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郭沫若和李劼人的老师廖学章
梁厚果（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早期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校丙班，成为特殊而著名的班级。因为周太玄、郭沫若、李劼人、魏时珍等均为该班学生，一些鲜为人知的成都旧事也随之浮出水面：巴金、郭沫若、李劼人、魏时珍、周太玄等人的背后，还有一名不应忘记的师长廖学章。近日，廖学章的外孙、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70岁的梁厚果先生交给我们一部手稿，这是他用半年时间，克服半身瘫痪的病痛，用一只尚能活动的手，吃力地写下的近2万字，他说：“我退休了，如果我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外爷廖学章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及其附属中学校教书，继之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后任四川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这些学校合并为国立成都大学后，我外爷又被张澜聘任为英文系主任。国立成都大学以后正式更名为国立四川大学。他见证了四川大学的历史脉络和四川高等教育的变迁。
抗战胜利后，廖学章以社会无党派人士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员，1946年还到南京出席了国民参政会议。1947年后，廖学章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彻底失去希望，不再出来工作。周太玄公子周仲璧先生告诉我，外爷经常到周太玄家去，了解时局的变化情况和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因为他知道周太玄是留法勤工俭学博士，与共产党一些高级领导人都是朋友，知道一些最新时局变化情况。
1951年外爷在成华大学（今西南财大）教书。时任川大校长的周太玄，派人每月送给我外爷20元营养费，并邀请他仍回四川大学教书。廖学章为了教英语发音准确，他一次就把满口的牙齿都拔光了，准备全口镶成假牙；再加上感冒，诱发胃大出血，于1953年去世，享年73岁。
学生郭沫若的两次相邀
郭沫若是1910年廖学章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校教英语时的学生。郭沫若这样写道：王光祈（润舆）、魏嗣銮（时珍）、李劼人（家祥）、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学（转引自《周太玄诗词选集》第9页）。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到去世。外爷曾对我家人讲，郭沫若思想特别活跃，不是读死书的人。外爷第二次到日本去时，恰好也遇上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而且住得很近；郭沫若连交女朋友、谈恋爱的事，他都要给外爷说。外爷表示，婚姻的事还得自己做主，跟郭沫若的思想很合得来。
1951年暑假的一天，我上高中二年级，到舅舅家去看外爷。外爷刚洗完澡，正坐在椅子上摇扇子，看见我去了非常高兴。他让我记录：大概是在1940年前后，他收到郭沫若的来信，第一次邀请他到香港去，主办《大公报》的英文版，宣传抗日战争。外爷因为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就婉言谢绝了；第二次是1950年初，成都刚解放时，他收到郭沫若又一次来信，邀请他到北京去工作。此时外爷的确年事已高，所以再次婉言谢绝了。我外爷说，他两次错失了“参加革命的机会”。
巴金小说中的外专校长
巴金是我外爷1919年任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时期的学生，外爷当时是外专的校长。《四川大学史稿》一书第47页所载：“外专校长……继之是廖学章，著名的英语教员，思想比较开朗。1919年仍长外专，支持新文化运动。”88页：“著名作家巴金，于1919年秋，用李尧堂的名字考入地处西马棚街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直到1923年春离开成都去上海。”巴金在小说《家》中提到外专校长，“教育经费都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但我们学校情况不同……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方便点。”我猜督军指的是邓锡侯，因为他和外爷有点私人关系。
我还在读小学时，外爷为了鼓励我们好好念书，曾给我讲到巴金读书时的一些往事。外爷曾说，巴金原来姓李，也是大家出身，当时大家子女大多是坐轿子上学，就没有看见过巴金坐轿子，总是走路上学；而且天晴下雨总是爱夹着一把布伞。巴金读书很用功，成绩很好，思想也活跃，课外时间还要和同学办小报，那时我们就看出这个学生以后会很有出息。
爱因斯坦的学生魏时珍
