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家里整理以前的旧有存书时，一封罗章龙先生给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吴教练的回信突然间滑落到我的眼前，这不由让我想起了38年前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上学期间与罗章龙先生的那次书信往来。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青年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建党开始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在四大、五大、六大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他因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反对王明，被开除出党，后组建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被称为“第二中央”），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另立中央”事件之一（另一次为1935年张国焘的“另立中央”）。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事件被称为党内的第五次路线斗争。

1979年上学期开学不久，我们便开始了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由于我和吴教练同学都来自乌鲁木齐军区，寝室里住上下铺，又经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问题，对五四运动时期被胡适称之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研究有着共同的兴趣，因此，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我们俩就一起选定了吴虞的话题。在阅读了吴虞的一些著作和有关吴虞研究的书籍、专文的基础上，我们俩深入学校图书馆和资料室、重庆市图书馆、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走访了原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资料主编胡公先先生，吴虞晚年的“及门第子”、成都大学中文系教师徐艾先生，吴虞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李剑彬先生，成都大学教师胡寿昌先生、吴福临先生，吴虞的女儿吴棱、吴植以及吴虞的外孙周士杰等。在我们调查走访、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1924年6月，罗章龙先生在非宗教运动中编辑出版的《非宗教论》丛书收有吴虞所写的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但苦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找到原书。于是，我俩在9月初就商量向罗章龙先生写信求教此事，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书信，直接寄往了罗章龙先生不久前才奉调进京的工作单位中国革命博物馆。求教的主要问题：一是吴虞在《非宗教论》丛书上发表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二是吴虞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三是吴虞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的一些情况。

书信发出去之后，我们一方面急切地盼望着罗章龙先生的来信，另一方面也不敢有太多的奢望，因为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罗章龙先生到北京之后工作繁忙。当年的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罗章龙先生和贺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6月15日，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当天，《人民日报》登出了罗章龙先生和贺子珍、丁玲三人的单人照片，引起了轰动。6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新增补的政协委员罗章龙教授正在撰写回忆录。况且，罗章龙先生当年也是杖朝之年的老人，恐怕无暇顾及我们提出的问题。

没想到在9月20日前后，我们便收到了罗章龙先生的亲笔回信。

全文如下：

张星军、吴教练同学：

九月七日惠函收到，所询各点，因事忙不及详复为歉。吴虞先生系宗教同盟成员，他在非宗教论上所写的文章题为“信仰自由是什么”，原文不能全忆，请查原书参考，率复未尽。

致以

敬礼

 罗章龙

九、十五

当我们看到罗章龙先生那遒劲的字体时，心情非常激动，对先生的崇敬之情也油然而生。1979年罗章龙先生已经八十有三，但在他用普通方格稿纸背面给我们的回信所书写的小楷书法不仅精细秀雅，而且就连标点符号也十分认真，这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学者的罗章龙先生治学的严谨。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罗章龙先生对我们所提出问题“不及详复为歉”的态度，去信所询关于吴虞的几个问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之多，而且在此后的年代里，罗章龙先生本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重大变故，“不能全忆”也是在情理之中，但罗章龙先生确对此心存歉意，这给我们两个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为了把罗章龙先生的回信留作纪念，我和吴教练同学当场商量，由他保存先生来信的信封，而由我保存先生来信的全文。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吴教练同学在赵清老师的指导下，先后撰写了《关于吴虞的几个问题》和《吴虞传略》两篇毕业论文，撰写的《关于吴虞的几个问题》的调查综述在1980年7月，被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所刊用。

伴随着历史风雨的磨蚀，罗章龙先生或许已经被人们所淡忘，但他作为学者的严谨认真和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年轻一代的关心、支持却留在了我的心中。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历史系1977级 张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