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不久，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对新的社会事物不了解、不熟悉，大都有重新学习的愿望，希望深入地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按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各地先后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及各种短期训练班，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时事政策文件，开设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课程。新解放区的大批青年学生，以及许多接受旧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和教育，了解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等基本道理，开始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逐渐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打下初步基础。
黄念田先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是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家、音韵训诂学家黄侃之子。解放之初，黄念田曾将其父黄侃的著作寄往北京赠送给毛主席。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给黄念田写来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毛泽东说道：“念田先生：惠书并承赠黄季刚先生所为词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极为感谢。先生努力进修，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甚为佩慰。尚希不断努力，日进有功，是所企望。此复，顺致敬意。”这封信在表达了对黄侃遗著的高度重视的同时，也表达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
一、从黄念田先生的自评文章看解放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起因
1950年十月一日的《人民川大》上曾登载黄念田教授所写《八个月来我的思想斗争》一文，生动体现了新旧交替之际，知识分子思想变化，向往新思想而又顾虑重重的境况。“我非常惭愧，自己一向是书呆子，不懂政治；这八个月，才追随着同系诸君之后，加紧政治学习。我学得既笨且慢，进步甚微。后来一想古语‘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学习了八个月，检讨了一下自己，的确‘今吾非故吾’了。”黄念田先生先总结自己在八个月政治学习中，虽学习较慢，但亦有进步。然后开始陈述自己在旧社会中一直处于与世隔绝，固步自封的困顿状态。自父亲1935年去世后，“十五年来，我只朝一个方向努力——克绍箕裘，旁的事情不在意下（升官发财之念，久绝胸怀）。在川大任教九年，始终做隐士——埋头教义……自今思之，以那样的态度对那样的社会，未尝不是出污泥而不染，总不算坏。（当时我住的地方，左邻右舍，今日方知不少就是国特）。但以同样态度处新社会，便欠安了。那就是：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为学术而学术，为教育而教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百病丛生了。
解放后，感觉自己从困顿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但对新的形势还太适应，有迷惘和疑惑：“一九四九年年底，成都解放了，我也从自己作的茧壳中解放了出来。久蜇的朦胧睡眼被太阳、被红旗、被五星、被一切崭新的事物惊醒。——惊是惊醒了，但有点发眩，年示真切。头几天，对约法八章了解不够，觉得这样一来岂不是革命革得太不彻底？对旧势力太宽太缓，好像有点妥协性。不像西洋史上写的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也没有电影里映的上断头台那些精彩镜头。我大不谓然，有一天，对寄居我家的一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佘君谈起，他说我犯了急性病，送了我顶叫‘左倾空谈主义’。我当时莫明其妙，欣然戴上而不辞。”
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习小组：“一九五零年一月间，川大城内部先较本训而成立学习小组，同组的有些是法律学家，有些是经济学家。法学组的先生们对解释条文很熟悉；商学组的先生们对经济政策讲解也透彻。因此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都学得踏实。又和邱坤先生研计过几次，解决了些疑难。由于这样的学习，才修正了解放初期我那过激过左的偏差。”
学习之余，黄先生还不忘向朋友和师长讨教：“那几天，谢文炳先生天天到城内部负清点工作的责任。他空了的时候，我找他谈谈。他认为我已有了斟酌的认识，仍要继续学习，逐步提高。我问他：‘近来有些人主张停办川大的文法学院，只办理工农，是吗？’他说：‘那是不成熟的意见。左倾右稚病！’我又问：‘听说要废掉中文系，把些老先生都撵掉？’他同样的答：‘不成熟的意见！左倾右稚病！听它做甚！’以后，我也学到了他那两句话，动辄就批评别人：‘不成熟的意见！左倾右稚病！’很得罪了不少人。别人也就回敬我一顶新帽子叫：‘右倾顽固派’。可是这回，我内行了，不肯戴，拼命想摆脱。但是越摆，就越套得紧。”……“（通过学习），我逐渐从小资产阶级脱离出来，现在我已加入工会，算是工人阶级了；由于随时开会，使我逐渐由个人自由主义孤独生活，走上了集体生活，群众观点也慢慢有点了；由于实际生活的锻炼，邻居刘师的熏陶，初步建立了劳动的观念；由于新法律的颁布，使我思想上的纷扰澄清，矛盾得到统一，心里平静了。由于不断的学习，认真的思考，痛苦的磨练，深切的体会，我不谦虚地说罢，多少有了一点点进步。”
黄念田先生用诙谐的笔调记述了新旧社会交替之际，自己学习求教进而思想转变的过程，一位对新中国建设满怀热诚希望，但同时又有许多疑惑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而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及期望，正如在其亲笔信中所言：“先生努力进修，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甚为佩慰。尚希不断努力，日进有功，是所企望。”
二、解放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及意义
解放之初，全国各级单位和部门特别是大中学校皆在单位内部开展理论学习，思想改造等工作。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致信周恩来，热诚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任北大政治学习运动的教师，以期提高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党中央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要求学习的行动，决定把学习运动扩大到北京、天津所有高等学校。9月29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结合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阐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强调，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但要促进这个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同时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周恩来的报告亲切诚恳，使到会的教师深受教育和启发，深感很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方能获得思想上的进步。随后，京、津两市20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
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由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开来。
毛泽东赞扬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从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夏，各地结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全面展开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学习运动，结合全国正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形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1952年六七月间，科技界也开展了学习运动。这样，由教育界开始的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一次学习运动。主要通过学习有关文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举办各种报告会，组织参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展览会，或参观工厂、农村，帮助各界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站稳革命立场，解决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划清敌我界限的问题，树立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启发自觉的原则，由知识分子结合个人经历，在一定范围的会议上检讨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及不良作风，听取并接受群众的评议，由所在单位的学习委员会提出帮助他们改进的意见。对于个人政治历史上确有问题或污点的知识分子，在组织清理阶段要求他们忠诚老实地写出材料，由组织上作出适当结论，以便他们放下历史包袱，获得谅解，轻装前进。经过上述步骤，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这次运动。
由于对如何正确解决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中的问题缺乏经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思想批评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如有的单位学习苏联，要求承认苏联的某种生物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批评西方科学家的生物学说是“资产阶级”的；也出现了过左的问题，如黄念田先生就在文中反对有人提出的过度强调体力劳动，进而轻视脑力劳动的问题，认为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贡献还比不上电灯工厂里一个工人的功绩大，这无疑是荒谬的；有的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办法，要求思想检查“人人过关”，实际做法有些简单、粗糙，给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压力，感情上伤了一些人。这种以搞运动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的教训值得总结。但总体来说，在新旧社会转换时期，我国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效果是积极的，党对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比较及时地作了纠正。
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总的是符合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希望重新学习、转变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的，实践的结果也说明，通过这种改造思想、提高认识的活动，有利于促进广大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巩固政权的实际斗争，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在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观念方面取得初步成绩。通过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主流。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经受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跟上时代的要求，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才智。
文：甘露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