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符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者和开拓者之一，又是著名的林业科学家。从1931年起，他先后在多所大学执教，并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尤其在我国艰苦抗战直至胜利的时期，当时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大后方，导致地下工作极为艰难。从1940年至1946年，李相符在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森林系任教授，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正确执行党的指示，与其他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志一道，对地方实力派、民盟和民协进行组织协调，特别是指导成都地区的青运、学运，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成都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局面迅速好转。
李相符1905年生于安徽桐城。幼年家贫好学，少年时曾就读于富有革命传统的芜湖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陈独秀曾在此担任历史教员。1922年，李相符考入山东农业专门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时，他已是济南学生总会的负责人之一，由于他组织声援学生游行，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为山东军阀张宗昌追捕而被迫东渡日本。
1926年2月，李相符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当时，国内北伐革命刚开始，他是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怀着火热的心情，注视着北伐战争的进展，并参与组建了国民党北海道支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李相符愤而退出国民党，在他的影响下，北海道支部亦自行宣告解散，同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宣言。不久，李相符和东京中国共产党留日总支部取得了联系，于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又积极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在北海道的支部，并被选为支部书记。1929年李相符在"帝大"毕业后到了东京，主要负责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社研"是中共的外围组织，遍及日本各大城市，参加的进步青年200多人，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同年10月，东京中共组织遭破坏，他不幸被捕入狱，忍受了日本特高课的各种酷刑，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坚贞品质。1931年出狱后回国，在组织的领导下，他以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出任上海劳动大学副教授并担任上海左翼文化同盟执委。后相继转任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时间在武汉等地的“抗敌工作委员会”担任要职，为敌后抗战工作做出贡献。1939年李相符到重庆南方局见到董必武同志，本拟北上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却因突发一种溶血性黄疸病而未能成行。1940年组织安排他到成都华西协合医院继续治疗。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成都制造了春荒"抢米事件"，企图嫁祸于中共地下党，借以掀起反共高潮，大搞白色恐怖。中共川康特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加紧撤退和转移干部。李相符初来蓉城，他的党组织关系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相对比较安全。1940年8月，他受聘为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有此身份作掩护，为他创造了进行地下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但当时地下党组织已遭破坏，在白区的统战工作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党中央交与他的任务，主要就是做上层统战工作。这年秋天，董必武先生路过成都，又与李相符见了面，也交待了这项任务。此后他在成都的6年里，始终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着经常的秘密联系，由于能够及时得到党的指示和支持，工作得以稳步开展，而且卓有成效。
一、参与组建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团结川康地方实力派。
在李相符未到成都以前，中共中央针对川康军政人员特别是刘文辉和上层知识分子已经多渠道做了许多团结工作，包括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都曾会见过刘文辉。因此李相符留在成都以后，就继续参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各方面的进步同志共同努力，于1941年成立了以地方实力派刘文辉为首，包括成都各大学进步学者、教授、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层人士参加的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
青年时期的刘文辉
刘文辉生前在其撰写的《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中曾记载道：“抗日战争期间，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基础上，我同知识界的进步朋友联系日益广泛，关系日益密切。1941年春，我和李相符、杨伯恺、黄宪章、马哲民等，研究如何在后方民主运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大家都认为有成立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的必要，经过几度商量，决定成立唯民社。在成都邵石痴（是我与进步人士联系的代表）家开成立会。通过的宗旨为：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社委员会推选我为社长，李相符管组织，马哲民管宣传，邵石痴管财务。唯民社的经费由我筹措。参加的社员有邓初民、杨伯恺、朱蕴山、沈志远、黄宪章等30余人。唯民社主要通过文化工作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从以上一些情况中，已可看出"唯民社"实际上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成果之一。李相符同志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对当时在蓉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十分尊重，取得了张老的有力支持。"唯民社"从1941年春成立到1945年底结束的5年中，对抗战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
