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宝道人”任乃强

任新建

任乃强一生涉及诸多领域，他是四川最早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最早将《格萨尔王传》翻译成汉语，他撰写了一部农业史，绘成了第一部康藏地图。

1989年2月，父亲写作时突然中风，进医院后不到一月便去世了。他近百年的人生，撰写了25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报告，提出大量开拓性的创新的观点，在多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堪称著作等身，一代大家。

父亲曾自记道：“余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藏学研究亦由之始”。他的历史研究，皆从地理入手，开创了一度独特的研究领域。

1917年，父亲受恩师张澜资助，考入北平高等农业学堂（今北京农大前身），攻读农业经济地理。当时，家中并无闲钱供他读书，眼看就要失学，其师张澜不忍看其失学，于是找了几个老师凑份子，一共10份，张澜一人就认了7份，这样父亲才能到北京继续求学。

“五四”运动期间，作为学生领袖，父亲演讲被捕，后在全国一片声援中才得以获释。1920年，他学成毕业，回南充协助张澜创办南充中学，出任教务主任。1928年，他编写的《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出版，这是当时第一本全面讲述四川历史地理的著作，被多所高校用为教材。书虽写成了，他却发现一个问题：占四川面积一大半的川边地区文献资料非常稀少，前人著作即便有所涉猎，也是浮光掠影，语焉不详。于是，父亲萌发了考察、研究川边地区的愿望，说来也巧，他的同学胡子昂邀请学者入西康考察。当时西康地区气候严酷，不通公路，盗匪横行，生活条件极差。父亲却欣然接受邀请，只身前往。

从1929年夏到1930年春，父亲徒步千里，餐风卧雪，历尽艰险，每到一地，他都不顾高山缺氧，爬到最高处考察地形，测绘地图，探寻河流、山脉源头和走向，深入民户寺庙访问，考察史迹掌故。在他眼中，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着奇妙的魅力，他愈来愈为特殊的地理、独特的文化、纯朴的民风所吸引。为了更深切地了解藏文化，他决意娶一位藏族妻子。在路过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时，听说当地甲日土司家有三个女儿，均美丽聪慧，精通藏文。于是，在朋友介绍下，他认识土司家中最小的女儿罗哲情措，并最终结为伉俪。一个土司女儿不顾文化习俗的差异，甘愿抛弃优裕的生活地位嫁给一位穷书生，勇敢地踏上陌生之地，这需要何等超人的胆识、何等深厚的真情呵！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世界最长的、活的史诗”，对史诗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格学”。父亲就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格学”奠基人，他不但最早将《格萨尔王传》定性为“史诗”，提出历史上实有格萨尔其人，也首次将《格萨尔王传》译成汉文。其实，父亲第一次接触到《格萨尔王传》，是在与母亲的婚礼上。当时母亲家藏有一部《格萨尔王传》手抄本，母亲的姐姐就是一位善于说唱《格萨尔王传》的奇女子。婚礼期间，每天傍晚人群都聚集在寨廊上，如痴如醉的听她说唱。父亲被史诗的魅力感动，边听边记，在母亲协助下将其翻译成韵体汉文，并于1930年在《四川日报》发表，名为《藏三国》，这是第一篇《格萨尔王传》的汉译本，从此后人才知道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诗。

1932年至1935年间，父亲先后发表了《西康图经》之《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部专著，全面地介绍了川藏地区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民族风貌，被学术界誉为“开康藏研究之先河”的重要作品，至今仍为康藏研究者必读之书。其实，这部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母亲的帮助。1946年，父亲创办了国内首个民间藏学研究社团——康藏研究社，母亲担任总务干事，为筹募经费，维持《康藏研究月刊》印刷发行（刊物是免费送的），日夜操劳，积劳成疾，于1949年不幸病逝。年仅40岁。父亲悲痛万分，写《悼罗哲情措》一文深情缅怀母亲不平凡的一生，他说在母亲身上，集中了康巴妇女特有的善良、聪慧、勤劳、忠诚的秉性。

“好为第一”的教授

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时，蒙文通等人送给了父亲一个“多宝道人”绰号。这个绰号，虽为挚友间彼此戏谑，却很形象地道出了父亲的学术特点。即又“专”又“杂”，涉猎广泛，“好为第一”。

1936年，父亲发表《四川的自然区划与天产配布》，这是第一篇介绍四川农业经济地理的论著；1949年，他又在四川大学首开“中国农业史”课程，并编撰了我国第一部农业史，他也成为四川最早的农业经济学家。父亲一生从事教育，他曾协助张澜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现代中学，后来又担任三中校长，将一所濒临关闭的学校办成一所人材辈出之所。

