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经是“五四运动”在四川策源地的四川大学，当时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又成了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和革命者的摇篮。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吴玉章、恽代英、杨闇公、童庸生等，集结校内进行活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应当首推本校教员王右木。

作为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革命群众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四川地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主要创始者之一，王右木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极为丰富。

艰难求索

1887年11月12日，王右木出生在江油县武都镇。在少年时代，王右木先后就学于江油县登龙书院和龙安府巨山书院，“应童生试，名列前茅”。

1907年夏天，20岁的王右木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优级部。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成都已是四川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和集结地，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同样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教师中有许多外籍人士和留日归国学生，思想十分活跃，革命空气浓厚。在校内，王右木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以及吴玉章主编的《四川》等。这些读物对王右木影响很大，他的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得到启蒙。在学校，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同时非常注意锻炼身体，经常爬山、游泳、洗冷水浴。他认为，有广博知识而无强健体魄，是不能成就大事业的。

两年后，22岁的王右木毕业回到家乡，受聘为龙郡中学堂监督，即校长。他大力改革校务，整顿校风，一心想为国育才。但是，神州陆沉，国事日非，单单办好一所中学，对于国家民族又有多大裨益？他认为，要富国强兵，非振兴科学不可。于是，王右木又于1910年重新考入母校数理科，学校已经更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1913年秋，王右木毕业后重回龙郡中学任职期间，考取了官费留日学生资格。1914年，他辞家去国，浮海东渡，到日本留学。他一改初衷，由应庆大学理化科转入明治大学法制经济科，如同许多革命先驱一样，决心从改造社会入手来救国救民。

1918年秋，王右木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立即启程返国，回到家乡江油县。他的大哥王初龄为江油著名社会活动家，本欲让他填补改选后的省议员位置，但被他拒绝了。王右木说：“我绝不能求自身荣达，去走升官发财之路。我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现在我从日本回来，当然是准备去革命的，准备和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一道，共同努力，摧毁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我怎能去当什么省议员呢？”

良师益友

1919年6月，应校长杨若堃的聘请，王右木回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学监，并兼任经济学和日文教员。从此，他以母校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

王右木利用教学的机会，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讲经济学，就根据教科书上的纲目，结合实际，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很注意方法，讲课中并不曾谈“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但他常常使听课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逐步认识中国社会的某些本质问题。

王右木不像其他一些旧式教员那样喜欢摆架子。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每次上课后，从来不到教员准备室去等工友给他打洗脸水和泡盖碗茶，更不到学监室和教务处去说学生的坏话。他总是把一顶旧呢帽戴得矮矮的，悄悄走到教室侧边来找同学闲谈。下课后又有很多同学围着他谈问题，要一直谈到下一堂课的钟声响了他才脱身的”。

他利用当学监的方便条件，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经常教育学生说：“要研究新的社会科学，从旧的国故中走出来，做中国的新青年。”他在后来也并入四川大学的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讲课时，针对当时一些空喊“实业救国”的论调，尖锐指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

马克思读书会的启蒙者

1920年初，在上海的陈独秀与在北京的李大钊相约在南北共同筹建党组织。当年8月，陈独秀在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的帮助下，与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暑假期间，王右木前往上海考察，会见了陈独秀等，了解到上海和各地筹建党组织和《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深受启发。

王右木返校后，即于年底在校内明远楼成立马克思读书会。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四川地区最早诞生的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革命群众组织。成员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发展到各校，中小学教师及少数工商从业人员后来也参加进来，达一百余人。

读书会由王右木直接指导，每周活动一次。他自费订购了《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等进步书刊，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恽代英给会员讲阶级斗争。讲得最多的还是王右木，曾经专题讲过《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神髓》等。他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他“发言激昂，鼓动性强，颇能打动听众的思想感情，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理论宣传家”。

马克思读书会团结了大批青年。许多党、团的优秀干部，如童庸生、袁诗荛、廖恩波等，都是在读书会中受到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的。读书会为四川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人声》，人民的呼声

五四运动以后一段时期，面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王右木感到光靠读书会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于是，他主编的《人声》报便于1922年2月应运而生。何谓“人声”？用他的话说，这个刊物“应鼓动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提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呼声”。王右木集社长、编辑、主笔于一身，将大部分工资都用来办报。

《人声》报是四川地区第一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创刊宣言公开声明：“要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去分析社会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它深入浅出地介绍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基本理论，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批判无政府主义，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猛烈抨击四川军阀拥兵虐民的防区制，深入探讨文化、妇女、青年等各方面的问题。1922年9月，因《人声》报刊登揭露江油地方军阀和县太爷狼狈为奸、搜刮民脂民膏的罪行，王右木的大哥被囚于牢狱，二哥被酷刑致死。王右木悲愤至极，但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人声》报的出版发行，给徘徊不前的四川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使青年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和改革社会的正确途径。四川地区两届团委书记童庸生、蒋雪邨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都谈到他们在创建团组织中受王右木和《人声》影响的情况。《人声》发行遍及省内外和社会各界。张秀熟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向导》周刊出版前，《人声》在四川起了它不可磨灭的战斗先进作用。”

