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在乐山办纸厂
以创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长篇小说而饮誉文坛的李劼人,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而且是旧中国一位颇具盛名的实业家。原位于乐山市中区徐家扁街的嘉乐造纸厂的创办和早期生产经营工作的主持,都与李劼人先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缘分。
实业救国 艰辛办厂
李劼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参加过有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恽代英、周太玄等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时期即醉心于文学和新闻,组创《川报》,被聘为社长兼总编,在传播“五·四”精神,开拓新文化方面颇有影响。1919年李劼人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入巴黎大学文学院、蒙彼利埃大学文学院学习。1924年回国,仍然重操旧业,在《川报》任编辑,《川报》被封后,在国立成都大学任教。
当时,由于四川大部分用纸都是靠海外或沿海一带供应,质劣价昂,且多为奸商所操纵,要自己办报办刊确实艰难,于是李劼人先生便与几位留法留德知友相约,拟另起炉灶,决定“先办纸厂,后办报馆”。
1926年春,由李劼人先生发起,在成都磨子街110号他家的后院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劼人、王怀仲、宋师度、孙倬章、杨从云、郑璧成、李澄波、卢作孚、程宇春、钟继豪等十人,会议商定合伙筹资,自己办个机器纸厂,并推举李劼人与毕业于法国格勒诺布尔造纸专科学校的王怀仲负责调查厂址,着手筹建纸厂。王怀仲是眉山人,他对乐山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十分清楚,乐山地处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流处,交通方便,水源充足,物产富饶,稻草、麦草、竹子等造纸原料更是十分丰盛,于是,在他积极推荐下,厂址就选定在乐山城北岷江河畔。
纸厂筹建时暂定名为“万基造纸公司”,初建期间深得当时号称“四川实业巨子”的陈宛溪老先生的赞同支助。陈在乐山兴办华兴丝厂30余年,经验丰富,他提议“开始不妨小办,办上二、三年后有了经验再扩充。”陈宛溪认股1万元,并约股2万元;李劼人先生在成都约股1万元;原蜀新碱厂因经营不善亏折,自愿并入,全部固定资产作价1万元,这样纸厂筹建共计额定资本5 万元。 1926年,嘉乐纸厂在蜀新碱厂旧址上正式创建。
1927年纸厂建成并开工,正式定名为“嘉乐造纸厂”,自此成为四川省第一家机制纸厂,从而结束了四川长期以来依赖沿海与国外进口供纸的历史,揭开了中国造纸史上新的一页。纸厂建成时,厂门两旁用红纸贴有一副对联:“数万里学回成功一旦;五六人合伙创业四川”,此联表达了李劼人等一批留法留德爱国知识分子 “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愿望。
开工期间,陈宛溪为首任董事长,李劼人为总经理,王怀仲为厂长,梁炳文为工程师。厂里仅有工人70余人,多数为当地的青年农民,尤以井研马踏一带为最多。主要设备仅有8尺密闭圆筒式蒸煮锅一具,扬格式小型造纸机两台,工艺设备简陋,操作十分艰辛,以购自附近农村的稻、麦草和竹子为主要原料,生产一种黄色土纸,日产量为100——300公斤,合20令。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中南地区大部沦丧,入川纸张断源,四川已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纸张的需求量也在增大,这给嘉乐纸厂的发展带来了良机。1938年纸厂向省政府经济部正式申请立案,成立《嘉乐制纸厂股份有限公司》,李劼人为董事长,总公司下设重庆、成都、乐山分公司,公司一方面向经济部借款4万元,增添设备,一方面广泛集资,招募新股,李劼人通过董事会招收了重庆民生实业公司和成都树德中学的大宗股金,许多地方的知名人士如邓华民、孙德操、宋师度、吴照华等都成了股东。1939年5月,厂长王怀仲去重庆买设备,遭日机轰炸遇难,这一来,纸厂的责任完全落在了李劼人身上。1940年,公司董事会正式通过由李劼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并聘请曾留学德国的造纸专业工程师陈晓岚为厂长,特聘马寅初博士为经济顾问。此时,纸的品种也有增加,有打字纸、凸版纸、新闻纸、包装纸等,纸的年产量增为千余吨。
“嘉乐纸”纸质柔韧、平整、光洁,行销市场,被社会上荣赞为“上等纸”,西南各大、中、小学教科书和大部分出版物用纸均由嘉乐纸厂供应,重庆《新华日报》也曾使用过嘉乐纸,纸厂产品满足了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用纸的需要,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传播立下了功绩,与此同时,由李劼人等人创办的嘉乐纸厂也随之名扬远方。
抗战胜利后,嘉乐纸厂生产跌落,销路锐减,处于严重的衰落时期,年产量约300—400吨。为工厂不至于倒闭,李劼人付出了全部精力,伤尽了不少脑筋,一直到1949年解放。在“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方针指引下,工厂积压多年的纸被《川西日报》全部买光,工厂资金回笼,经营复活。此时,李劼人已打算把工厂交给国家,并将纸厂的所有资料转交周太玄,通过组织向上汇报。1952年嘉乐纸厂被批准公私合营,李劼人才辞去董事长职务,完全脱离了为之付出27年精力的纸厂事务,开始致力于政府的领导工作,担任起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深入民众 资助文协