父亲的“第一”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地理学上，他是第一个运用圆锥投影、经纬度定点的现代地图方法，测绘并绘成第一部康藏地图的学者；在史学上，他是地理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提出了青藏高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诞生地，羌族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产盐之地等一系列创说。他的历史小说《张献忠》曾名噪一时，文革中他避居南充一个岩洞中，仍然坚持写作，写出了传奇小说《长生岛》，该书描述了喜马拉雅南坡一个原始氏族社会的离奇故事，亦真亦幻，引人入胜。他还是最早从事研究皮影戏的学者，撰写过关于皮影戏历史与与皮影制作工艺的专著《灯影史话》。

父亲“专而博”的特点，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中更得到充分体现。《华阳国志》是晋代常璩所著的一部全面记述从上古到东晋时期，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物产、民族、民俗、人物、交通等方面的志书，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方志，是研究巴蜀、滇黔乃至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极其的珍贵史料。然而，因历代缺损和讹抄，原书留传至今不足9万字，而且版本众多，岐疑丛生。《华阳国志》涉及的地域辽阔，且多为前人罕至的民族地区，涉及学科众多，必须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广博的史地知识，尤其是民族历史与西南地理方面的高深造诣，文献与实地调查的长期积累，方能予以考释校注。故历来学者均对此书的考证畏难却步。父亲从写《四川史地》时即开始研究此书，集40年的广收博采和研究，在1961年写成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150万字的鸿篇巨著。其校勘之精详，议论之宏博，涉猎之广泛，见解之独到，足见其功力。可惜，当时父亲不能出版，初稿被没收，放在历史系资料室。1987年此书终于在上海出版，并荣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此次国家图书奖的古籍整理类专著只有两项，除此书外，另一本便是季羡林先生的《大唐西域记校注》。

戏迷与皮影迷

父亲非常喜好戏剧，无论京剧、川剧、豫剧，他都是十足的“戏迷”，不但爱听，不时还哼上几句。当时，著名的戏剧文学家任二北也在川大任教，与演员和戏院关系甚密，一有新戏常常得到送票。他与父亲很投合，自请联宗认为弟，常拉父亲一同看戏。父亲不但过足了戏瘾，也促成了他的皮影戏研究。在看戏中，他深感城乡文化享受的差别，萌发了用皮影戏来解决农村文化娱乐贫乏问题的念头。认为皮影戏只要一块布、一口箱、三两个人就可演出，可以深入农村各地，不需多少成本就能让农民看到戏。于是，他四处拜访皮影艺人，学习制作技术，把工资全拿去购置雕刻工具和牛皮，并买了《芥子园画谱》等书来习画，自己设计绘制《小二黑结婚》《白毛女》《闹龙宫》等新戏的人物造型和景片，收集和雕刻了两大箱皮影。将其中一箱“借给”（实为捐）成都市皮影剧团，以作推广。

1957年7月，有一天父亲正在绵花街京剧团（后调到遵义，改名遵义市京剧团）看戏，一人将他叫出来开会。到达后发现只有几个人，父亲一直正醉心于皮影设计，对时事不闻不问。在别人一再动员下，才提了两点意见：一是“现在很多教授，拿着高薪却不上课，是一种浪费，希望给我们安排一些课程”。二是“现在大学里不少青年教师，只注意红，不注意专。长此以往，教育质量会下降”。这类中肯的建议当时并没人听得进去，父亲却因此堕入深渊，但他并未屈服，仍倔强地默然继续研究写作，尽管不能发表，但仍要写。

1979年到1989年的最后十年，是父亲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连续写成《四川上古史新探》《羌族源流探索》《山海经新探》《青藏高原采金刍议》《四川黄金史》等7部专著，主编了300万字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发表了《吐蕃传地名考释》《四川各县市地名考释》等20多篇论文，开设了“康藏专门史”硕士点，带出了数名高质量研究生。此外，还赴省内外各地方志班授课，给各地修志答疑等，这对于常人来说也是难以想像的重荷，何况他巳耄耋之年。但我深知父亲这种超人的精力，既是来源于欣逢盛世的感奋，也是他倔犟精神的再现。因为他一直不服老，不服“输”，他要证明他完全有能力将“输”去的那些时光“赢”回来。而且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做到了。（作者系任乃强之子，历史学家）

原载：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