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三排左起第九为李相符同志
三、积极为"民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开拓新局面
1944年，李相符加入"民盟"，正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时候。未改组前，"民主政团同盟"从组织内部存在三个问题：其一，由于"政团"二字的束缚，限制了无党无派人士的入盟，妨碍了盟的发展，不能适应形势要求；其二，它是由不同政治主张、信仰的三党三派（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职教社、救国会、乡建派）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政团联盟；其三，青年党会员在盟内占的比例大，由青年党总部代办、把持盟务的情况已日趋明显，在成都尤为显著，盟的政治方向难免发生偏差。李相符针对改组后的"民主同盟"面临的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盟的发展巩固与端正政治方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列举事实如下：
（一）努力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众多的进步青年入盟，为改变原民主政团联盟性质以及坚定盟的正确方向，提供了一支可靠的力量。
其中最明显的如：
1.1944年秋以后，李相符同志和唯民社的绝大部份成员都相继转入了改组后的"民盟"，为盟增添了一批有影响、有作为的领导骨干，先后被选为盟中央委员、省支部委员等职。有的本身就是中共老党员，有的则是与中共长期合作共事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爱国人士。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充实巩固了这个民主党派组织，从而保证它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2.1944年秋至1945年12月，相符同志先后动员了大批"民协"同志参加"民盟"。王晶垚、崔巍、黄寿金、陈鼎文、吴祖型、林梦奇、李景春、达凤德、何富华、赵锡华、罗承云、李惠明（渣滓洞牺牲的烈士）、张国维（渣滓洞牺牲的烈士）、刘淑文、商韬、胡忠植、孙跃冬、李江景、冯玉钦、汪寿康等众多"民协"同志纷纷入盟，其好处有三：①使盟的活动不再局限于上层，它在青年中也扎了根，在开拓盟工作的新局面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②充实了盟内的重要力量，对巩固盟的组织，坚定盟的正确方向又增加了一层保障；③对"民协"来说，它作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也需要依托"民盟"，才能更好地开展斗争。这样，李相符就把民盟工作、民协工作以及青运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都结合了起来，为在爱国民主斗争中互相支援和密切配合，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
另外，其他经李相符同志介绍或受他影响吸收入盟者还有许多，仅在1944年秋川大民盟组织成立后，经他介绍入盟的教职员就有张万禄、王道容、王拔群、向敦仁、李琼仪、李青匀等。解放前川大"民盟"的基础相当雄厚，追本溯源，或直接或间接，基本上是从李相符同志开始奠基的。在他的影响下，川大的地下党员、民协成员、民盟盟员在组织上互相交叉，亲密无间，在行动上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在川大建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良好开端。
李相符具有高明的组织才能，他善于团结调动各方面的进步力量，努力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都充实到"民盟"内来。1944年11月5日，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他当选为支部委员时，盟员还是有限的；成都约百人，重庆只80人。但是到1945年10月初，"民盟"召开临全大会（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盟员已发展到三千人（无其它党派的盟员约占70%），其中四川即达两千人，成都则约占一半。不到一年，成都的盟员增加了10倍，占全国盟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当然，这是"民盟"组织和盟内骨干成员们的共同努力，但相符同志所作的贡献，则是特别突出的。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和邓初民、冯哲民、沈志远、杨伯恺、曾庶凡等都被增选为盟的中央常务委员或中央委员，从而加强了盟的领导班子，扩大盟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削弱青年党一度对盟务的把持，极大地促进民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二）勇于与善于同青年党进行政治斗争
当时的四川是青年党的大本营，它在成都尤其跋息专横，竭力把持盟务，特别是它历来坚持与共产党等进步团体为敌。因此在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以后，其内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李相符坚定地与盟内的进步势力一起，广泛团结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同青年党内的顽固份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对青年党内中间势力进行争取团结工作。1944年秋冬在一批"民协"同志入盟后，相符同志即与他们筹商在盟省支部领导之下，成立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青年组织，以便团结青年党影响下的青年以及其他方面的青年，共同推进民主运动。到1945年2月底，"民协"方面就以王晶垚、贾唯英、宣世贤为代表，同青年党内的青年协商成功，在3月1日正式组成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民协青年社"，并创办了《民主青年》半月刊（四开铅印），由王晶垚任主编。在"民盟"的省支部里便由李相符同志领导这个青年团体。在嗣后不断兴起的青运、学运中，李相符团结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削弱了青年党中反共的顽固势力。
