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南，蒋家王朝濒临最后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秉承最高当局的密令，将在西南各地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全部秘密处死。11月下旬，他们首先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进行毫无人性的疯狂大屠杀，继而于12月上旬又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大惨案。

12月4日，当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将36名有“情节重大”的政治犯名单呈交毛人凤时，毛人凤略微翻阅了一下，随即批上“一律枪决”四个字。十二桥惨案蒙难者包括1949年12月4日在外西抚琴台（永陵）和12月7日在通惠门外十二桥遇难35位烈士。不过，在毛人凤批准枪杀的名单上，一共是36位革命志士；其中一位在狱中历经磨难，却得侥幸虎口脱险的革命者是川大校友、当时的民盟成员——朱君友。

一、财神家的叛逆少年

1917年，朱君友出身于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地主家庭，其家被称之为“朱财神”，又称之为“朱半城”。其父朱茂先是一位乐善好施、善培植菊花的开明士绅。家族以煤炭商业起家，富甲一方却欲以诗书传家。当时朱家子弟擅书画，蜀中美术界有画坛“朱氏七姊妹”，一时传为佳话。其中著名女画家，成都画院首任院长朱佩君就是朱君友的堂妹。
朱君友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1938年，还在上中学的他就毅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并担任领导。1947年，他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1946年经范朴斋（时为张澜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亲笔签批的首批政务院参事之一）介绍，在成都慈惠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编入民盟成都市第27区分部，为区分部负责人之一，并分管市民盟财务工作，为民盟筹集活动经费。朱君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7年，我哥朱君昌同张复初合办建筑社，我利用之进行革命活动。很多地下党在该楼上开过会，或将该社作为临时联络点。当时资助地下党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取出来的，由此引起家里人的怀疑。父亲认为我的种种行为大逆不道，对我采取严管，经济上卡我，限制行动……1949年，范朴斋去香港，我支助他黄金五两和我的订婚戒指两只。”

对于朱君友早年利用家庭背景支持革命工作的经历，民盟成都市委组织部经过多方调查，在所出具的证明中说：该同志曾做过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掩护过彭迪先（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大学校长、四川省副省长）、王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范朴斋、张友渔（著名法学家，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等人。范朴斋到香港参加民盟活动，也是朱君友提供的活动经费。

1947年，朱君友与杨汇川结婚，杨汇川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杨维的女儿。她13岁离家出走，参加共青团，就读上海大夏大学，后转入国立四川大学。朱君友参加革命活动，与杨汇川的影响分不开。她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极深，与之关系密切的地下党负责人有熊梦碧，还有与张友渔关系很深的吴寄寒。朱君友后来深情回忆说：“我参加革命都是受了她的启发教育。”

二、狱中的坚贞志士

1946-1949年间，朱君友不仅负责民盟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组织工作，还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每天晚上在家收听新华社广播和外台的华语广播，然后迅速整理成情报资料，于次日交给交通员送走。到1949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并向大西南进发。国民党加紧镇压地下革命活动，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但朱君友并未被吓倒，依然从容地完成着上级交给的工作。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在11月的一天晚上，朱君友经过玉带桥，碰上国民党特务扎口子突袭搜身检查。他身上带的进步书刊、传单和资料来不及处理掉，被特务搜出，立即被捕，被关押进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在那里，身高一米八的朱君友被穷凶极恶的特务反绑双手，吊在梁上，“鸭儿浮水”，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他却仍然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敌人也很难相信这位朱家的“六少爷”竟能这样坚韧不拔、视死如归。据国民党留下的档案记载，当时朱君友“态度顽固……”。关在玉带桥的地下党搞工运的廖成林在当时给了朱君友许多帮助；地下党“川西解放组”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也关在这里，他们都相互支持鼓励，最后被枪杀于外西抚琴台。
    在玉带桥关押不久，朱君友被转到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他留下了成都十二桥烈士最后日子里的珍贵回忆：“川大同学余天觉的歌声嘹亮高亢！每天傍晚放风后，他就用歌声来排遣胸中的郁闷，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杨伯恺是双重关系，既有共产党的关系，又有民盟的关系。由于民盟派我的工作的原因，有很多时候都同他在一起。被捕前，我与他都同住双栅子一条街。关在将军衙门后，我在一个牢房，他在另一个牢房，不能交谈。每天在院坝里放风，只有几分钟时间，又不准说话。我和杨伯恺只能以目示意。”“徐孟生的年龄比我大。我同他一间牢房；他睡的上铺，我睡的下铺。他是双流机投桥人，在成都搞地下武装，因事机泄露而被捕。”“吴惠安，我们称他‘独腿将军’。他右腿因受刑，瘸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这个人与我摆得拢，他在四川地下党活动的时间长。”“王干青是张澜先生的密友。1946年春，我加入民盟那天，王干青在成都慈惠堂主持会议，表老（张澜）还讲了话。我入盟的介绍人是范朴斋。他在地下工作时期营救了许多人，如重庆渣滓洞被关押的同志就救出不少；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华西大学的学生毛英才和我一样，被捕也是工作失误……毛英才个子不高，在牺牲的同志中是资历最浅、最年轻的一个。可惜这些年轻人哪！ ”“王伯高说起来算是我的一个亲戚，他的继母是我母亲的妹妹。他比我的年龄大，而且是邛崃涌得起水的人；被捕前住在国民党旅长邓和家。在一个深夜，特务到邓和家将他抓起来了。我相信邓和不会出卖他，但特务的力量太大了。”

三、劫后的坎坷人生

1949年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特务传唤，由特务押着走出牢房。当时他觉得敌人要下毒手，走的时候就将所有的行装送给了民革的徐孟生。当他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牢房时，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杨伯恺、王伯高也隔着铁栏杆向朱君友点头示意，鼓励他要走好，胜利最后是属于我们的。匆匆告别了战友的朱君友，被特务押解出牢门就看见杨夷甫和杨的表弟、徐中齐的弟弟徐季达在此等候。杨夷甫是朱君友之妻杨汇川的兄长，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高级秘书；徐中齐是特务头子，是由朱君友的岳父杨维提拔起来的。在40年代，杨家在成都军政界颇有影响。爱子心切的朱茂先就是利用此种关系，用10根金条作为代价贿赂特务当局，将朱君友从死囚狱中营救了出来。

被救出狱的朱君友在成都中和场乡下的亲友家躲避，一直到解放军入城后才返回城里，他也是在这时才得知他离开的第二天深夜，特务们将关押在成都将军衙门政治监狱中的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秘密用汽车运到西门外的十二桥畔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没想到与杨伯恺他们的匆匆一瞥，竟成永诀！

朱君友逝世于2004年10月，垂暮之年他还常常激动地对儿子们回忆：“这些事情是忘记不了的，这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回忆。见过杨伯恺慈祥和蔼的眼光和微带笑容的面孔，我就感到自己的斗争是得到党和同志们的支持的。过去令人难忘的事情回忆起，觉得自己虽然能够活命，但那么多人都牺牲了，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作为一名幸存者，永远怀念地下党领导人杜可同志，地下党员吴惠安同志，地下党员、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同志，还有其他的死难烈士们。他们已永远长眠在‘十二桥烈士陵园’。我和他们相比，虽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

参考文献：

1.《朱君友：十二桥惨案的幸存者》《商务早报》1999年11月6日。

2.《十二桥惨案惟一幸存者走了》《成都商报》2004年10月16日。
  3.杨代欣、杨代云《朱君友：“十二桥惨案”的唯一幸存者》《文史杂志》2009年5期。

  文：甘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