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 年，鹿传霖出生在直隶（今河北）定兴一户官宦世家，是鹿氏家族的第十六代传人。幼年鹿传霖“体质素强，性尤敦敏”，八岁开始学习六经，受忠烈正统家风的熏陶，立志要做国之荩臣。

1862年，鹿传霖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正式开启了游宦四方，49年担任40个官职的政治生涯。虽然大部分职位任期不长，但他高效实干，每履新职，必从下车开始走街串巷，体察民情，集中精力解决民生，政绩显著。在广西，他曾因“广西乡试多贿通謄录”，花大力气整治科举舞弊，保证了考试公正性；在福建，他严加整治地方官员，规定当地教会不得吸纳地痞流氓入会，充当黑势力保护伞，避免了百姓因无处伸冤的怨气而酿成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在河南，他带头清算全省各州县纳粮积弊，追讨各种坏账亏空，增加财政岁收30余万两。在陕西，突遇黄河因暴雨骤降，与洛水合流，泛滥成灾。当即上奏朝廷，请得二十余万两治河，命人沿岸修筑石堤，使咆哮的黄河和洛水各归其道，并变通营制，添设往来巡逻马队，既维护地方治安，又提供水情预报，民心最终安定，没有酿成大的祸患。

1895年4月，鹿传霖出任四川总督即面临一个大麻烦——“成都教案”。他马上召集所有下属研究事态，针对英美法的具体情况上书朝廷，主张各个击破，及时解决了最难办理的法国一方。并因洋务逐渐增多，奏准专门设立四川洋务总局，局址驻成都永兴巷。鹿传霖的远见卓识使在川外籍传教士得到有序管理，数量骤增，重要城镇都有了福音堂。

鹿传霖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清楚中国落后外国的是科技知识、先进人才，要缩小与列强的差距只有创办新学。1895年12月12日，到任仅8个月的鹿传霖就向光绪皇帝奏报四川中西学堂的筹办情况，请求立案。奏折首先陈述了创办学堂的缘由：“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接着报告了兴办学堂在师资、图书、校舍、经费等方面的筹备和教学内容的打算，并为三到五年之后，办学育才有所成就之时做了宏观规划；最后请求光绪皇帝，“仰悬天恩敕下总理衙门立案，议定章程，饬行遵照”。光绪对鹿传霖奏折的御批是：“该衙门议奏”。2个月后，清廷以复议转发御史陈其璋条奏的方式，要求各省大学堂克日兴办，限六个月内完成。

1896年6月18日，由四川总督鹿传霖创办的中国西部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四川中西学堂在成都铁板桥三圣祠街（今成都市商业场对面三圣街）正式开堂，何维棣为学堂的首任总理委员。学堂对学生按科类、分程度编班定级并明确了学制，一般先上附学（预科），一年后升入内堂作“学生”，三年学成毕业，其中特别出色的可提前升入内堂作“学长”，也是总计学满三年后毕业。学生除公共外语、国学课以外，还要学习10类26门课程，共计480个学分。根据修得学分不同而颁发不同的执照（文凭），其中修得六分之五学分者发头等执照，由四川总督亲自核准。新学制的实施使学堂再也不会出现旧式学院中十几岁童生与皓首穷经的老学生同堂共读的奇特现象了。现在看来，这就是学年学分制的雏形。

为了振兴教育，鹿传霖不惜投入巨资兴建学堂，但绝不允许浪费。他一边高薪聘请高素质人才担任教习，对办学有功的教习予以奖励。比如算学馆内堂教习苏映魁远道来川，教授算法和测绘，穷尽所能探奥勾源，鹿传霖下令给他每月加十两薪金。另一边则将不敬业的教习及时辞退，绝不姑息。对于学堂选拔的首批质性聪明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饭食茶水、书籍笔墨纸张、剃头洗衣、月费等优越的学习环境，要求学生努力学习，每年排有三、六、九月的小考，腊月的年终考，还有三年的大考。对学习精进，连取优等的学生给予表彰，对连连排名最后的则记过开除。随时撤换中途不堪造就、不受约束的学生，并追缴费用。当时在外排队，想进学堂的多达数百人。不仅如此，鹿传霖对待学生的严苛，几乎达到“不讲人情”的程度。一次四川东部一带突遇大水，学生李善祥深夜接到家中被水淹的消息，因牵挂亲人安全，连夜与同乡廖先凯、苏肇眉回家察看。十天后三人回到学堂傻眼了：已被除名。三人心有不甘，上书总督鹿传霖：因灾告假，请求原谅。鹿传霖回复三位学生因没向委员教习请假，属私自外出，应当除名，但准许三人在外堂学习，等候下次季度考试再核查办理。

同时期四川总督鹿传霖还面临着最麻烦的边疆困局——瞻对之乱。瞻对地处康巴，靠近西藏东界，是四川与西藏相通的关键纽带。鹿传霖上奏清廷主张先平定瞻乱，得到同意后立即派遣周万顺带领军队前往镇压，仅两个多月，尽收三瞻之地，鹿传霖因此名声大震，但就在他计划进一步实施改土归流时，遭遇各种阻拦而被迫离职。

鹿传霖带着遗憾离开四川不久，四川中西学堂因办学有成，清廷军机处以火票形式表彰了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要求各省督抚“已设学堂者量为拓展，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1902 年，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年底改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1903年锦江书院并入。四川中西学堂作为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而成为了四川大学最早的正源，创办人鹿传霖的办学方略也一直被继任者发扬并完善，为四川大学的持续繁荣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