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晚清翰林、蜀中诗魁，是蜀地“五老七贤”之首。他以其独特的文化人格与学术品格，将传统文人的教育实践与近代高等教育相融合，与四川大学结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文化因缘。

 汲古开新

赵熙与四川大学的前缘，早在清末新政时期就已缔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奏设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赵熙虽未直接参与筹建，却通过书信为课程设置提出建议。

1918年至1926年间，赵熙定期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举办诗词讲座，随性而为的风格，以及渊博的知识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当时学生李劼人回忆：“赵先生讲课不立纲目，随兴所至。某日讲李商隐《锦瑟》，竟从玉溪生诗法讲到蜀中古琴制作，又及锦江水文变迁，最后归结到‘文化如江河，必有本源’”。

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成立后，赵熙与校长张澜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关心国立成大的发展，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推崇国学研究。他在给张澜的信中推荐青年教师：“庞石帚（俊）精训诂，可授《说文》；林山腴（思进）擅诗赋，宜讲《楚辞》。”这些被荐者后来都成为川大文科骨干。当张澜筹建国学研究所时，赵熙不仅捐赠了珍藏的《蜀中广记》等典籍，还亲自为研究所题写匾额“汲古开新”四字。

1931年11月9日，国立四川大学成立。时年六十五岁的赵熙以"蜀中文章宗主"的身份受邀担任学校特别顾问。他在成立典礼上即席演讲中说道：“大学者，非惟研习西学之所，亦当为传承国故之地。今观此校规模，中西并蓄，文理兼修，实乃蜀学复兴之兆。”1932年至1934年间，赵熙在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开设“杜诗研究”讲座。与常规课程不同，他的讲座不设固定时间，往往在望江楼或武侯祠等名胜举行。赵熙善用“即景教学法”，将传统书院教学与近代课程相结合，赋予课程鲜活的特色。有次讲座恰逢春雨，赵熙以“润物细无声”为引，将杜甫夔州诗与蜀地风物结合讲解，令在场师生叹服。

 典籍守护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日寇轰炸，避免无谓牺牲，国立四川大学于1939年6月南迁峨眉。时年七十一岁的赵熙正在乐山乌尤寺养病，闻讯立即致信校长张颐：“典籍文物乃一国之魂魄，当竭力护持。老朽虽病，愿尽绵薄。”随后，他做出了一个震惊文化界的决定：将毕生收藏的二千四百余册珍本古籍全部捐赠川大，其中包括宋版《昌黎先生集》、明抄本《锦绣万花谷》等海内孤本。

赵熙不仅守护典籍，在学术坚守上也令人动容。1939年川大在峨眉复课后，他因病未能授课，却通过书信持续指导文献整理工作。现存四川省图书馆的档案中，有一封1940年他写给文学院院长向楚的信札，对《全蜀艺文志》的校勘提出十三条具体意见，小到某个字的训诂，大到某篇序言的真伪，十分严谨，这种治学态度，深深影响了当时参与整理工作的青年教师们。

诗教精神

赵熙在川大“诗教”方面是独具特色的，他主张“诗教”不应限于技术训练，而应成为人格培育的途径。1935年，他为中文系制定的《诗学门径》中明确指出：“学诗者，当先养其浩然之气，次观古今之变，末及格律声病。”这套教学理念，将传统的“诗言志”说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

赵熙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创造了“三结合”教学法：课堂讲授与实地考察结合；经典研读与创作实践结合；个人修养与社会关怀结合。李伏伽在回忆录中记载：“赵师批改拙诗《悯农》云：‘哀民生之多艰，此少陵精神也。然末句稍显直露，试思能否以景语作结？’循此指点，乃知诗艺与诗心原不可分。”

课程建设方面，赵熙在文学院开创了“杜诗与抗战精神”专题研讨。他将杜甫《春望》与当时国难联系讲解：“国破山河在之在字，非仅状物，实乃精神。今之中国，虽东南半壁沦陷，而文化命脉犹存，此即在之真义。”这种古典文本的现代诠释，极大鼓舞了流亡中的师生。据当时学生王利器回忆，赵熙常以“诗可以兴观群怨”勉励学子，将文学研习升华为民族气节的培育。

赵熙虽是晚清翰林，可是他将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为近代教育资源，与四川大学结下深厚的文化因缘。2020年川大启动“赵熙文献数字化工程”，将其手稿、批注和藏书全部高清扫描，建立多媒体数据库，赵熙与川大的文化因缘在现代、未来继续着。

注：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大学均为四川大学前身。

作者：刘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