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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老辈文人

发布时间:2017-01-19      点击次数:


成都的老辈文人

来源:《成都故事百家谈》 作者:林文询

当人们赞叹“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时,恐怕首先想到的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和宜居环境,以至美食美色美景美人情。其实,成都的魅力,更在于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与名人,天然不可分。倘无名人而侈谈名城,那是滑稽。在这方面成都人足可自豪,领大汉风骚之长卿、子云不必说了,盛唐以降更是蔚为奇观:出则风流千古太白、东坡,入则光芒万丈杜老、放翁。这些与成都有不解之缘的大师泰斗,个个都堪称中国文坛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回首历史烟云,恰似明代成都人杨升庵为《三国演义》题写的绝唱:“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苍茫中的红亮,留下永恒的辉煌记忆。这便是成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景象。

秦砖汉瓦不必细拣了。只近代百年,又涌现过多少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李劼人、郭沫若、巴金……都堪称一个个时代的巨擘,都是必定要记载史册的人物。而倘若披沙沥金,拂尘去埃,我们成都的当代文化名人长廊还会大增其光。这里我不一一细数了。我只相信,再过20年、50年,时光逝远,人们反而会看得更清楚,原来那一时期的成都,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杰出英才,有过那么令人鼓舞的文化辉煌。如果说历史上短暂的三国时期,蜀汉曾争得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么成都的文化精英们,又为我们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篇章。他们,就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上辈文人。

说来也怪,比起北京的博大,上海的繁丽,西安的深沉,我们成都其实是一座比较中庸小气的城市,但我们这里却盛产睿智大气的文人。也许这是因为,成都小气不是狭隘单薄,而是清丽平和;成都的中庸不是浑噩平淡,而是深厚淡定。一如蜀锦缎柔滑而有质地。你看历史上的状元郎,不是大都出自小县小城中等阶层么?也许个中自有同一道理。

大气何在?听听近百年前,从成都石室学堂走出去的中国新诗第一人郭沫若“在太平洋边上的放号”吧:“我是一条天狗,我要把太阳来吞了,我要把月亮来吞了……”那是何等气魄,何等狂放!翻翻被誉为“中国左拉”的李劼人的“辛亥革命三部曲”吧,其平实而厚重可以说至今无人可匹,其从容深沉的大将风度,令人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慨。而巴金那燃烧了一个世纪的激情,更是体现了这位成都小个子文人无比的良知和勇气,举国举世对他的敬重绝非没有道理。才气勇气,铸就了他们的狂放大气。这正是成都上辈文人最耀眼的特色。而正直正义,嫉恶如仇,也在这批上辈文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面对过去的封建专制,还是对待后来的极左妖风,他们大都敢于挺身而出,或放笔疾书,或横眉冷对,总之,无论如何,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蜀中文人的傲骨正气,是有誉在外的,文坛衮衮,尽皆仰之。他们的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心中耿耿,必仗义执言;路见不平,必拔刀相助。所以,连李劼人这样德高望重爱国爱民的老作家,也差点被打成“右派”,终致郁闷而去。所以,曾在当时向他伸过援手的老友沙汀以及我父亲,后来又都在“文革”中惨遭毒手。

而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是极富情趣、爱乡心切的文化人。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留学海外,有的还长期寓居他乡,但始终心系故土,情倾家乡。李劼人不必说了,他的长篇三部曲可以说就是20世纪初叶老成都的巨幅风云史、民俗史,点点笔墨,尽皆浸透成都的神髓风情。就连少小离家的巴金,其最有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家》、《春》、《秋》,也是一部旧成都的画卷,其中人事,尽系地道成都。

著述如此,生活亦然。他们都像普通的成都人一样,热爱美食,喜泡茶馆。李劼人甚至还亲自开过饭馆,那名字极有意思:小雅。这小雅,恐怕也是成都文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情趣的境界吧?不求大富大贵、高官高位,但求保持平民布衣底色,而又不失文人风度。这大概就是“小雅”的诠释。像当时的一些污浊,当今的一些低俗,他们会一掸袖筒,不屑合流的。

还有一点,他们也惊人地相似,那就是对乡土文化情有独钟。像李劼人、巴金,还有我父亲等,很喝过些洋墨水的,都酷爱川剧艺术。沙汀、艾芜等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甚至还亲笔写过或改过剧本,我父亲就曾对我这个对川剧无甚感觉的狂放小子说过:川剧剧本的文学性是极强的,很值得学习。能从乡土的大众文化中看出精妙的艺术性来,这大概也是我们成都的上辈文人们的慧眼所在吧。

是的,作为文人,对艺术的钟爱和执著追求,才是他们的根本。在这方面,我们成都人更可以感到骄傲,我们的这些位上辈文人可以说都是那一时代出类拔萃的骄子。他们的写作,绝不仅仅是凭激情,而是充满了蜀人的独特智慧机趣和高品位的艺术才情。对艺术美的追求,让他们的不少诗文堪称字字珠玑,光华四射。五四新文学大潮中,郭沫若就曾独领风骚,其长诗《女神》更是技惊四座,光耀华夏。而以川籍学子为主力的新文学社团“浅草社”(后演变为“沉钟社”),更亳不讳言对艺术美的追求,张扬“唯美”的大旗,以致被新中国成立后正统的(实为“左”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期贬义地称为“唯美主义艺术至上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团体”。事实上,回头看他们的作品,除了富于艺术性以外,忧国忧民的情思也是相当深广的。其中的“二陈一林”,即蜀人陈炜谟、陈翔鹤和家父林如稷,更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早期健将。陈翔鹤在晚年还写出过两篇至今无人可及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让极为沉闷的20世纪六七十代的中国文坛为之一震,其老到的艺术才情绝非偶然。可惜,也就是因了这两篇历史小说,他在不久后的“文革”中便因文罹祸,受迫害而逝。

可惜的当然不止他一位,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好多蜀中上辈文人,都已先后而去了。百年云烟,逝者往矣。而今又值时尚潮涌,乱花迷眼,好些年轻人已不知尧舜,不知汉唐。好些当代文人也随波逐流,附势求荣,媚俗哗众。但我相信,“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的成都人会意识到,伴20纪风云一路走来又一路走去的那些文坛前辈,真的是我们成都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成都人的骄傲。他们作为成都人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文坛的整体崛起,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卓著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的,后世要想超越,恐也绝非易事。这就是我们的这批上辈文人的可敬之处,价值所在。作为成都人,我们应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