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先生的治学道路

缪钺（1904—1995），字彦威，原籍江苏溧阳，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诗词大家。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后随家寓居保定。缪钺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缪巩，清光绪己卯科举人，父缪颂唐，著有《惟是斋文集》。1922年缪钺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24年冬，因父亲逝世，遂辍学教书以赡养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教学和治学生涯。

缪钺曾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和保定私立志存中学国文教员。1930年秋赴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年，1935年秋又曾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授及编纂一年，1938年应聘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当时浙江大学内迁到广西宜山），两年后升任教授，后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当时浙大在校长竺可桢的执掌下，人才济济。缪钺与郭斌龢、萧璋、黎子耀、祝廉先、张志岳、张荫麟、谭其骧、贺昌群、方豪、陈乐素、钱宝琮、章俊之、陈逵等学者往来密切。抗战胜利以后，因江浙物价昂贵，难以养家糊口，缪钺没有随浙大迁返杭州，而应华西协合大学的聘请，到成都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后，缪钺一直留在四川大学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遂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缪钺治学最大特点是文史结合。在他看来，治史应当注重理解古典文学发展情况与优秀传统，细心体味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精湛艺术和其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令人回味无穷。

他提出：“文史结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往往如此，如司马迁、班固、范晔、沈约、欧阳修、元好问等皆是。”“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习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

他不仅指导门下弟子运用文史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撰写了论述魏晋诗人与政治的学位论文，自己也发表了如《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人生可贵是真情――读陶渊明< 归去来辞>札记》等文章，并撰写了关于谢灵运的一系列札记。

在70年的治学生涯中，缪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早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80年代以后，同时又再次致力于词学研究。与人共同主编了《唐诗精华》、《中国野史集成》等专书，出版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旧体诗词集《冰茧庵诗词稿》，晚年还主持编撰了《北朝会要》。

50年代后期，在古典诗词评论中，因受“左”的思想影响，视艺术性为禁区，缪钺在1957年发表《杜牧诗简论》一文，文中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论诗时，必须记住所论的是‘诗’，不是散文论著，尽管思想性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仍然不能只阐发它的思想性，不能只说明作者思想与意图的价值，而必须结合它的艺术性，说明诗的意境、风格、韵味，甚至于技巧方面的种种特点。”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这样的文字是不随大流的。

1962年，缪钺又发表《关于李清照词》一文，对时人评论中全面否认李清照词中之“爱国的情感”的观点进行辩驳，提出：“如果说李清照词中有忠愤之语，固然有点过誉，但是完全否认其中有爱国的情感，恐怕也是不公允的。”针对贬责李清照词“哭哭啼啼”的说法，他认为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李清照，也不能用当时士大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女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国破家亡、暮年丧偶、飘泊无归的女子，作词时还不许她哭几声，未免太苛求于古人了。”这类对古人的同情理解，招来了以后的非议，在“文革”的大字报中，有人指责缪钺研究的都是古代文人，说杜牧是其兄，李清照是其妹。

上世纪80年代初，缪钺开始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合作，撰写词学专著《灵谿词说》。其中缪钺撰成论文23篇。1987年《灵谿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纵论唐五代两宋著名词人、词作、词论，但在体例、写法和立论阐释上，都有所创新。尤其在体例方面独创一格，将以往的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等各种体裁的内容熔为一炉。每篇开头，先用一首或数首七言绝句撮述要旨，以醒眉目，然后再附以详细的散文说明。书中每篇文章按论述内容之时代次序编排，可见词史发展之脉络。其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

1981年，缪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第一位博士。1989年，缪钺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他的专著曾多次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哲学社会优秀科研成果奖荣誉奖；1995年，《灵谿词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80年代以后，缪钺除有时为本科生讲授专题外，主要承担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他对门下弟子明确提出三项要求：“为人耿介、治学谨严、作事勤敏”，教育学生正直、坦诚，不曲学阿世，媚俗取容。他为学生讲课，所授内容，并不仅限于专业和论文写作一隅，而是博涉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制度、文化。从这些讲授中，学生领悟到何谓通古今之变，以及作为一名杰出学者所应具备的眼界和胸襟。

尽管缪钺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倾尽了毕生精力，但仍然留下了不少遗憾。在晚年，他一再表露希望招收指导宋词研究博士生的心愿，但由于如今文史学科之隔，最终没有机会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也许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

缪钺谦称自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然而，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如对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开拓创建之功，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他的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堪称魏晋史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针对传统的清谈误国论，缪钺以缜密的文思，精核的考辨，清疏隽雅的文笔，对魏晋清淡之性质、特点、不同发展时期与政治的不同关系等，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指出清谈政治在东晋时所起到的“安内攘外”之作用以及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清谈派理想之政治家形象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其文体现了缪钺治史的识见功力，为以后学人在此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及至上世纪末，此文作为学术经典，收入王元化等主编的《释中国》一书。

编撰古人的年谱、传记是缪钺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后编撰了鲍照、王粲、颜之推、颜延之、魏收、杜牧、元好问等人的年谱，为陈寿、颜之推、杜甫、杜牧、史达祖写过传记或评传。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推《颜之推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和《杜牧传》、《杜牧年谱》。

缪钺为人也颇具魏晋风骨。红学家周汝昌上世纪50年代初任教于四川大学，出版了他的名作《红楼梦新证》，于是送一本至缪钺处。不久，时值大年初二，他要进城，在汽车站遇见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过年过节的话一概不及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很‘贪’地一下子读完了，甚至耽误了吃饭和入睡。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将诗逐句地高声念给周汝昌听。

当时，在站台候车的人们都惊讶地望着这个“怪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周汝昌回忆：“先生当时的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缪钺亦以书法见长，在《自传》中自述：“我亦喜书法，临摹碑帖，见异多迁。初学书时，摹柳公权、赵孟頫，后转而学魏碑，独喜《张黑女墓志》。至于小楷、行书，初学赵孟颗，后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草书则摹孙过庭《书谱》。中年以后，致力于智永及初唐欧、虞、褚、薛四家。晚岁则喜摹文征明小楷及行书。平生作书，以萧散秀逸为宗，服膺黄庭坚韵胜之说。惟自愧“读碑帖多而临池功少，胸中所蓄不能达之于笔下。”有论者认为，他的“书法颇得学养之助”，“而缪先生当千馀年后，其诗文书法皆能得魏晋之髓，若非其学养至深厚，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长期以来，对于要求赠送书法作品或请他为书刊题签的个人和单位，缪钺几乎从未拒绝过，而且每次都是一再试写，直至满意才送出。

1995年1月6日，缪钺因病逝于成都。他去世以后，史学大家周一良特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谿妙谛一代宗师。”

这是对他一生最为精当的评价。

本文资料来源：刘琳《缪钺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特色》；钱鸿瑛《缪钺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缪钺《治学琐言》；缪钺《读史存稿》；周汝昌《春秋两度锦官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