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一生充满传奇。他生于晚清，目睹世道之艰辛，不敢忘忧国。从意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后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吴玉章一生都坚持革命并始终战斗在革命前沿。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历史阶段，几十年来艰苦追求“科学的正确的救国理论”，在多领域、多方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是“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

早年对救国之路的探索

吴玉章1878年出生于四川荣县，时值清朝末年。14岁那年，他在成都尊经书院念书，受黄芝等人的影响，心生“为生民立命”的志向。他曾说：“每晚我与仲兄萤灯对坐，共读历史，一同论及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古人忠义节烈、至诚感人之言行，未尝不废书兴叹，以致痛哭。常自思欲效古人之高风亮节，作一番非常事业。”^[1]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他急切地想要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后来，吴玉章接触到《盛世危言》《时务报》等新思想读物，成为戊戌变法的拥护者。但之后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国将不国。尤其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后，吴玉章领悟到：清室之不足，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另寻新路。

1903年，吴玉章东渡日本求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三民主义”的积极实践者。他与雷铁厓等早期革命党人创办了《四川》杂志，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他曾感慨：“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2]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玉章作为四川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策动了四川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革命烈火铺天盖地，清王朝统治被推翻。然而不久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继而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吴玉章陷入了迷茫，于1913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为寻求革命真理，他从电气工程专业转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并时刻忧心国内局势。1915年，吴玉章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组织勤工俭学会；翌年又组织华法教育会并开办华工教育，改良法国招工条件。

1917年，吴玉章归国，带回费尽周折与法国重新签订的为本国工人争回部分权利的招工条约，希望北京政府批准。但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贪腐风气严重，遂无果。1918年，吴玉章筹组四川留法俭学会，开办留法预备学校，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当年4月招收了第一批80名学生。次年6月毕业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优秀学生经过考试获得了留法机会。随后，更多的学子走向世界。1920年，16岁的邓小平也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之旅。我们可以从各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大量赴法俭学和以后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看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于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起作用之重。

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吴玉章在《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一书中，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作了这样的描述：最初看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从而走上激进民主主义的道路。后来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十月的一声“炮响”和五月的“洗礼”，让人日益看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行不通，从而放弃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在亲历十月革命之后写成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同时也证明了这段话的意义，“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是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3]。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最高潮——工人武装革命。书中内容使得吴玉章想进一步了解布尔什维克。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涌入到中国，掀起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奋起，从此有了一支能真正制约反动派的生力军，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了。正如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工人阶级最具革命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成为宣传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与过去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决裂，而走上了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同在“五四运动”这一年，一本名为《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称呼)的书对渴望了解苏联革命的吴玉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反复研读，认真思索，对自己以往的思想和实践作了具体的批判和总结。他在他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4]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变革时期，吴玉章的思想怎能不发生激烈的变化？“必然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5]，这种思想在吴玉章的头脑中日渐明确，他开始走向马列主义。

五四运动之后，政局混乱，一些省份掀起“自治运动”的潮流，吴玉章对此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否定，这种没有发动人民群众的“省自治”，无非是换了一批人压迫下层人民，吴玉章不同意把“自治”当作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这种“自治”方式对抵制北洋军阀有一定的效果，也不失为一个面对广大人民讲话的机会，并能以此为契机发动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工作，揭露地方军阀的利己恶行。

1921年4月，吴玉章成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取得了些许成效，后因地方军阀操控而解散。参与的“自治运动”的失败给了吴玉章以极大的震动，他意识到：自治联合会这类地域性的临时组织很容易被渗透，必须要有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坚强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当时的吴玉章还想不到，自己的这一想法在距四川几千公里外的一艘“红船”上将要悄然实现了。

4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川“自治运动”失败后，吴玉章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任校长。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推进而逐步加深，同时将其贯彻于实际活动中。他参与的革命活动更加频繁，通过写文章、演讲等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作为四川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点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川因地处偏远西南，与上海缺乏联系，吴玉章虽已听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具体情况并不明了，更无组织联系。这些身处偏远地区的先进分子们仍然在独立探索建党运动。吴玉章以成都高师为前沿阵地，深入工厂、农村，开办夜校，组织活动。使得工人、农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当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也就愈来愈迫切。”^[6]他从旧中国儒家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具体实践当中吸取经验，纠正了改良主义的错误道路；破除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软弱局限；规避了无政府主义的消极一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会和认同更加深刻了。如此背景下，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最初简称CY，后改称YC，最后定名为中国YC团），以《赤心评论》为机关刊物。在YC团所提纲领中曾有过呼吁：“各地的同阶级同宗旨的朋友们呀！赶快些团结起来合作。照着红的明灯，洒着红灼灼的热血，以求达到我们救国救世的最后目的。”^[7]这样铿锵有力的语言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

1925年1月，吴玉章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了时任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后在回忆录中提及赵世炎时，吴玉章讲道：“赵世炎同志，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引路人。”^[8]在同赵世炎的进一步接触中，吴玉章明白，“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并且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同时已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涨”^[9]，发现其与自己苦苦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于是，47岁的吴玉章坚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追到了他少年时就开始苦苦探寻的那一道光。后来吴玉章回顾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时曾感慨：“我入党时，已经47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我所经历的途程是多么漫长，多么艰难啊！”^[10]

“庆幸走到信仰共产主义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之一员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受了中国旧文化的熏陶，一方面是受了新文化的改造。我勤求真理，不愿随俗浮沉。”^[11]吴玉章顺应时代潮流，寻找救国之道，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成为共产主义者起，他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参与起草了《八一宣言》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82岁那年，吴玉章写下了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不仅是他的自我激励，同样也是他一生的高度凝练。

注释：

[1][11]《吴玉章自传》，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刘文耀、杨世元:《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页。

[4][8][9]《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第173页，第173页。

[5][6]《五四运动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第14页

[7]《中国YC团纲领》，载《四川党史》1993年第6期。

[10]《吴玉章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42页。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2022级硕士生  房世伟

（原载《炎黄春秋》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