魏时珍也是1910年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校的学生，与郭沫若、李吉力人和周太玄都是同学，也是外爷那时的学生。魏时珍1913年中学毕业后，就赴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最值得一提的是，魏时珍的博士导师就是世界大名鼎鼎的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爱因斯坦。魏时珍回国后，就一直在成都大学和后更名的四川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数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听妈妈说，魏时珍原来是青年党，他曾亲口告诉我妈，多亏周恩来总理解放初说了一句话：“魏时珍是爱因斯坦的学生”，这才保住了他解放后一直在川大任教的饭碗。
魏时珍和我外爷及家人的关系都很好。我妈和姐妹们小学毕业后在家上数学和物理课，就是魏时珍教的，他叫我妈“四妹”；我妈也知道他爱吃烤土司，夹奶油或果酱。我姨妈和姨爹结婚虽然是自由恋爱，但介绍人还是当时任成大理学院院长的魏时珍，他与我姨爹都是蓬安人。
1980年，我儿子在读兰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二年级时，受系主任和教授们影响，崇拜爱因斯坦，就叫他奶奶去找魏时珍，要爱因斯坦的原版照片和亲笔书信，我妈买了两斤土司面包，到魏时珍家去找他要。没想到魏时珍告诉我妈，这两件曾经珍藏的东西，在文革中，怕被说成是里通外国，破四旧都烧了。翻印的照片，在川大档案馆等处有收藏。魏时珍一直在四川大学工作，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成都七医院善终。
周太玄与廖家的友谊
《周太玄诗词选集》第9页记：“太玄在诸人中最年轻，他低我们一班（指郭沫若等）。”我外爷廖学章这时就正在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中学教英语；周太玄、郭沫若、李吉力人、魏时珍等人此时正就读于该分设中学，都是廖学章教过的学生。
周太玄一直思想进步，早年大学毕业时就组织和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任编辑，后来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学会（参看《周太玄诗词选集》中周太玄传略）。1920年周太玄赴法勤工俭学，专攻无脊椎动物，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周太玄回国后，先后在国立成都大学和后更名为国立四川大学任生物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四川特有的腔肠动物桃花水母就是周太玄最先命名的。
廖学章与周太玄的关系很好，周太玄解放前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夫人去世了，他除忙于教学工作外，一个人又当爸又当妈，真太不容易了。我妈说，周太玄在川大教书的每月工资并不低，但没有人管家，没计划，子女又多，有时开支周转不过来，只好叫他大女儿到我家借点钱周转。
1956年我大学毕业后回成都，我妈曾告诉我，周太玄是成都刚解放后四川大学的首任校长，每月都派人给我外爷送去20元的营养费（相当于现在的300元）；1953年你外爷去世时，周太玄又亲自去悼念，还送了200元大礼。当时我家最困难，我妈每月30元要供养我们弟妹5人，所以我妈用这个钱，给我们各做了一套罩衣，分两次寄给我作为我上大学的学习费用。我上大学得到了川大校长周太玄的间接资助，我对周太玄雪中送炭的恩情永远不忘。
舅舅在北京学习期间，常到周太玄家去耍，那时周太玄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他曾送给舅舅国庆大检阅的观礼台请帖。2004年周太玄的公子周仲璧先生送给我一本新出版的《周太玄诗词选集》，那时才知周太玄不仅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文学功底很深的诗人和词作家。
我外爷廖学章生于清代后期，日本留学时，曾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清末和民国时期，他一直在川大及其前身任英文教授、系主任和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任教于成华大学（今西南财大），是一生经历了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老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脚印。听我妈讲：我外爷是在日本读的书，学的是英国文学，精通英语和日语，也熟练掌握法语、德语和拉丁文。
与孙中山的书香交情
我曾在外爷的卧室里，就在他睡的老式铜架双人钢丝床的下方，就挂有一幅张善子亲笔给他画的大老虎，因为太像，太神似了，我小时候都不敢靠近。我外爷睡的钢丝床上首，就挂着孙中山先生亲笔给他书写的横幅，右上款写的是“学章同志”，中间从右到左写的是“博爱”两字，左下落款署名“孙文”，下盖有方形的红色印章。可以看出廖学章在日本读书时与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1926年，成都几所高校合并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廖学章任外文系主任，主要教授“英国文学史”及“莎士比亚文学”等课程。曾听妈妈说过，张澜当成大校长时，亲自到外爷家来，亲手交给他聘书，聘请外爷任外文系主任，关系很好。后来王兆荣任校长，随后辞去川大校长一职。廖学章虽然只是川大兼任教师，但是仍关心川大的建设和发展。川大在东马棚街的原“四川大学毕业同学会”旧址的那院房产，听我妈讲，就是我外爷捐赠的。