李劼人一生渴求真理,坚持正义,关心民众。嘉乐纸厂初建时,条件极为困难,技术力量也不足,产品质劣价高,销售不出,又由于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极重,个别资方失去信心,不愿继续投资,李劼人作为纸厂发起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自然得顶住,他不仅要花许多精力去料理事务,还把多年教书卖文的收入都用来维护纸厂的生存,还欠了几千元钱的债。
李劼人家居成都,但经常以董事长身份来乐山,一来到厂里总要住上十天半月的时间,调解厂里的内部纷争,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清理偿还贷款,研究销售策略,提高职工福利。李劼人的治厂方针,有时不免会影响股东的利益,正是如此,好几次在乐山召开的股东会上,有的股东大为不满,说他不会做生意,该赚的钱不赚,照顾职工生活过多,股东分红太少,李劼人先生为此承受了种种责难。
李劼人身材高大,经常穿着一件旧式灰布长衫,显得神采奕奕,他讲起话来声如洪钟,幽默风趣。劼人先生在厂时,常到车间了解生产情况,问候工人生活, 由于李劼人先生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纸厂的员工都愿意与他交谈,反映情况。李劼人深入民众,同时也从中获得不少的文学创作素材,他的小说基本取材于四川的历史和社会,将旧中国民众的生活客观地反映到作品里,难怪李劼人的同学郭沫若称他是“中国的左拉”,“写实的大众文学家”,评价李劼人的作品是“小说的近代史”。
1937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 这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文艺团体。李劼人曾先后担任 “成都文协”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及会刊《笔阵》主笔,他工作勤奋,从不放弃自己的职责,积极倡导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响应延安的政治主张而发起签名、发宣言,开座谈会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担任嘉乐纸厂董事长的特殊身份,在文协面临经济困难之时,主动设法为文协拨款,并多次为会刊《笔阵》捐赠嘉乐纸付印,有时三五十令甚至百余令不等。《笔阵》新一期的编后语中说:“李劼人先生代表我们向嘉乐纸厂说话——这份高德厚谊,本刊怎么也忘不了。”在文协的《会务报告》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会友李劼人先生月初由嘉定归来,给本会带来五百元由嘉乐纸厂募捐来的捐款,嘉乐纸厂给本会的赞助,这已是第二次了。”又载“承本会理事、嘉乐纸厂董事长李劼人帮助,捐嘉乐纸六千张,使《笔阵》得再与好友见面,深表感谢。” 李劼人在拟定“嘉乐制纸股份公司”的章程时有一个规定,每年年终结算时,在盈利项目内可拨出百分之五作为文化事业补助费,可以说那时成都文协的活动经费和纸张都是劼人先生以这样的名义给予支持的,使得文协的工作和会刊《笔阵》能坚持下去,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嘉乐纸厂成都办事处设在成都中东大街崇德里,文协的许多会员常来这里聚会和活动;会员们对李劼人先生都十分敬重钦佩,尊称他为劼老、劼翁。劼人先生对进步作家十分关心,1938年,知名作家张天翼在郫县农村养病,李劼人知道后,专门从纸厂里拨出一笔经费,交给负责组织工作的沙汀,由他代表组织秘密前往看望,并将这笔款交给了张天翼。1940年夏,文协的地下党领导陈翔鹤失去了教书的饭碗,家境生活窘迫,李劼人先生还亲自登门看望,并慷慨解囊,使陈翔鹤全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纸厂平风波 掩护地下党
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进步力量的白色恐怖时期, 李劼人还利用在乐山办纸厂这个隐蔽的有利条件,掩护进步作家和地下党员,这里曾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1947年3月,自重庆《新华日报》撤退,成都的时局急转,6月初,国民党实行了大逮捕,许多地下党员被列入黑名单,负责文协工作的陈翔鹤也在其中。 多亏李劼人先生关心帮助,先让他在成都东郊沙河堡自己的居家“菱窠”躲起来,陈翔鹤住了十多天,当他在向地下党组织马识途汇报时说:“劼人先生绝对可靠,这是我们完全可以信任的!”
过后不久,形势对成都的地下党愈加严峻,组织上通知陈翔鹤,要求他立即转移,离开成都,躲避特务的追捕。陈想到再通过李劼人的关系,转移到李劼人在乐山办的嘉乐纸厂里去躲躲。于是,他隐姓改名为“陈定波”,以取为平定险恶风波之意,然后赶到嘉乐股份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找李劼人,当日恰逢李去重庆出差,陈翔鹤见情况紧急,只好找到李劼人的秘书谢扬青,悄悄说明原由,让他设法转告李劼人,并请谢扬青给乐山嘉乐纸厂曹青萍厂长捎去一封面交的信,信的大意是说李董事长有一个叫陈定波的朋友,因到乐山办事,顺便游览嘉州山水,打算在厂里小住些时日,望予接待。就这样,陈翔鹤没带任何行李便连夜起身,搭乘一辆货车赶往乐山。李劼人先生知道此事后,立即从重庆给厂里发去电报,要厂长曹青萍妥善安顿,多多关照。事后不久,李劼人又主持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聘任陈翔鹤为驻厂秘书兼总务主任。
陈翔鹤在乐山嘉乐纸厂留驻期间,李劼人常以视察厂务为由来厂相见,白天谈公务,夜间便邀约陈翔鹤到他董事长住的小楼阁上坐坐,两人在一起,总要喝上一杯,且饮且谈,滔滔不绝,谈个人癖好,述人生经历,交谈进步作家奔赴延安的选择,分析淮海战役最后的时局,天上地下,几乎无所不谈,直到深夜,那工厂的小楼里还传来他的哈哈大笑声。
陈翔鹤留驻嘉乐纸厂两年,得以躲过险情,保住平安,一直到1949年岁末解放,他才离开乐山。自此,李劼人与陈翔鹤二人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