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践行者的楷模------曾躬耕于四川大学的一代通才周太玄

李建华 李朝鲜

“少年中国勇探求，涉广猎知行未休。更赋新词惊奇绝，文华蕴藉数风流”（何郝炬盛赞周太玄先生）。周太玄（1895.2～1968.7），曾任四川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校长。他系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教育硕士、蒙伯里大学理学硕士、巴黎大学生物学博士，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翻译家、 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诗人。周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堪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践行者的楷模。

生物学家：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

少年周太玄生活在祖国遭受内乱外辱的时代，国人之愚昧更是令人发指。曾有几个晚清遗老平生第一次看见电灯，当即跪下磕头，惶恐万状，念叨不已：“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此事深深刺痛了周先生，深感“祖国需要科学！”自此，“本是一个感情深厚与文笔优美的词人”，却决意学科学，用科学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

周太玄1920年考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先后通过了植物学、地质学、动物学等多门学科的考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24年，获得蒙彼利埃大学教育学硕士后，进入巴黎研究院，专门研究细胞学和腔肠动物。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在细胞学、腔肠动物，特别是水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并利用“松滋侯”墨把细胞组织清晰地展示出来，解决了细胞研究中的染色问题，。从1921年至1930年，周太玄完成了七部专著，四部译著和几十篇论文。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这个学位要求相当严格，淘汰率往往达百分之八十左右。1949年苏联出版的《低等动物胚胎学》还引用了他的图和叙述。

归国后，周先生将他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深爱的祖国。在四川大学迁至峨眉期间，川大学生在乐山农村发现了一种铜钱大小的粉红色水母，请生物系鉴定。已任川大教授的周先生欣喜地发现，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新品种，便将其命名为“桃花水母”。他对这种水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全省做了普查。结果在各地都发现了这种生物。建国后，他组织带领人员对我国沿海地区水母分布进行了普查，与助手一起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论文，填补了我国水母研究的空白。仅在《烟台水螅水母的研究》一文中，就有25种水母是我国第一次记载，4种是太平洋地区第一次记载。他为我国水母研究开辟了道路，被称为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早在1946年10月，他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的《瞻望人类的未来》一文中就曾预言：在物理世纪之后将出现生物世纪和社会科学时代，如今这一预言正逐渐变为现实。

著名教育家：变课堂为艺术

周先生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在青年时代就曾译著过十多篇有关教育的文章。1912～1923年周太玄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125篇文章。1923年，他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庚子赔款与教育”的征文竞赛。黄炎培、任鸿儁等评审认为他的文章“将计划分为教育与学术两大部分：属于教育的，以关于教育上的辅助为主；属于学术的，以学术上的兴创为主。他这样一来把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问题，提纲挈领面面周到了。他的计划也都是切实可行的。”这篇获得第一名的文章刊登在《教育杂志》15卷6期上。

1930年11月，应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张澜校长之聘，周先生饱含热情地投身到科教救国的实际行动之中。次年，三大学（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而成的国立四川大学师资力量在全国三十多所大学中名列前茅，生物系更是如此，集聚了钱崇澍、方文培等著名生物学家。周先生与他们一道，在教育的战斗阵地上，用“科研”和“教学”这种特殊武器，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向贫穷和落后开战。他先后开设了生物学概论、无脊椎动物学、胚胎学、细胞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进化论等，不论学生多少应开的课程都开设齐全，凡无人教的课程他都承担。周先生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课堂总是妙趣横生，学生赞誉说：“听周先生授课可说是一种艺术享受”。当时的四川大学规定，凡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应选修一门自然科学课。选周先生所开生物学的人甚众，多为慕他的高名。他对这些同学循循善诱，讲课时徐言不疾，多方取譬，妙语满堂，常激起学生对生物学的极大学习热情，学生虽仅学一年，而往往获益良多。

1935年，时任四川大学校长任鸿儁向教育部提出在成都市九眼桥外要2000亩地建新校舍的计划，成都市很支持并落实了土地，但教育部的应拨经费却迟迟未到位。周先生与魏时珍代表学校找到正在成都的蒋介石，请其解决迁校问题，得到了蒋的答应，所建校区即为今天的四川大学望江校区。1951～1955年，周先生担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校长），主持了学校的“三反运动”，引领了四川大学向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历史转变。

时代先锋：不断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周太玄先生一生经历数度磨难，却愈挫弥坚，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高扬着先进文化的旗帜。为把“满目疮痍犹未复，可怜当道多豺狼”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风华正茂的周先生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并担任文牍。两年后，“巴黎分社”成立，周先生当选为书记。张闻天、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朱自清、李劼人、田汉等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这个组织。这个被蔡元培视为“最有希望的学会”，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和文艺家。多年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还很关心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均问起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况；1945年，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时，也向周先生问起同样的问题，还询问能否恢复这个组织。

1919年，周先生创办了“巴黎通讯社”，将巴黎和会的真相在第一时间传回国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又创办《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为新思想在留学生中的传播提供了重要阵地。1939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化笔墨为匕首投枪，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1940年，出任“平原诗社”社长，给他们讲古典诗词，介绍法国诗歌的各种流派，不仅以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这个左翼文学团体，还帮助、指导了“平原诗社”的诸多青年诗人（这个诗社的诗人们后来都成了新中国文学和出版界的骨干）。1943年，重回四川大学任教并任教授会主席的周先生经常在学术团体和各级学校中作学术报告和形势报告，公开指责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动行径，在黑暗中为人们指引前进方向，被称为“红色教授”。1948年，担任香港《大公报》顾问，次年主持该报工作，写社论五十余篇，专栏文章四十余篇，是该报迈向新生的主要推动者。1954年，受中宣部委托，创办起中国科学出版社，开创了新中国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出版社，为新中国的科学出版与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爱国诗人：诗作入选中学课本

周先生同窗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写道：“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最年青……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周先生一生著有诗词两千余首，《书寄峨眉山人》、《忏情诗》、《高山流水》等等“在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上都具有引人入胜之美”（陈应鸾），“字斟句酌，无论长言短咏，皆极精思”（钟树梁）。他的新诗和《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诗的将来》等诗论，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其中，《过印度洋》影响最大：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哪里是非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诗句隽永清丽，音韵铿锵，抒发了远离故乡时对美丽祖国的思念之情。该诗一发表，就被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赵元任谱成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唱歌曲。胡适认为此诗是“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的代表作，朱自清亦甚赞赏。此诗入选了当时的中学课本。著名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一文中写道：“直到现在还记得她（指蔡芸芝）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即《过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