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前头

王右木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也是革命群众运动的组织者。1922年夏天，四川爆发了一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其主要领导者就是王右木。在王右木的领导下，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

1922年夏秋之际，王右木在组建了社青团成都地方委员会并赴上海与中央取得联系后，即遵照中央指示，回川组织社青团员开展工人运动。

在工作有一定基础后，王右木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在校内办起了成都市第一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工人夜校。他和国文部学生谢国儒等人，在课堂上讲阶级斗争，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于王右木扎扎实实的启蒙工作，长机帮、生刍帮、建筑帮、牛骨帮和店员帮等二十多个工会陆续成立起来了。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王右木带领社青团员和读书会员，通过各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抗议北洋军阀暴行，声援京汉铁路工人。这次大规模的活动，第一次显示了组织起来的成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1923年5月1日，成都市劳工联合会成立，发表了《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标志着四川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也是王右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成果。

为四川地区党、团组织奠基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相结合，使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右木开始进行创建党团组织的工作。

1920年至1924年期间，每年暑假他都要去上海，先后和党团的领导人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张太雷和阮达时等有所接触，并和施存统进行了较密切的通信联系。这对于他领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有很大作用。

1922年4月，由王右木领导的马克思读书会的骨干成员童庸生、钟善辅、郭祖、阳翰笙、李硕勋、刘弄潮、雷兴政等，根据《先驱》杂志刊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自发组织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了和团中央取得联系，建立正式统一的组织，王右木于1922年7月赴上海。时值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沪召开，会议制定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使他明确了斗争方向。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等发给他《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号》等文件，委托他回川建立团的正式组织。

王右木回到成都后，在原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于10月15日在自己家中正式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选出执委，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生童庸生为书记。王右木则因年龄大，以特殊身份指导团的工作。这是四川地区最早的相当于省一级的团组织。

随后，王右木又按团中央指示物色本校国文部毕业生刘砚声、张秀熟和何珌辉等，委托他们分别进行重庆、川北（南充）地方团组织的筹建工作。在恽代英的支持和团中央的决定下，王右木于1923年5月直接担任了书记，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到1924年初，成都地方团已建立了11个支部，团员遍及全市，团组织成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核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四川建党时机成熟了。1923年5月，王右木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在四川建立党的组织。8月上旬，他亲自到上海和广州找党中央联系。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委派他回川建党。

1923年秋天，王右木带着党的“三大”文件回到成都。根据党的指示，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选拔了一批骨干，按组织原则转党，组成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一组，直属中央领导，由王右木暂任书记。1923年冬，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成都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同时命令他辞去团的职务。这个组织即中共四川支部，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党组织。王右木在创建四川党、团组织方面具有巨大贡献和主要奠基作用。

视高官厚禄如粪土

在创建四川党组织的同时，王右木积极贯彻1923年6月党的“三大”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四川积极推进国共合作。王右木则身体力行，带头按党中央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由于其声望和胆识，他被聘为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宣传科的副科长，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动群众投身革命运动，为北伐战争做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在国共合作中，王右木正确执行中央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注意维护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一方面，他力求与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合作共事。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右派和陷民于水火的四川反动军阀，他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3年下半年，他在与社青团员、大军阀杨森的秘书秦正树以杨森的名义主编的《申子日刊》上著文，巧妙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反对“防区制”，反对军阀混战，反对拥兵虐民，主张还政于民，并颂扬十月革命，介绍社会主义。这些，当然为杨森所忌恨，但又慑于王右木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群众中的威望，便企图收买他。1924年春天，杨森的四个亲信副官抬着一大箱银元和一张杨森签署的军部督办署高等顾问的委任状，说“杨军长久仰大名，请来共理川军”。王右木婉言谢绝。在把军官们打发走后，王右木对妻子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的信仰主张是水火不相容的，我怎么能去做他的官？”

高山仰止

1924年暮春，王右木对工作略作安排后，告别妻儿，取道嘉定、叙府、泸州，乘轮东下，去上海与党中央联系，并到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区广州参加党的重要会议。

是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会议通过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北伐战争已准备就绪。在这样的氛围和形势下，王右木也受到很大的感染。

不久，王右木领受任务，经广西、贵州艰苦跋涉步行回川，一路进行社会考察。是年中秋前夕，亲属收到他的来信，得知已到贵州土城，离泸州不远。但是，此后音讯杳然，同志们和亲人再也没能见到王右木。他在贵州土城至四川泸州的路途上失踪了。据传说，杨森收买利用王右木不成，竟与贵州军阀周西成串通一气，在土城一带将王右木秘密杀害了。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王右木为革命烈士，并发给家属“光荣纪念证”。

王右木的一生是短暂的，牺牲时年仅37岁。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更短，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投身时代潮流，到1924年秋失踪遇难，不过5年时间。但他的一生是不断探索的一生，开拓创业的一生，勇猛搏击的一生。他学府执教，泽沃群英，为大革命培育了许多骨干。他巴蜀播火，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遍全省。他艰苦创业，为四川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基础。他英勇奋斗，给四川地区无产阶级事业开辟了广阔道路。

（改编自：陈光复 靳用春《王右木烈士——四川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先驱》）