（一）通过"唯民社"，加强了中共对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川康将领的统战工作。当时，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地方势力的支持和掩护。而蒋介石在始终未忘记反共的同时，也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异己的地方实力派。在历史上曾公开反蒋拒蒋的刘文辉，随时感到生存上的威胁，也需要进步势力和民主力量的帮助。因而他对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和民主政治，防止蒋介石妥协降日，反对蒋的独裁统治和排除异已等，都积极赞成，很支持"唯民社"在国统区开展爱国民主活动。为此，他不仅给"唯民社"提供活动经费，有时社办《大学月刊》编委开会，他都亲自参加，听取汇报；有时还请"唯民社"的学者、教授给他讲课或者分析形势，以增益见闻；当国内外出现重大问题需要有所决策的时候，他则要召集"唯民社"有关人士共商意见，集思广益。在此期间，刘文辉支持了"唯民社"，掩护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唯民社"也帮助了刘。他能一步一步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正是包括中共和"唯民社"在内的多方面力量进行工作共同促成的。而李相符在"唯民社"活动几年中，善于与刘文辉合作共事，并且解放以后二人又同在林业部工作，继续合作共事，绝非偶然。
（二）通过"唯民社"团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版了几种进步报刊，对西南民主运动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仅以两个刊物为例：
1.《大学月刊》
这是"唯民社"的机关刊物，1941年春"唯民社"成立后即开始出版发行，当时在各大学以及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李相符和马哲民、沈志远、陈仲凡、邓初民、杨伯恺、黄宪章为编委委员。刊物以反对独裁统治，争取学术自由，推动民主运动为主旨。直至1946年内迁后方各大学相继东迁、北上复员为止，每期千份，坚持出版，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等主要城市发行销售。它不仅冲破了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所形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逐步开拓了舆论阵地，也呼唤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形成了蒋管区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唯民社"在成立时社员只有30余人，但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仅所办《大学月刊》社的社员已达70多人，且十分之七、八都是大学教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后来一部分社员加入了民盟，成为领导骨干，还有一部分社员，则成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的中坚力量，团结了更多知识分子，为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继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2.《青年园地》半月刊
半月刊与《大学月刊》同步发行，为当时知识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们的公开读物。李相符很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亲自兼任了青年园地社的社长。参加社里工作的亦多为成都各大学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协"成员，编辑部负责人先后有韩述之、吴寄寒、黄药眠、王晶垚、刘明章等。它的宗旨是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后方广大青年，推动成都地区青年的爱国民主运动。其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李相符把《青年园地》的工作与中共成都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成都地区的"民协"是在李相符的指导支持下成立起来的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因此它的部份负责人又被李相符吸收在《青年园地》中承担了任务。《青年园地》既是当时学运工作的宣传阵地，也是"民协"在组织上的据点之一。社址最初设在刘文辉的代表、进步人士邵石痴家，后则迁至东大街和丝棉街两处，在1945年—1946年间，成为进步青年组织开会和接头的地方。因为这些特殊条件的配合，才促成了当时成都青运学运工作的迅速展开。
二、具体指导、支持和帮助"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组织领导波澜壮阔的青年学生运动
"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是在前述"抢米事件"以后的特殊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中共的外围地下组织。当时由于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一部分留在成都和外地转移来蓉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以及拥护党的积极份子，带着渴望寻找党和重新斗争的心情，逐步汇聚在一起，结成秘密革命社团。1942年，建立了"蓉社"，开始时只有6人。1943年春，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改名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1944年春夏，为了防止敌特破坏，该会曾经暂时停止活动，继而由核心成员王晶垚、王文星、黄寿金、崔巍组成四人秘密小组，开始与李相符联系，取得了他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又继续向社会各方面坚持进行活动。是年秋形势转变，才恢复了"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名义，带头与其它进步社会团体发起进步活动。1944年10月7日，“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组织各进步团体在成都华西坝举行"国是座谈会"，邀请张澜等7位国民参政员公开讲演，抨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打破了当局在大后方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后的沉寂局面。此后，会员发展到19人，并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在李相符的指导下，10月15日新组织在成都文殊院的树林里正式成立，定名为"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紧接着便从声援"市中事件"着手，首先组织发动了促进西南地区学运走向高潮的第一声春雷——"双十一运动"。其后，不断组织领导着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每次运动，李相符都倾注心血和直接参加指导，为运动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民协”章程草稿
"民协"组织在这些斗争中也不断壮大，1945年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8人，1946年内迁院校复员返迁后发展到300多人，培养了一批在各条战线上忠于共产党，忠于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优秀骨干。他们为党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多年后，他们谈及李相符先生，无不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钦佩他为革命不懈斗争的坚定精神和光辉事迹。譬如"民协"早期的主要负责人王晶垚（当时燕京大学学生）称赞他"对成都青年运动作了最多的、直接的支持。"民协后期的主要负责人王宇光（当时金陵大学学生）这样肯定道："川大教授、地下党员对民协的活动以及1944一1946年成都历次的学生运动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当年民协负责人之一彭塞（当时华西大学学生）亦提到，"李相符同志对成都的民主运动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原民协负责人之一，后和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的陈鼎文（当时燕大学生）也赞扬说："相符同志对现实形势分析准确，善于发动群众，打开局面。”