冒着室外寒风萧萧、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气，走到了教员休息室。教员休息室里正坐着两位教授，钱崇澍和陈焕镛。看到表情严肃的方文培进来，教授们很是诧异。方文培把手中的两本书递给了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中国植物书不由中国人来编，反而由外国人来编呢？”陈焕镛教授语重心长的告诉自己的爱徒，“学而优则仕”，中国的读书人只要读书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走上仕途，这样的体制下是不会有多少人有心思去研究科学，去研究中国的植物资源；钱崇澍教授则告诉方文培，其实还有是做科学研究的官员，清朝就有个叫吴其浚的状元，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植物学研究上，最后他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了《中国植物名实图考》一书，流传后世。对于这样一个满腔热情的青年，陈教授送给了方文培一本自己刚写的著作《中国经济树木学》并鼓励他努力学习。面对老师的厚爱，方文培更加勤奋；面对中国植物学志上的空白，方文培立志要终生从事植物学研究。

标本采集中的惊险经历

没有充足的植物标本，是很难开展深入的植物研究的。方文培在近40年的调查中共采到标本11万多号，计100多万份，这些标本为我国的植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从事野外调查与采集一般要去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山区，十分艰辛，有时候还会遇到生命危险。

有次方文培带着助手一行三人来到四川南川县境内的金佛山。金佛山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满山的杜鹃花为方文培提供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其中有五种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植物。金佛山考察结束后，方文培带着助手往峨眉山进发，在途经綦江县一座名叫瀛山的小丘时，他们看到山上植物茂密，于是兴奋的采集起标本来。在采集中，方文培发现了一株高大的乔木，为了看清楚树上的果实和叶片，方文培拿出包里的望远镜。就在这时候，来了几个持枪的乡丁把他们围住，询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方文培指着植物标本解释道：“我们是来采集植物标本的。”可是这些乡丁哪里懂得什么是植物标本，什么是植物标本采集，只看到方文培手中的望远镜，就断定他们是探子。野蛮的乡丁踢翻了标本箱，并把方文培及助手绑着押到了石角场的一个小黑屋里，关押了三天。后来将其押到了县城，县知事（一县的行政长官）打电话与方文培的学校核实，才确定了这三个人不是探子，方文培一行才得以解绑脱身。

1930年，方文培和助手再一次入川采集，这次是去洪雅县境内的瓦屋山。从洪雅到瓦屋山步行了5天，方文培他们终于来到了瓦屋山山顶上的道院并住了下来，开始了在山上的标本采集工作。有一天方文培他们正在采集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在密林中迷路的他们找到一个岩洞避雨，直到天黑，雨都还未停下来。第二天雨停后，他们寻路下山，走了许久发现了一间茅草屋，茅草屋的主人是一个纸厂的老板，告诉他们这里已经是荥经县的地盘了，并为他们指了一条小路回瓦屋山。方文培一行在茅草屋里住了一夜，后来沿着纸厂老板指的小路走了两天，才回到了瓦屋山顶的道院。驻留道院的民工见方文培等人四天未归，以为他们已经被野兽所吃，也已向乡政府汇报，乡上也派人来山上寻找他们的残骨。大家见到方文培等人平安归来，也都很开心。

编写《峨眉植物图志》

峨眉山风景秀丽，植物种类繁多，早在19世纪后期，就有国外的植物学家、传教士、地理学家等人去考察，并采集过一些植物标本。方文培与峨眉山感情颇深，多次上山调查采集，并于1942——1946年编撰出版了《峨眉植物图志》一书。方文培关于峨眉山植物研究的突出成果，在国际上影响极大。为了纪念方文培在峨眉山植物研究的显著成果，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W.T.Stearn在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 第12卷第1期里，用方先生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植物Epimedium Fangii Stearn，并称赞他是“了解峨眉山植物第一人”。

还是学生的方文培，就带着助手去峨眉山采集标本，并与报国寺主持果玲大和尚一见如故，并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在峨眉山的茂密丛林中考察了一个多月，采集了一千多号，一万多份的植物标本，这些植物标本中有世界上从未发现过的新种。

1939年，为了躲避战争的空袭，避免无谓牺牲，四川大学迁校峨眉。当时担任川大生物系教授的方文培，也一同搬迁到峨眉山脚。虽然科研经费紧张，研究条件每况愈下，方文培并未受到影响，他打算将峨眉山的丰富植物资源调查清楚。方文培找到了十年前的朋友果玲大和尚，两人相见十分的高兴，果玲大师将这么多年以来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交给了方文培，有杜鹃花、珙桐花、报春花……看到这么多的植物标本，方文培十分的感动，也更加坚定了他研究好峨眉山植物资源的决心。在果玲大和尚的协助下，方文培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虽然采集时偶然会有小插曲。峨眉山除了植物资源丰富外，山上的猴子是出了名的野性与霸道。有一次方文培和果玲在洗象池遇到了几十只猴子在嬉戏玩耍，有两只小猴子见到方文培的标本箱，十分好奇，打开箱子，看到里边有个猕猴桃标本，于是抓了出来。看到猴子抢走了标本，方文培冲了过去，握紧拳头准备夺回来。猴王见到有人居然胆敢对自己的猴儿不利，便飞快的扑了过来。方文培被突出出现的猴王吓坏了，不知所措，这时候旁边的果玲大声喊道：“快给它吃的”，方文培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掏出包里的一个干粮扔给了猴王，同时也扔了一些给抢夺猕猴桃的小猴子，猴子们丢了桃子捡走了干粮，方文培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寻回了标本。

峨眉山的采集虽然艰辛，但是方文培一点也不畏惧，这一采集就是四年的时间。白天，方先生在密林中穿梭采集，晚上就在简陋宿舍的昏暗灯光下对标本进行整理与分析，他在这些植物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两百多种，编写出了《峨眉植物图志》。在艰难的战争条件下，一部毛边纸印刷的宏伟巨著诞生了，这部巨著共四册，每册记载五十种植物，共有两百多幅插图，两百多万文字，书中文字是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新种则增加拉丁文记载，这是四川第一本地区性的植物志。书一出版，就得到了各方的赞誉，剑桥大学的校长李约瑟博士见书后寄去了祝贺信；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也授予了方文培银质奖章一枚。

《峨眉植物图志》

方文培将一生中一半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四川大学。1937年他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后赴美考察讲学，归国后仍然在四川大学担任生物系教授，直至去世那年，方先生在四川大学的工作时间已经长达43年。

方文培在四川大学

文：刘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