2.对青年党中顽固势力把持盟务的歪风进行极力抵制和坚决斗争。自1944年11月"民盟"省支部成立以后，青年党内的顽固份子为把持盟务，排斥进步势力，一再制造摩擦，滋生事端，1945年6月"民盟"成都市分部筹备选举时，更是彻底暴露。本来，在省支部成立时，9个委员中青年党就占了3个（李璜、杨叔明、宋涟波），已不算少。因此在筹建市分部时，与青年党商定，分部的委员仍按此比例选出。当时该党完全同意，并主动承担了发通知及会场事务。殊知他们却耍了手脚，对其本党盟员的通知及早发出，对其他盟员的通知却延期发出，以致6月27日上午临开会时，大部份无党派的盟员都还未收到通知，赶不及来开会，而到会者绝大多数是青年党的盟员，又形成他们把持会场的局面，以致草率选举结果，在11名"当选"委员中，除了范朴斋、陈白座、董云宾3人外，其余都是青年党成员。这种恶劣行为激起了盟内广泛的反对。李相符当即鲜明地站在盟内进步力量一边，进行坚决抵制，一方面不承认这种违背协议的选举结果；一方面以盟的干部联席会议为基础，以盟省支部负责人张志和与委员李相符、杨伯恺、田一平、马哲民、沈志远等为领导，广泛地团结了在省支部和基层里的主要骨干，加强对青年党斗争的活动，发展了进步势力，使青年党把持盟务的伎俩难于实施。
时任"民盟"市分部主委的范朴斋本是国民党的民主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成立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4年10月经左舜生介绍入盟，他与青年党的领导人关系一直不错。以前李相符在斗争中都争取他，开始他对李的话将信将疑的。此事发生后他的态度就完全转变，特别在1945年10月初"民盟"的临时大会期间，范提出了"修改章程，健全组织，遵守决议"的正确提案，有助于约束盟内有党派的成员遵守纪律，改变松散的政治联盟的结构，为全会修改章程所采纳了，但却遭到青年党内顽固份子的反对，其中尤以刘东岩跳得最凶，竟恶言辱骂范。由此青年党的专横行为，更受到大会代表的普遍反对，使其陷于极其孤立的地位。青年党原在盟内的势力并不小，但此次增选的33名中央委员中，青年党只占2人。相反，李相符以及原"唯民社"的一批同志，都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常务委员了。这就有力地扭转了青年党把持盟务的局面，使该党在四川和成都再也不能专横跋扈了。接着在旧政协会议前，它便公开地投靠了蒋介石营垒，也就自绝于盟了。
此后，原民盟松散的政治联盟的结构已开始改变，它的组织更加发展壮大，基层力量更加充实，战斗力更加坚强，从而协同中共和"民协"，有力地推动了抗战胜利后成都地区反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人民革命运动。
（三）促进"民盟"的活动与青运、学运紧密结合
未改组前的"民主政团同盟"，在抗日救亡运动方面是作了不少工作的，其领导成员多系知名的上层知识分子，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和梁漱溟，更是德高望重、刚直敢言，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们能顶住蒋介石国民党的压力，为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到处奔走，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当时毕竟为主客观条件所限，工作上多局限于上层。自从改组为"民主同盟"以后，由于李相符的积极动员，安排一批又一批"民协"骨干子加入了"民盟"，他们中有不少又受过党的教育，具有组织群众斗争的经验。这样就使盟的工作紧密地与青运、学运相结合，开拓了盟的工作新局面。例如1944年，在李相符支持指导下召开的"国是座谈会"，就正好是这种结合的重要开端。
"民盟"改组后不久，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民协"原名）牵头，组织成都5大学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发起，于1944年10月7日在华西大学体育馆举行了"国是座谈会"。他们邀请了回到成都的国民参政员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周奉池、邵从恩、黄健中7人出席（前3人是盟员）。到会者有在成都的各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2000多人，大会由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克林（"民协"最早的骨干）主持，会上提出了：“救国的办法是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等主张。会场上群情激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次大会震动很大，远及国民党统治的整个西南地区，因为这是1940年反动派制造"抢米事件"实行法西斯专政以来第一次由青年学生组织公开举行的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也是在国统区的民主派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这次"国是座谈会"显然就是"民盟"与青运、学运开始密切结合的胜利大会，也是李相符促进这种结合的贡献之一。