“革命性坚强。”民协众多同志对李相符先生的高度评价，皆是因其对成都敌后革命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成都"民协"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民协"正式成立前的1944年春，其前身"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活动，因面临白色恐怖而一度停止后，它的核心"四人小组"，经同具有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李相符联系请教后，在他的关注和帮助下，又继续坚持斗争。因李相符同志能及时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加上他在组织工作、青运工作和统战工作上的长期经验，以及他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唯民社"已有工作基础，都给"民协"的成立和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他安排了"民协"一些主要成员到"唯民社"办的青年园地半月刊，有王晶垚、刘明章等担任过主编，崔巍、卞仲耘、李静准（李吉均）、刘继祖、商韬、陈鼎文、孙跃冬等也分担过各项工作。他们就在李相符的直接关照支持下，使"民协"的工作与"唯民社"的活动挂了钩，从而就在政治上得到掩护，经济上得到赞助，同时也为"民协"提供了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阵地，有利于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二）指导、帮助"民协"打开成都青年学生运动的新局面。
1944年10月31日，"民协"刚成立半月就面临着成都"市中事件"爆发后许多突发事件的考验。“市中事件”中，在这所国民党控制极严，并无一个共产党员或"民协"成员的成都市立中学，却自发地展开了学生追查校方在伙食管理上循私舞弊、虐待青少年学生，进而反对政府当局的斗争。事件导致军警与请愿学生发生冲突，致轻伤30余人，重伤10余人，其后又逮捕、囚禁44人，造成全市震惊的"十·卅一惨案"。这一严重事件，激起了成都各大、中学校学生及家长、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的无比愤怒，纷纷进行了罢课抗议、募捐、慰问、声援等活动，全城呼吁："救救市中受难的子女、弟弟妹妹们！”群众行动起来了，就迫切需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核心力量。但当时成都的地下党组织还没有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下恢复过来。在这关键时刻，李相符和在蓉为数不多的地下党员立即站了出来，依靠和帮助已经建立起来的"民协"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抓住声援市中学生正义斗争的良好战机，打开青运、学运的新局面。很快就着手组织领导了称为"双十一运动"的青年学生群众运动。即在11月11日，举行了第一次有7000多大中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答允了学生们提出的4个正当条件，把引起事件的市长余中英、官员方超撤了职，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市中事件留存照片
此次运动的全过程表明，李相符同志实际上是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直接参加了"民协"为开展运动所进行的多次大、小型秘密会议，作出决策安排，也包括斗争胜利结束后"民协"在百花潭王家花园举行的经验总结会议，讨论巩固这次胜利和扩大"民协"组织等问题，他都亲临具体指导进行。不仅如此，他还自始至终由内及外，以自己在民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密切配合，有力地支援了这次斗争直至胜利。譬如"市中惨案"一发生，他就和党内、盟内以及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叶圣陶、杨伯恺、马哲民、沈志远、田一平、黄药眠、李劫人、贺孟斧等52人联名，公开发表《慰问市中同学书》，呼吁声援被害学生。他还通过"民盟"主办的《华西晚报》及《华西日报》详细地报导了警察的暴行和学生的正义行动，造成舆论声势，援助学生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他还考虑到这是革命力量长期隐蔽以后第一次开展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为了提供安全保障，防止敌特破坏，便通过"民盟"的关系，取得当时担负成都警备任务的川军第164师师长彭光汉（盟员）的支持，在会场周围及游行所经路线，派出军队保护。这一安全措施，既鼓舞了斗志，也确保了集会和游行的顺利进行。
"双十一运动"的胜利，标志了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大后方中心城市的黑暗专横统治，激起强烈反抗，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标志了成都的反蒋民主斗争从此逐步走向新的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称之为"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钱瑛同志称之为"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无疑，李相符同志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对川大"民协"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更为直接具体。
四川大学的"民协"组织也是1944年秋由李相符教授亲自约集10多位进步学生筹商建立的。他非常重视学校"民协"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期的"民协"骨干，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在李相符同志亲自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指导他们的理论学习，参加他们的时事讨论，并曾邀请中共南方局派来成都的张友渔同"民协"同学作形势报告，鼓舞大家的战斗意志。他还邀请从延安来川的新华社记者杨慧琳（女）给"民协"同学介绍延安整风情况、大生产运动，讲解一些革命道理以及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等，对大家启发尤大。他还教给大家革命斗争的策略与办法，帮助大家总结斗争经验，强调要深入联系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团结更广泛的同学参加斗争等等。川大"民协"所领导的重要的爱国民主斗争，他更是亲自参加，具体指导。
当年的学生在后来回忆起李相符老师的时候，总是怀着十分敬仰、激动的心情。譬如卢昌邦同学提到，"我被选为川大民协的组织委员，为日常工作经常到相符老师家汇报请教。民协领导骨干的秘密会议都在他家角楼上召开，川大民协就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茁壮成长。"刘承俊、赵锡华等同学也都谈到："相符教授积极、热情、坚韧、顽强，在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川大，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共成都市委在川大的基层组织尚未恢复前，由民协组织和领导的川大学生运动，是在李相符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川大铮园四号的住宅，可以说就是成都地区民协和学生运动的地下司令部。在校外的民协领导成员王煜（王宇光，金陵大学）、李中、陈鼎文（燕京大学）等同学也常来找李先生。川大民协领导成员吴祖型、黄立群、达凤德、王琴舫等去找李先生的时候就更多了。"大家认为，当时尽管相符教授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他是以民盟盟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从未以领导者自居。而是以他的革命思想品格、能力和他在实际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从而十分信服地把他看成是导师和领导者。
文：甘露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