和许多旧式的书香之家一样，子女们的生活条件都很优裕，我姨妈和我妈上大学都一直是坐轿子上学，还有人送开水；但是学习压力却很重。小学毕业后，各门功课都是请专人在家教的，英文请英国人教，数学、物理请魏时珍教授教。（他是我外爷的学生，时任成大数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一口流利的英语，草书写得很漂亮，在家学了3年不到，就一起先后考入华大和成大预科。同学有高两级、叫我妈是“四妹”的乐以成，同级要好同学熊碧霜等。她们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外爷很多学生要外爷的手笔对子，很多就是我姨妈代笔的；而我亲自看到原“川康渝黄埔同学会”给他们校长蒋介石和宋美龄上书的《论后期革命运动》，就是请我妈代笔书写的，写的是仿翁同和字体。
严格的家教对两个女儿如此，对孙女外孙也如此。他用外国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的名字，取其谐音作为我们的名字。如丹特（但丁）、厚果（雨果）、曼玲（玛丽）、康特（康德)、海伦、左纳（左拉）等。我舅舅家的一个是建筑设计师，三个都是医师；姨妈家6个都大学毕业了；我妈5个子女，三兄弟总算都大学毕业。实际上，除了我舅舅大学毕业后还任职教授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博导，在中药针剂研究上有所创新；我妈和姨妈两姐妹就只是一个全职太太，解放后都只是一个药剂员，没有多大出息。
夫子的一段越洋恋爱
我外爷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主张婚姻自由，但他自己却是包办婚姻。在我记忆中，我外爷一直是个鳏夫，和舅舅住在一起，后来才知道，他的恋情也是很传奇的。1946年春，我外爷以无党派社会名流身份被选为参政员，他到南京出席参政会议时，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蔡姓参政员，并得知他正是我外爷年轻时第二次到日本留学时的情人蔡阿琴的本家。他告诉外爷，蔡阿琴在日本学医毕业后，就到美国留学和工作，抗日胜利后才回到台湾，开办了一家大型私人医院，女儿刚结婚，丈夫已经去世。我外爷托他给蔡阿琴带去了一封信。蔡阿琴立即就给我外爷写了回信，并随信寄来了她的相片和女儿的结婚照。未料到，不到一个月，蔡阿琴就从台北直飞成都，住在我外爷家专门给她腾出的书房中。我看见她带了三大箱子衣物，皮鞋摆了一排，只会讲一口英语，就是向用人要扇子也用手比划，真太洋气了。那时我正上高小，每周日都要到外爷家去打肝精针，蔡阿琴还教我舅舅怎么打。也正遇见两位蔡阿琴的留美朋友来看望她，我妈和舅舅都认识，是华大教授曹钟良和杨嘉良。我第二次去的时候，见外爷躺在钢丝床上，蔡阿琴很亲热地就坐在床头的沙发椅上，我和弟弟在外爷房中玩了两分钟就被舅舅撵了出来，还给我们说：不要影响他们谈恋爱。全都赞同我外爷和蔡阿琴结婚，并同意他到台湾去住。但是我外爷总觉得年岁老了，独自一人生活也惯了，所以最后决定不再结婚，辜负了蔡阿琴一片心意，一个月后，我舅舅送她到飞机场，她还流下了惜别的眼泪。
与文幼章、南度的朋友情
我外爷廖学章一辈子是个英文教授，有很多文人、政界的外国朋友。解放前我妈生孩子请的接生大夫，就是加拿大原华大妇产科的教授“韩师母”。她是个50多岁的外国女人，会几句中文，成都话，还逗我家养的狼狗玩，性格开朗。抗战胜利初期，有些美国大兵行为不轨，引发了成都市民的抗议，所有肉铺子都不给外国人卖牛肉吃。肉铺的伙计也分不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加拿大人，分不清当官的还是教书的，反正穿的都是西服，所以只要是高鼻子外国人就不卖牛肉。本来主要吃牛肉，吃不到牛肉的日子当然很难过。外爷买了很多份，晚上就叫人分别送到华西坝外国朋友家中去。他的外国朋友大多都是些教书的。
抗战胜利之初的一个星期天，有人叩门，我开门一看，见到我外爷领着两个外国人到我们家来，说是吃树上的苹果。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着刚采摘下来的苹果，很高兴地用英文交谈。只听我外爷给我父亲说，还是美国人厉害，丢了两颗原子弹，……外爷带到我家来的这两个外国人，分别是英国和法国的驻成都总领事。
我外爷另一位军界的外国朋友，就是美国原驻蓉空军司令南度。南度原来也是大学教授，所以喜欢结交一些当地的教授朋友。记得1946年冬的一天，南度宴请美国在蓉空军和几位中国朋友，我外爷也应邀参加。由于他多饮了几杯葡萄酒，诱发胃溃疡大出血，几个美国年轻军人就连床带人将他抬到了新医院（现华西医院）；并送去了急救的美军战备血浆。出院后外爷还嘱咐我姨妈和妈妈去买两床蜀锦绣花被面作为礼物，答谢南度。
外爷最好的外国朋友，关系最好的是文幼章。高二时，外爷让我记录，1947年，邓锡侯在庆云街公馆宴请黄逸民等和文幼章及我外爷，饭后，文幼章与我外爷用英语私下闲谈，用英语对我外爷交谈，关系非常特别。
1946年清明节，我同父亲、妈妈和舅舅到灌县去看砍杩槎放水庆典。我突然看到我舅舅和一个挎着照相机的外国年轻男人又说又笑，很是热情，因为他们都讲的是英语，我听不懂，我妈告诉我，那个年轻的外国人就是文幼章的儿子。长得那么高了，他小时候文幼章回加拿大去时，就把他放在你外爷家，和你舅舅一块玩，所以他们见到很亲热，都忘了看放水。1990年，川大外办主任告诉我爱人，文幼章儿子到川大来故地重游时，还特意打听我舅舅现在家的地址，却未能见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