自此以后，在成都地区"民盟"与“民协"紧密配合，从当年支援"市中事件"的斗争开始，又连续开展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斗争。譬如1945年4月声援"民盟"的《华西晚报》被砸事件；12月9日为反对内战和追悼昆明"一二·一"事件死难烈士而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救护川大学生、盟员李实育被反动派诬害的斗争；以及次年初为声讨反动派在重庆制造镇压革命人民的"较场口事件"而激起的"二·一六"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等。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民盟"与"民协"的同志都是并肩战斗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共同推进了抗战大后方四川省会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开辟了反对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第二战场。而坚强的共产党员李相符，在每次群众斗争中，他不但是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是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主将，凡重大集会与游行示威，他总是亲自参加，走在前列，带领和影响着广大革命群众去争取胜利。
四、“三教授事件”中的正义斗争
《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川大“三教授事件”
国立四川大学作为川内首屈一指的大学，其校内进步与反动势力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歇，李相符等进步师生历来都是国民党反动骨干们重点打击的对象。1946年3月13日，校内反动骨干将矛头直指三位知名教授。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外墙上，贴出一幅字大文俗、用细麻布裱糊、号称《新民主》的壁报，上面署名发行人：张烂（影射张澜）、主编：狸象狐（影射李相符）、逃到蓉（影射陶大铺）、盆底现（影射彭迪先），在这三个谤名之旁还写一红色"戒"，以示枪决。壁报污蔑刚直敢言、德高望重的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吃铁吐火"；"造谣诽谤三位教授"拿卢布"，"讲新民主"，"主张东北自治，新疆、西藏独立"，"出卖祖国"等等。三位教授闻讯后，强烈要求教务长、代校长叶麟（当时校长黄季陆外出）查究。叶麟在当日下午，即将这份壁报取下带走。次日（13日）在图书馆四周又出现许多标语，恶意叫嚣"《新民主》壁报昨晚被匪徒劫掠"。当晚还有人贴出一张伪造的所谓"李相符启事"，诽谤他主张"苏军解放东北，应该把东北送给苏联"等等，并在这"启事"旁另贴一张驳斥"启事"的大字报，企图蒙蔽欺骗一些同学，挑起事端，以打击相符老师。第二天清晨，那些反动家伙又挑唆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聚会在图书馆门前，搞现场拍照，并大声诬叫"李相符出卖祖国"，气势汹汹地要李出面答话，并声言要搜查他的住宅，反动气焰极其嚣张。李相符教授闻讯后，立即找到教务长叶麟同到现场查究。叶麟和李相符老师同去图书馆门前登上台阶，告诫肇事者不得伪造文书，混淆视听，诬辱师长。一伙反动份子不听警告，乌烟瘴气地继续围攻李相符老师。面对反动分子，相符老师从容不迫地大声讲道："同学们，大家看见了，一张所谓李相符启事墨迹未干，批驳这张启事的声明就同时贴了出来，听过我讲课的同学们，只要对照一下我在黑板写的笔迹，不就完全可以证明这张所谓启事是冒名捏造的吗？"如此义正词严的反驳，立时镇住了场面，接着他还说道："我对同学们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行动是支持的，是光明磊落的，是任何污蔑陷害也动摇不了的！"这时赶到图书馆门前的人越来越多，进步同学多已闻讯赶来。李相符老师激昂的讲话和申斥，赢得一阵阵掌声。教育系四年级同学周应培从楼上阅览室窗口振臂高呼：“打倒特务”“特务滚出川大！”同学们也不约而同地跟着高呼口号。反动份子就像一群跳梁小丑，不得不在一片怒吼声中溜之大吉。
由于三教授坚持斗争，"民协"与"民盟"又密切配合，适时地提出了"尊师重道"的口号，很快就掀起了尊师运动，校内各进步社团、各个系会都纷纷写出声明，发表启事，声援三数授，有六七十个教授和大多数系主任都签名支持三教授。更多的青年讲师、助教也都站在支持三教授一边。由于这一奇闻轰动了教育界，"成都各大学教授联谊会"亦发表宣言，痛斥反动份子的无耻行径。由于各方面的压力，黄季陆回校后，不得不对学生中公开肇事的少数人分别以开除、记两大过、两小过、停学一期等处分。暑假中又撤去了丁作韶的训导长职，解聘了三青团干事长王文元的史地系教授职，三教授硬顶住了逆流，"民协"领导骨干陈鼎文当天赶到现场后，就站在老师背后保护他，注视着反动分子的动向。事后他回忆说："李教授敢于面对愚顽而大声斥责，是大勇者！"李相符同志就是以他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英勇气概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信赖与佩服，故能团结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爱国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里来。
四川大学江姐馆中的“三教授事件”浮雕故事墙
1946年夏，李相符教授被川大黄季陆校长“礼送出校”，他离开成都到南京担任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9月，李相符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建国后他先后担任林垦部副部长、北京林学院院长、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为我国的林业建设和青年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但是，他终因积劳成疾，医疗无效，不幸于1963年10月20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59岁。
文：甘露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